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丁文江：一个未展军事才能的学者
作者：欧阳哲生
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上编）一书，内分七章，记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各系的形成，北洋军各师旅建制及其沿革，第一次奉直之战（1922年）、第二次奉直之战（1924年）、江浙战争经过，直隶、山东、河南、东北三省、陕西、山西、甘肃、新疆、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地方小军阀的派系及其相互间的混战，各系各省军队编制与沿革论述尤详，是最早系统评介、研究民国初期军事历史的著作。
民国以来，战乱不断，军阀迭起，然无人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清理这些军事纷争。《民国军事近纪》的出版，是丁文江为民国军事史研究提供的一部奠基之作。在民国军事史研究方面，后来又有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篇幅较大，其时间刚好覆盖了丁文江著作讨论的时段，故后来的研究者多注意文公直的著作，而对丁著提及较少，实际上丁著不仅著述时间较早，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在介绍民国初期军事编制及其沿革方面展其所长。
在《独立评论》撰文放谈军事战略
在《独立评论》的同人中，丁文江是最具有军事眼力的一位作者，也是这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一文中，对中、日军事实力的比较，虽然可能传达某些令人悲观的信息，但它毕竟客观地论证了中、日军事力量当时所存的实际差距。他针对张学良的两次建言，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了如指掌，对军事战术运用的熟稔。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尤其表现了他特有的军事地理眼光：
我们先要觉悟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平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单就陆军方面看起来，我们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山海关，第二道在滦河。但是秦王（皇）岛在山海关的后方，天津在滦河的后方，日本人随时可以在两处上陆，上陆要比在浏河容易十倍。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论军队如何精多，武器如何优良 ，因为地理的关系，没有法子可以长期的防守。何况从山海关到天津北平都是平原旷野，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都可以使用，还不比得闸北江湾处处有小河，小沟和水田，使得日本人无法利用他们的坦克。……
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北宁路的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的军队在山海关秦王（皇）岛滦州天津等处。在这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到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的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和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进攻。只要能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这段话的口吻完全不像是一个学者对张学良的献计献策，而是一个老谋深虑、胸有城府的“军师”对“少帅”的教训。
当张学良在热河战事失利以后，日军迅速推进到承德，面对这样一个不该发生的军事惨剧，丁文江又写下《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对张学良的责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一次作战计划最大的错误是把朝阳建平，和开鲁赤峰这两路交给汤军。董福亭没有打伤一个日本兵就放弃了朝阳，崔兴武没有抵抗到一天就退出了开鲁。从纯粹军事上看起来，开鲁是不容易守的，朝阳是不容易接济的。但是一点没有牺牲就把这两个地方丧失了，对于我们的人心士气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何况建平赤峰又丝毫没有准备。……
就是您自己亲信的军队在凌南凌源作战的，也没有给国家争得丝毫的人格。我们知道因为朝阳开鲁失守，建平赤峰空虚，凌源的左翼受到敌人的威胁原是事实。但是日军的占领凌南和凌源都是从正面攻击的。我们没有等到左翼发生危险，先就崩溃了。凌南凌源，两处的军队一共在六旅以上，何以日军用三旅人不到几天就轻易的攻下？……凌南凌源的地势比吴淞江湾如何？闸北仓卒作战比这次有三个月的预备如何？何以十九路军能支持一个月，您的军队抵抗不到半天呢？
这样的痛责，简直使有“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气的张学良无地自容。难怪张学良不久即采取丁文江给他的“中策”，“引咎辞职，束身待罪”，以示对军事失败的负责。
军事危机并不单纯是军事问题，往往是与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与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在一起。鉴于此，丁文江对军事问题的思考也是与政治问题和国家现代化问题连在一起。他撰写的《假如我是蒋介石》这篇文章的语气，一点也不比上两篇弱，只是对严峻的军事形势的分析，因蒋介石的身份不同，而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丁文江给蒋介石提出三条解脱困境的建议：“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丁文江对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三派的特点，以及北方的军事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并表明了自己渴望“停止内战”的立场。在《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一文中，丁文江批评了“武器决定论”，“许多负责的军人在内——都以为我们的军事失败完全是由于器械的不精良；只要有新式的武器，我们就可以不怕侵略了。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误会。”“因为近代的战争，久已从少数军队的对抗，一变而为全国民的生产质量，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与牺牲决心的比赛。认清了这个前提，我们就知道国防问题是全国近代化的问题，是整个的，是没有捷径的。”因此，丁文江提出解决国防的根本问题“要靠国民生产质量的增加”，诸如正太铁路的改轨，钢铁工厂的兴建，川汉铁路的修建等；“军事教育的改良”，“改良的办法，第一是要提高大学生外国语的成绩，废除翻译，直接听外国教官授课。第二是要把所有基本科学的课程，改用非军人的教员教授。如此方能希望有科学化的军官，有科学化的国防。要是不然，则纵能有极精良极多量的武器，运用的人程度不够，依旧是要一败涂地的。”“国民生产现代化，军事教育现代化，然后可以讲国防。否则国防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是军人专政的口实。”这些对抗战军事战略的基本意见，显示了他前瞻的远大眼光。
在中日紧张对垒的时刻，暂时处在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试图以自己的言论影响当政者，把当时最引人注目也最敏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对外关系诸种问题公开加以讨论，以求克服眼前紧迫的民族危机，这是《独立评论》同人创刊时所抱定的宗旨，这一点在创刊号的《引言》中说得十分清楚。但问题也可能出在这里，大敌当前，有些问题当然需要讨论，如国家统一的问题、政党分歧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否应在公开的出版物中进行讨论，就值得斟酌，特别是一些可能涉及到国家战略、策略的决策和军事战术的谋略，并不宜于作这种公开的曝光。因为从这些文章里，敌方往往可以获得他们意想不到的资讯，它无异于暴露我方的战略、谋略。在当时,知识精英没有纳入体制内，也没有参与实际政治决策，《独立评论》就成为知识精英迫切要求介入政治、影响当局的一种可能方式。然而令人无奈的是，这种方式除了满足知识分子“清谏”的意欲，给当政者施以一定的压力外，并无益于实际政治操作。日方因为《独立评论》所拥有的巨大信息量，对之十分关注，成为他们当时把握北平知识界动向甚至中国动态的主要信息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东京东丰书店影印出版《独立评论》，再次表明他们对这份杂志的特别关注。
（责任编辑谢文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