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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
作者：冯 乔
1964年，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几个主要城市都要派一批教育战线上的部级和处以上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参加社教运动。上海派了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带队的工作队去北京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担任副队长兼西语系工作队负责人。当时，北大处于半瘫痪状态，原先的社教工作队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要打击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处境也十分艰难。
起初，陆平对常溪萍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带社教工作队来仍然会像以前一样。为此，常溪萍到北大后，与陆平作了一次长谈。常溪萍在耐心听完陆平对北大情况的陈述后，拿华东师大和北大做比较，说：“我认为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基本上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好人犯了一定的错误。”陆平非常感激常溪萍能够这样看自己。
为了纠正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常溪萍就写了个报告，打算向上反映。可是，北大社教工作队的主要领导在常溪萍的报告上写了个大“右”字否掉了。
1965年春，因为对北大社教的不同看法，常溪萍向上海市委作了口头汇报。第一次汇报是常溪萍向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两个人汇报的。张春桥对北大社教情况和分歧是非常清楚的，认为常溪萍提出的不同意见和向上级汇报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之后，常溪萍又书面向上海市委杨西光和张春桥写了两封信。他们再一次画圈同意。
1965年3月17日，常溪萍在上海市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给邓小平、彭真等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信中就北大社教的主要领导执行的路线提出异议，认为违背了“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照“二十三条”，北大不是属于烂掉的单位。如果北大是烂掉的，华东师大也是一样的，都贯彻了“二十三条”，那不是也烂掉了？也不是说北大没有错误，但是说北大烂掉了，常溪萍有看法。
邓小平在处理这件事情之前，听取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的意见。因为北大社教是受两个部门直接领导的，一个是北京市委，一个是中宣部。万里的意见很明确：“常溪萍这个人是正派的，北大是搞得过头了”。邓小平于是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写过一段话：“看来北大社教要换一下领导人了”。这样，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被换掉，由另外一位同志主持工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聂元梓等人兴风作浪，又贴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矛头指向已经担任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的常溪萍，并由此彻底改变了常溪萍的命运。
一天晚上，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开会之前，聂元梓一伙对江青说，我们这里有一张大字报，听说常溪萍还在主持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他是出卖北大社教的黑帮分子，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这张大字报能够转给上海市委。江青立即拍板说，“可以啊，我们给你转”。有人赶快取来泛黄的大字报，一式两份交给江青，江青又当场把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张春桥马上表示：“保证给你送到”。
而当时由常溪萍写的有关社教运动总结信的时候，张春桥也有过批示，是签字画押了的，十分清楚事情的经过。张春桥当时拿了这张大字报，一时也犯了难。正好这个时候中央开会，曹荻秋也到中央开会，张春桥便灵机一动，把大字报交给了曹荻秋，而且加了一句话，希望上海市委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否则会被动的。
被动，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是个什么词语？是压力，政治压力啊！就是你们要积极对待，否则你们就担保了常溪萍。曹荻秋拿了这个大字报以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他们都是同意过的，而且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后来，张春桥和杨西光提请陈丕显主持书记会议讨论，明确常溪萍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同意他向上反映，并把这个意见让当时的上海市委教卫部办公室主任邱敏珠通知常溪萍。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曹荻秋先通过秘书找到康生。康生开始是接待了，但由于有人找他有事，就没有接待下去。之后多次联系，康生则百般推诿。之后，曹荻秋通过秘书找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当年主持了北大社教运动，而且指示处理了这件事情。找到邓小平以后，邓小平在家里接待了曹荻秋。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说：“这件事情，当年中央书记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贴。”曹荻秋说：“这件事情，康生同志也知道。”邓小平说：“康生那里我跟他说。”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江青那里，江青说：“你们上海市委不贴这个大字报，我去贴。”
