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中东路战争再研究（二）
作者：薛衔天
布留赫尔命令沃斯特列佐夫率所部继续东进，消灭海拉尔中国守军。11月26日，大量轻重汽车和装甲列车满载苏军，从扎赉诺尔直向海拉尔追来。但中国部队于25日撤出了海拉尔。27日苏军进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
原来，11月19日满洲里失守后，张学良不听南京禁令，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设法与苏联外交部接洽，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主动放弃海拉尔，避免一次流血冲突，是张学良为了尽快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作出的明显姿态。但布留赫尔穷追不舍，派出空军紧随中国后撤的部队一路轰炸。为能轰炸博克图，苏军将飞机场从大乌里迁到海拉尔。苏军飞机又从海拉尔起飞，不断轰炸博克图，使当地军民继续付出无谓的流血牺牲。
（3）绥芬河—密山之战
11月17日苏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同时，在东线开始了对绥芬河—密山一线作战。
进攻绥芬河—密山一线的苏联特别远东军主要集中在兴凯湖地区，称兴凯湖地区联军。其中有第1太平洋步兵师、第9独立远东骑兵旅，以及由第5歼击机大队、第40轰炸机中队和第9航空队组成的空军编队，总共有2800名步兵，960名骑兵，131挺轻重机枪，36门大炮，25架飞机。东线东北防俄军主要集中在以密山为中心的密山—太平镇—梨树镇一带，在绥芬河驻扎着前沿防敌部队。到11月中旬，东北当局向这里调集了步兵16500人，4000—4500名骑兵，124挺轻重机枪，94门迫击炮，28—34门各种口径的大炮，2辆装甲列车。此外，在后方还有大约8000名官兵，24挺机枪，24门迫击炮，18—20门大炮，5架飞机。与同江地区和满洲里战区一样，在军队数量上，东北军虽然占优势，但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却在苏军方面，特别是炮兵和空军，苏军占绝对优势。应当指出的是，参加作战指挥的还有1923—1927年曾在华任苏联军事顾问的阿·伊·切列潘诺夫。与布留赫尔一样，他也是对中国军队了如指掌的人，是从俄国内战中成长起来的打运动战的高手。此线苏军基本作战方针仍然是充分发挥苏联空军和炮兵优势，用骑步兵分割包围、空军和炮兵集中轰击和扫射，尽量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惩罚中国军阀”的目的。
11月17日6点40分，苏联第19航空队的机群出现在密山机场的上空，进行密集的轰炸和扫射，支持苏军步骑兵进攻。苏大批骑兵和骑炮兵沿着河谷，越过中苏边界，发动突袭。东北军没有在河谷地区修建工事，也没有屯驻大部队防守，苏军第9骑兵旅没有遇到大规模反抗就深入到中国境内。东北军第2师举行几次冲锋阻止苏军前进，都被苏军火力压制下去。从下午3点钟苏军抵达密山西部要冲部位后，其后续部队也相继到达作战地，控制了城南的制高点，对城市进行包围，并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城区。东北守军进行一阵抵抗后，沿穆棱河谷撤退，苏骑兵追杀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阵亡约500名官兵。当天傍晚，苏军占领密山。18日太平镇失守。在整个作战中，东北军伤亡约1500名官兵，被俘135人，还损失了大量枪炮、骡马以及其他作战物资。苏军损失微乎其微。
密山战役是击溃战。苏军消灭了密山的军事设施后撤回了苏境。但占领海拉尔的苏军不撤，继续保持对东北当局的高压态势。
惨痛教训：攘苏为“九一八”留伏笔
从1929年10月12日同江战役开始，到11月27日海拉尔失陷，连同战役的间歇时间，中苏这次边境战争历时40余天。这次战争，从苏联方面看，进行的是对华局部边境战争，苏军入侵中国边境的“作战地区始终限制在中东铁路两端各自大约200英里的范围”，但它打的却是“惩罚性”战争：完全歼灭作战区域内东北军的有生力量并彻底摧毁所有军事目标，使东北当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恢复作战能力。因此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苏军俘获和杀伤东北军近2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事物资，摧毁了松花江舰队，还将同江、富锦以及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等地的所有军队的营房、堡垒以及通讯设施等各种军事目标彻底毁掉。此外，还对一些东北边境城市实施狂轰滥炸，“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同江被炸成“一片焦土”。
满洲里陷落，海拉尔被占领，张学良只有一条路——与苏联议和。他顾不得南京不得局部交涉的禁令，命令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立即与苏方联系，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苏联方面提出立即恢复铁路原状、恢复苏方铁路局长和副局长权力、释放所有被拘捕的苏联公民三项先决条件。只有接受这三条，苏联才考虑谈判问题。东北当局一一接受。12月22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伯力议定书》和《补充协议》，按照《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恢复了铁路原状和苏联驻东北地区的所有领事馆，释放苏方被捕人员，将苏联点名的白俄头目驱逐出境。这一切都兑现之后，苏联交还了战俘。1930年1月占领海拉尔的苏军撤退回国。张学良除了损兵折将外，什么也没得到。所得到的是惨痛的教训。教训就是：作为军阀混战中最强悍的东北军，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导致了日本关东军提前动手，在战后不到两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后果。
孙科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时说：1927—1932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双方误会最深的时候。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中苏两国在此时期不但失掉很好的合作机会，而且种下不幸的恶因；民国十六年，在中苏绝交后四年，即发生‘九一八’之沈阳事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中国，占领东北。我们回溯此段不幸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侵略。”
张学良晚年回顾这段痛史时说：“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不是扩张，说扩张这不对。那时，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我同俄国打，开始时打胜了，打胜后，他们把军队指挥官换成了加伦将军，军队都换了。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第的旅，全灭。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让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是谁“整我们呀”？当然是指蒋介石。蒋介石鼓动“武装夺路”于前，制止“局部交涉”于后，张学良都言听计从；蒋介石说苏联根本不会打，张学良内心在打鼓，还是硬撑，这就将本来可以谈判解决的问题，酿成一场边境战火。千秋痛史，英雄扼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不听蒋介石的命令，发动西安事变，证明他终于从痛史中醒悟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