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曾昭抡与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作者：周其湘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以曾昭抡为团长，江隆基（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匡亚明（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汪海粟（南京工学院院长）为副团长，成员包括部分重点大学的教务长、理工农科的系主任、教授等30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10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对苏联高等教育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曾昭抡发现苏联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沿袭了帝俄时的体制和一些做法，并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做法也不能算是先进经验，不免有点失望。他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掌握全球几种主要类型的高等教育先进经验，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能由于当时东欧局势比较复杂，建议未被批准。
祸从天降回归讲坛
1957年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感召下，曾昭抡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小组召集人的身份，同千家驹、华罗庚、钱伟长等一起，就科研的领导体制问题进行讨论，起草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建议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为他们配备科研助手、设备、经费，合理协调高等学校、科学院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使用人才，在升学、留学、提拔时，应业务和政治条件并重，一视同仁等。这些意见同日后中央有关部门拟定的《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精神基本一致。
1957年夏，正当曾昭抡主持高等教育工作最为辉煌的时候，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六教授的这个《几点意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进行批判。此后曾昭抡以“章罗联盟主将”罪名，被定为“大右派”。这对他无异是晴天霹雳，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
7月6日早饭后，曾昭抡突然让我到他卧室，说有些情况替他详细记录后向杨秀峰部长汇报。他主讲，俞大絪偶尔作些补充。开头他申明，过去上面说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民主人士都不算旧账，不用交代历史。但最近在反右斗争中，有人揭发一些民主人士的历史，以此来分析本人的政治态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回忆一下自己的历史。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每个阶段与本人有关人士的情况，还逐一介绍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从上午、下午一直谈到晚上。他纠正了长期以来外界以为他是曾国藩的直系后代的误传，说他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葆（号沌侯），是五兄弟中唯一没有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人，他一直留在家乡为几兄弟料理田产。他还谈到，在旧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湘乡曾氏、江西义宁（今修水）陈氏、浙江绍兴俞氏三家名门望族世代通婚，往往亲上加亲。如俞大絪的母亲是他的堂姑母，曾国藩的孙女；他的母亲是陈寅恪的姑母；俞大维的妻子是陈寅恪的姑母。他坦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立足社会，往往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既要有左的朋友，也要有右的朋友。所以他认识了包括蒋介石、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的高层人物。
第二天曾昭抡又接着谈，主要谈了他参加民主党派以来的一些政治活动和人事关系，又足足谈了一整天。最后他坦露心扉，诉说像他这样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参加党派政治活动中的一些苦衷和无奈。在内部一些派系斗争中，各方都想拉拢、利用他。他不愿卷入无聊的勾心斗角中，但又不会周旋应付，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时看出一些人想利用他掌管的职权，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当面直接抵制，只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他还反思自己在一些政治活动中，由于缺乏经验，有些言行引起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解脱。
曾昭抡在教育部、高教部工作七年中的表现，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两部都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部内除了应付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反右纪录片，临时布置了一个对他的小型“批判会”外，没有专门对他进行过批判。杨秀峰部长对他也尽力保护，关照我随时注意他的情绪和思想动态，逐日汇报，防止发生意外。还同意他的大妹曾昭燏（九三学社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的请求，来北京做她哥哥的思想工作。令人痛惜的是，这位终身独身，献身考古事业的才女，在“四清”运动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含冤自尽。
反右运动后期，南开、武汉等重点大学，争相向高教部申请将曾昭抡调入他们学校。最后曾昭抡自己选择了离家较远的武大。1958年，他愉快地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不计较个人祸福得失，没有因遭遇而苦恼。他虽然脱离教学工作近八年，但因一直没有放弃本专业的业务，到武大后马上回归讲坛，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研究生，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开创性地开展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1年，灾难又降临曾昭抡的头上。他身患癌症，仍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发表了专著和不少学术论文，并向死神挑战。在思想汇报中表示：“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多的时间，争取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祸不单行，十年浩劫开始，曾昭抡和相濡以沫的老伴双双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俞大絪于1966年8月含冤去世。曾昭抡也难逃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孑然一身，默默无闻地与世长辞。他虽然没有子嗣，没留遗产，但一生精心培养了无数科学人才，其中不少杰出人士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1年3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曾昭抡的追悼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花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主持大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参加大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改正曾昭抡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对他的批判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1999年，北大举行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一代宗师》,赞颂他的高风亮节和终身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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