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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青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前后
作者：于吉楠
四季青人民公社《三年规划要点（草案）》是一个生产规划、文教卫生规划和生活福利规划，没有专门讲改变所有制和分配制等问题。当时，许多人误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就是全民所有制了，现在主要是解决分配问题，从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取所需，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这些问题是在随后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中提出并要求解决的。
“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
为实行《三年规划要点（草案）》作准备，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决定在全社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10月初，公社党委从全社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和下放学生）中，抽调400人组成工作团，集中培训，我参加了这次培训。
10月11日，在工作团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任书记作报告，明确指出：这次“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分配问题，全部实行供给制外加津贴费，多少分等级，乡干部的工薪取消，国家干部的工薪暂时保留，外地做工的工薪要上缴公社，公社包其家属的生活。第二，彻底消灭私有制问题，房子、自留地及其菜、树木、农具、耕畜一律归公，小家畜、家禽作价留公社。第三，生产问题，一定要掀起生产高潮，保证出勤，解放劳动力，做好秋收秋种工作。他还宣布今年的收入，一律不再往下发放了。
10月14日，工作团的各工作组分别在各生产队同群众见面。会上，工作组宣布公社党委的两项重要决定：一是从10月16日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社员都到食堂就餐，伙食标准每人每月平均6元至6.5元，老人8元，专业单劳动力8.5元，小孩6岁至4岁3.5元，3岁以下1元；二是免费发放棉衣，每人发1斤棉花，按12尺布票算每尺发0.35元。这个消息，在当时是震动人心的。
接着，“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始了。10月16日，我在西平庄社员大会上宣讲了公社的《三年规划要点（草案）》，说明当前要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和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问题。在讲分配问题时，根据站领导的意见，为便于展开讨论，提出了三种办法即按劳取酬、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完全供给制，征求社员意见。会后，连续几个晚上组织队干部和社员分组讨论。在讨论中，社员普遍对公社的《三年规划要点（草案）》表示拥护。他们说：“苦战三年就能过上这样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真是太好了！”但是，一谈到当前的三大问题就想不通了。
分配问题是社员最关心的问题。许多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比较困难的社员都赞成实行完全供给制。他们说：“公社把社员的生活全包下来，就能保证每个社员都过上同样的好生活”。而那些家里人口少、劳力强、生活比较富裕的社员则认为还是按劳取酬好。他们说：“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最合理的”。有的社员还说“按劳取酬要改，也要从明年起改，如果现在就改，我这一年的工分就稀里糊涂全完了”。这时，公社党委算了一笔账，1958年全社收入只有660万元，30％留做公积金，70％用于分配，实行完全供给制是做不到的。于是，公社党委决定提出实行“供给制加工资”的分配方案，具体内容是供给制实行“五包”即包吃饭、小学学费、生育、托儿、看电影，约占67％；工资占33％，分为7等，由12元至3元，每月评定一次。这个方案下来后，社员的意见还是很多。一部分社员嫌包的少，要求把“吃、穿、烧、医”都包下来，而看电影包不包没意见。一部分社员嫌工资太少，要求增加工资的比重和钱数。社员普遍要求不管实行哪种分配方案，都要赶紧把钱发下来解决实际困难。他们说：“一年不开支，真够呛！各家都等钱用，小孩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年轻人要结婚，没有钱办不成事。”
在讨论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问题时，队干部比较关注的是原社队公共财产的处理问题。他们说：“因为各社队情况不同，以前小社并大社时，公共财产都要折价计算，现在成立公社也应该这样办。可是没想到一下子就全归公社所有了，这样马大哈处理不行，我们要吃亏啊！”社员关注的主要是住房归公问题，特别是房多、房好和新房户抵触情绪更大。有的社员说：“我去年盖新房，欠下100元钱的债，谁替我还？”有的社员说：“我儿子要结婚，谁给他盖新房？” 还有的社员说：“我家的房子不入公社，将来公社盖楼我也不去住。”对自留地收归公有，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对自留地上种的菜都要求归社员个人所有，还要求社员可以自养鸡、猪。
讨论生产问题，社员自然联系到公社规划的指标，认为1959年要达到“小麦亩产6000斤至1万斤”等高指标，是不可能的，但都不愿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怕被辩论成“右倾保守”。有一位老社员讲了实话，他说：“今年小麦丰产，每亩300多斤。这次种麦时，深翻地、选良种、密植、多施肥、浇足水，明年能达到五六百斤就是大跃进，再怎么解放思想，小麦亩产也过不了千斤啊！”（1959年小麦实际亩产为400多斤）社员们也不相信报上刊登的那些所谓高产“卫星”。有的社员说：“徐水一棵白菜重几百斤还不像水缸一样粗吗，这怎么可能呢！”有的社员当笑话说：“谁也不能去瞧瞧，他们那一亩地到底有多大啊！”
这几天，队干部思想不通，没心思抓生产了，社员的积极性也大受影响，劳动出勤率明显下降。为扭转这种局面，站领导撤了老队长，换了一个积极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年轻人当队长。站长亲自到西平庄召开队委会进行“批评教育”，他还在社员大会上肯定要实行供给制，批评了所谓“留恋按劳取酬”、“留恋私有制”和“不积极参加大跃进”等右倾思想，强调必须完成秋收秋种任务。接着，站领导抓紧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撤销生产大队，把生产队编为10个连，西平庄是第三连。经过这一番整顿，队干部重新打起精神，组织社员连续进行“苦战”、“夜战”、“突击”，掀起生产高潮，到11月中旬基本完成了秋收秋种的任务。
但是，“共产主义教育大辩论”却冷场了。从队干部到社员都不愿意开这样的会。有一天，我找队干部商量开会的事，他们说：“得了，别辩论了，没有不通的。上级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社员大多数同意，少数服从多数，不通的也得干，以后慢慢通了再说”。到开会的时候，社员来的晚，人也不多，发言的总是那几个人，讨论不起来。
那时，北京市委对郊区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允许搞试验，但不在报刊上公开宣传。据我从下面了解，各公社情况大体相似，有些公社比四季青公社搞得还要急进。
公社规划的终结
11月18日，我到站里开宣传会议。站领导说：“大辩论的事要不要暂停，还没有决定，这不是我们一个社的问题。最近，中央在郑州开会讨论了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文件要等中央政治局批准后才能执行。彭真市长到北京郊区公社检查工作，也对分配问题作了指示，主要是积累要适当，多照顾一下社员生活，供给要适当，工资多发一些。”站领导还说：“社里已决定先给社员借发一部分工资，一等劳力10元，二等劳力8元，三等劳力6元，等外劳力5元以下，以后再算账。当前工作还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为主，重点辩论搞好公共食堂和托儿所问题，也要注意社员休息，保证睡眠，执行大礼拜制度。”会后，队里向社员发放了暂借款，停止搞大兵团“夜战”，保证了社员的休息，食堂也允许社员把饭菜打回家里吃。社员的紧张心情有所缓解。
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要求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着重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决议》肯定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强调“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决议》还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零星树木、小家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这个《决议》的出台，有力地遏制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1959年1月，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组织全社干部党员认真学习《决议》，澄清了一些对人民公社的误解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混乱思想，开始反思这一段工作中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并准备在即将进行的整社中，按照《决议》的要求改正。以后，没有人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公社的《三年规划要点（草案）》还没有“转正”就终止了。
学习《决议》，联系实际，我同公社的干部党员一样，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决议》指出：“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59年1月19日，我们结束下放劳动锻炼，告别西平庄返校。（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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