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听黄方毅谈父亲黄炎培
作者：陈小丽
教育、经济、政治的“三栖人物”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里，黄老的名字是同“黄氏周期率”联系在一起的，但很多人对他早年的经历并不太了解，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黄方毅：父亲1878年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的内史第宅中。内史第系江南名宅，除父亲黄炎培、堂兄音乐家黄自外，宋庆龄等三姐妹和宋子文兄弟也在此宅出生成长，胡适也在此宅度过童年。可谓一宅三家名人，世间少有。
父亲虽出身世家，然而从我爷爷起就家道中落。父亲13岁丧母，17岁丧父，十几岁便去打工，白天站柜台，晚间笔耕，撰文卖钱，养活自己及两个妹妹。内史第的人文环境熏陶了他出色的文化功底，清贫的物质生活又造就了他吃苦耐劳、执着奋斗的精神品质，“高精神”对“低物质”，这不啻为一对优化组合。从小受文化熏陶的父亲考取秀才，之后又中举人。1901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期特班。
记者：黄炎培先生被称为教育、政治、经济“三栖人物”，仔细翻看他的经历，我们发现他的许多作为，包括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活动，都与他发展教育、创办学校有密切关系。
黄方毅：父亲从小目睹山河破碎，国难日重，因而义愤填膺，立志救国。在救国的道路上，他也在不断摸索。他先是反清，被判死罪后由美国牧师救出，而后亡命日本。后来参加辛亥革命，但发现社会依旧，痼疾难去，便悟出要从基础做，就是教育；从基层做，就是办学。
他从25岁开始办学，小学、中学，最有名的是1916年创办的浦东中学，当时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蒋介石先是送蒋经国到浦东中学就读，感觉不错，于是又命二儿子蒋纬国来到浦东中学，两个儿子均拜师于父亲。之后黄又参与创办了东吴大学（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暨南大学等。
记者：您父亲创办的职业教育影响很大，培养出许多各领域的栋梁之材。
黄方毅：是的。在20世纪20年代时，父亲便已经闻名上海以至全国。他创办职业教育也是为了国家振兴富强。父亲曾任《申报》主笔，考察七省教育后，看到学生们所学无用，“毕业等于失业”，感到非常失望。他赴日、美等国考察，看到职业教育兴起后，国家经济腾飞，大受启发，1917年办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学校，主张“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学生中有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孙起孟，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昌照，中子弹之父王淦昌，乒坛名宿傅其芳，演员秦怡、陈述，导演谢晋，翻译家夏坚白等，桃李遍天下。甚至越南胡志明主席也曾在年轻时受教于父亲在越南的讲座，称父亲为“我的老师”，20世纪60年代还专门来家拜访。
记者：听说黄老被称为“老板之师”，这是什么缘故呢？
黄方毅：他被人戏称为“老板之师”，同他创办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数万，分布在上海各公司企业，不少做了老总，有的当了老板。因此有人戏称他是“老板的老板”、“老板之师”。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周恩来就注意到父亲，对人讲：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下根的人，要好好观察他，帮助他。
父亲虽然身在教育界，但对经济却不陌生。20世纪20年代初，他率先提出开发浦东，牵头募股，成立公司，修建了上川铁路（上海市区到浦东川沙）。他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还自行发行债券。此外，父亲与南洋陈嘉庚、上海胡厥文、盛丕华、无锡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兄弟、浦东穆偶初兄弟、重庆卢作孚、金融界宋汉章等都交情匪浅。他还将职业教育直接搬到工厂，在荣氏工厂办班，到农村中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抗战中蒋介石还曾有意让父亲牵头中国工商界。
记者：您父亲也是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创建了民盟、民建两大民主党派，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也很活跃，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黄老这方面的经历？
黄方毅：是这样。父亲其实从年青开始就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他20多岁便在南汇发表反清讲演，被捕后险些被杀。亡命日本后，他加入同盟会，曾任同盟会上海支部书记，辛亥革命时曾奔走上海自治，活跃于地方咨议局。父亲曾随张謇创立江苏省教育会，任驻会副会长，参与地方事务。20世纪20年代，江、浙军阀对峙，父亲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调停并达成停火。
尽管他投身社会舞台，但坚决不做官，袁世凯曾拉其入阁，父亲不从；北洋政府两次通电任命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蒋介石曾想安排父亲到政府任职，父亲表示不想从政，后来蒋又要父亲搬到南京，谓时时就近请教，父亲也以考察日本、朝鲜为由推托了。
1931年淞沪抗战，他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设立国民参政会，父亲作为国共之外的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员。1941年，父亲与其他党派共同发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团体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联合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创建以实业家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主委直至去世。
“如坐春风中”
记者：您父亲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
黄方毅：20世纪20年代，父亲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与父亲晤谈。到1921年，父亲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他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两人相谈十分融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父亲在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父亲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父亲的学生，他曾在父亲主持的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办的讲习所里学习。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父亲，第一次恰逢父亲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之后，随着父亲对共产党了解的加深，开始为处于艰难中的中共友人“搭台唱戏”，并在此过程中，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结下了友谊。
记者：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搭台唱戏”的含义？
黄方毅：我说“搭台唱戏”，主要是指父亲协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国统区公开亮相，宣传中共政治主张，我所知道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1938年4月的武汉。当时抗战烽火正浓，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王若飞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这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首次亮相。经过一番策划，他们选择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生活书店召开茶谈会。生活书店早年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后来父亲请来了邹韬奋先生主持，最后独立出去。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参政员集体赴会，先由父亲讲演，后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讲演在会后被广泛传颂。
从武汉会见开始，在国民参政会内外，父亲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父亲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请周恩来作讲演，这是共产党在重庆陪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几千人站满巴蜀中学大操场。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父亲受到陈立夫来信诘问。父亲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