首页 -> 2008年第4期
浩然：逝去的背影
作者：陈徒手
作为一个注意观察生活的作家，他很注意钩沉—些细节，复述一些十分珍贵的当年现场对话（譬如江青派他和诗人张永枚慰问西沙军民的场景）。这些历史旧事，在他的内心里沉淀许久，也压抑了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
面对玻璃窗外还算整齐的县城大小建筑物，老人在中午休息后能一直讲到傍晚5点多。看着融入夜色的老人的脸，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和政治的疑团在这暮色苍茫的场景中生发开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渴望时间停滞下来的时刻！
每次离开三河，老人总是执意站在门口，看着我走远了才回屋。临别时他总说，下次可以谈得再从容—些，再好好谈几个问题。
从高速公路驱车回京需一个小时，高速路没有路灯，夜色显得浓厚，各种车辆争先恐后地往京城方向奔走。靠近城边，慢慢地可以看到北京城区耀眼、浮华的灯光群，像一个充满无尽魅力的巨大容器。三河这样—个偏僻小城，其孤寂与京城的繁华，真有天壤之别，而浩然几乎是自我放逐到小城的，抱定决心与过去的一切割离。
他说：我不愿住到城里，住在文联宿舍不愿见人，老是低头走路。
背着过去的包袱，老人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在人与事的许多枝节上没有求得一个彻底解脱。他来北京，有时开个会，有时为多病的老伴求医抓药，总是当天返回。文联宿舍的熟人们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在三河写书、扶助冀东文学新人等等，“文化大革命”的相争及清查的往事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偶尔提及都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他的内心还是牵挂城里的一切，视野放及世界。记得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最近文艺界有无大事?”我说：“作协刊物要断奶。”他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北京文学》还能凑合，有董事会。”他任过几届《北京文学》主编，这种牵挂就变得很实在。
有一次闲聊到某个邻近国家的做法，他愤而说道：“他们还是老一套。”这也是一种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满意度。他诚恳地说过：“不搞改革开放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他对冀东大地上的变化是满心欢喜的，只不过对当地一些暴发户的做派看不惯，闲谈时多有愤激之言。
《艳阳天》差点被埋没
长篇小说《艳阳天》在“文化大革命”时几乎家喻户晓，但它的出版却有一些小波折，让当年创作势头正旺的浩然碰到一点小挫折。
1998年11月27日，浩然在三河寓所谈了这段出书的经历，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我没有引用到《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现在根据当时采访笔记，引述如下。
60年代初，我已经写了很多作品，入了中国作协，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当时不少作家都在西山八大处写书，如张长弓、杨沫、刘知侠等，我记得杨啸就在写《红雨》。
我在八大处写完《艳阳天》初稿，就给出版社打电话，请他们来看看。当时他们经常上山来看东西，譬如看李準、徐怀中的作品。而他们这次就不同，说你送来吧，不愿来取。我就利用一次下山进城的机会，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瑞芳的爱人严励是上影厂的编剧，他想改我的短篇《朝霞红似火》，就让我去上海参与改编。在上海期间忽然接到《收获》以群的一封信，说《收获》要恢复，人文社把《艳阳天》书稿给他了。我知道了很恼火，人文社的人没有看书稿，就把它推给《收获》，他们就认为我没有生活，写不出好稿子。这部书稿别人看过，任彦芳几人看过都叫好，而出版社的人就没有看稿。
以群后来来找我，他喜欢《艳阳天》，他要把陈登科的《风雷》临时撤掉，换上《艳阳天》，希望我抓紧时间改改。
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要跟北京的人文社合并，成为人文社的分社。我就趁此机会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信，要把书稿给分社。过几天人文社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找我，说北京重视《艳阳天》，要出。
我回北京时，出版社还去机场接我，到家中看我，我很冷淡。
当时有话传到我的工作单位《红旗》，都是出版社说的，说我去了一趟上海学坏了，竟敢对编辑说要撤回稿子。出版社要我下去参加“四清”，我仗着年轻气盛，不去，就请假到西山改《艳阳天》。
跟人文社闹了那么一场，出书不易。
《艳阳天》当初的冷遇跟后来的红火对照，难免会给浩然带来一点沉郁。
躲江青
在采访浩然的过程中，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取的躲避办法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些文艺界老人说，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江青又处于那个特殊的位置，很难避免其中的诱惑和盲从。在当时极左的风潮下，浩然也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一心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创作条件，也想出一些办法应付。
他几次跟我说，干不了官场的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下。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又想当官又想创作是不行的，不能脚踏两只船。
江青曾派他和诗人张永枚去西沙慰问前线军民，在西沙开了十几次大会，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带信，没有交代说话任务，在热闹的大会上坚决不说一句话。
有一次为了躲避上面的一项交差任务，他隐姓埋名跑到延庆大庄科写作，到村里供销社吃饭，睡在卫生所病床上。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让广播找人，浩然无奈之下才去接电话。
有一年江青、于会泳点名让他参加一个创作组，他想以不熟悉为由推脱，去找市委黄书记。浩然说：“我弄不了。”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黄书记只好说：“那就出去躲一躲。”后来浩然就以血压高为幌子在大年三十住进医院。
浩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跑遍冀东、京郊一带，与这—片土地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他说，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做代步工具，靠了它走遍许多村庄。他还说，曾骑车到过十渡、怀柔、密云等山区，深入到农家采访，与不少固定的老关系户保持密切联络。最熟悉的村庄莫过于顺义的焦庄户，这是当年抗战时因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子，他时常骑车来此走家串户，介入农家的生活，与干部村民打成一片。村支书萧永顺成为《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之一，焦庄户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
我后来喜欢郊游，曾从城里开车到过十渡、焦庄户等村庄，约需一个多小时，对我来说，路途已显得遥远。我到达村子后总是惊讶许久，想象浩然当年一路风尘骑车下乡的情景，10年间能始终保持这种下乡状态，不能不佩服他的吃苦和耐力。我曾把这种钦佩告诉他，他笑了笑，说：“习惯了，就不苦了。”他又说：“我是农民出身，没什么的。”
他对江青的躲避是有意的，也是无奈之举。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官场混事，有时耽误时间太多，很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基层，更多地接触农民。
浩然创作生涯中的亮点和不足、长处和局限都很明显，作为“文化大革命”文坛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文字和教训，应该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文献。（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7期，内容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