其实，当时的人都知道，常溪萍写的那封信不是个人行为，是组织行为。江青等人揪住常溪萍，也就是揪住了上海市委，才有“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进而借机对上面发难，因为那封信是邓小平亲自批示的。
由于江青的直接插手，曹荻秋只得通过机要把大字报要了回来，贴了两份，教卫部贴了一份，华东师大贴了一份。
激烈交锋
1966年11月，两张从北京带来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但围绕打倒还是保护常溪萍，从中央到上海市委到大学展开了激烈交锋。
聂元梓的大字报要把常溪萍打成叛徒，但是光凭常溪萍给邓小平这封信就定为敌我矛盾，他们自己恐怕也讲不出来的。因为，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当年中央书记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要再挑起”。
有一次，市委几位书记集体到了师大，包括曹荻秋、陈丕显、王一平、魏文伯、杨西光，要保常溪萍，说常溪萍同志是个好干部。
诬陷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华东师大展开了大辩论，绝大部分干部群众都认为常溪萍是教育战线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不相信常溪萍会是什么大叛徒。
常溪萍看了大字报后没有吱声，因为这涉及上海市委的内部机密。
聂元梓看到上海对常溪萍没有什么动静，就跑到上海，到处煽风点火，引起她所住的衡山饭店的饭店职工的强烈不满，把她赶了出去。当时聂元梓没有地方呆，就让人用脚踏三轮车把她送到华东师大。
上海文化广场曾召开过万人大会批斗常溪萍，聂元梓去讲话，说常溪萍根子很深，下连着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上面还有根子，当时还点了彭真的名。
围绕打倒或者保护常溪萍，各方面的力量激烈交锋。一会儿这边占了上风，一会儿那边占上风。看到常溪萍打而不倒，出尔反尔的张春桥窜到华东师大，直接跳出来迫害常溪萍。张春桥到师大，说要看一看师大的红卫兵小将。他开始说对常溪萍的问题不了解，将自己撇清。接着，又给常溪萍上纲上线，说看一个干部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要看他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的态度。
张春桥这一番话讲话后，造反派开始占了上风，并把常溪萍隔离在宿舍里。
有一天，上海造反派要搞红色恐怖，司机庞学友晚上开汽车把常溪萍藏到松江的小姨子家。常溪萍在阁楼上躲起来，躲了一个礼拜。有时庞学友干脆让常溪萍坐在汽车里到处躲避。后来，师大有人把常溪萍出卖了，造反派强行把他拉出去斗。庞学友也因此也受到牵连，在公安局被关了24天，但他始终不服。至于为什么要保常溪萍，庞学友说：“我腿摔坏了，我到医院去看腿。常溪萍到我家看我，不在，到医院看，又到我家，我又到医院，照顾我，当时感动得我眼泪水都流了出来。那么大的九级干部看我一个小车工人，这样的态度，我为什么死保他呢，就是这个道理。他对我那么好，我就是要报报恩。”
常溪萍之死
常溪萍被关进了牛棚，和哲学系教授冯契隔离在一个房间。他俩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学习，共同订了一份《人民日报》。由于造反派对冯契看管不是太严，除了毛泽东著作之外，还可以看一些马恩的著作。两个人在造反派不在的时候，还交谈交流一下哲学问题。冯契回忆说，常溪萍是非常坚定的，而且还劝冯契，要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
有一次批斗完了以后，中文系总支书记车永明走到常溪萍的身后，车永明实际上是常溪萍亲自提拔起来的一个年轻干部。当造反派都走光了以后，周围没有人了，车永明和常溪萍进行了简单交谈。当时常溪萍说：“小车，你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考验，你这一次要经得起考验啊！”车永明回答：“常校长，你放心，我会做到的。”
迫害不断加剧，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说，两个人在分别隔离的时候，都交代过一句话，不要相信我是会自杀的，你们都不要相信这个。
1968年5月25日下午，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徐景贤下达指令，说不要让常溪萍死，不要让他把材料带走，你们要全力抢救。为此，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派陈中伟等专家来抢救。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常溪萍内脏全部摔坏了。然而，造反派在第二天批斗会上硬说常溪萍畏罪自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孙殿林参加清查清理工作，第一个重新审查的就是常溪萍的案子。他把自常溪萍坠落直到送到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都看了，记录显示，常溪萍中间苏醒过几次，并申明“我不是自杀”。
1978年4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为“党的好干部”常溪萍平反昭雪。那些参与迫害常溪萍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本文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采访常溪萍秘书孙殿林、司机庞学友整理）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