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钟惦棐与《电影的锣鼓》
作者：罗学蓬
钟惦棐在文章中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电影的锣鼓》就这样“敲响”了。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1957年3月7日，《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到钟惦棐家里看望他。徐铸成告诉钟惦棐，谈到毛泽东前一天接见了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而且特地对徐铸成说了一番话。毛泽东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处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嘛。批评凡是符合实际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徐铸成谈到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时，神采飞扬，钟惦棐也十分兴奋。
然而，早在这一年的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这篇通讯大量引用了《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还在结尾处写道：“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这还了得！不久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点了钟惦棐的名。
因为受到点名批判，钟惦棐被划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1957年8月4日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对他的批斗会，他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代”。
钟惦棐沉默着接受了对他的批斗，全家也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几户人家合住的破烂的小院里。而他本人则被“安排”到渤海边上的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专司厕所管理。1971年，又被弄到天津团泊洼农场“劳改”，继续发挥他的“专长”，管理厕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钟惦棐获平反。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继续致力于电影评论，发表了《电影文学断想》等多篇电影美学论文。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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