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
作者：黄 伟
为了使老百姓吃饱饭，
探索农村发展新路子
历史上凤阳灾荒不断，凤阳花鼓传遍大江南北，成为贫穷讨饭的象征。“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王郁昭在滁县地区上任时，凤阳仍然存在逃荒要饭的现象。对他来说，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黄伟（以下简称黄）：您曾经多年在大学从事教育和领导工作，什么契机使得您离开了教育界从政了呢？
王郁昭（以下简称王）：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关进“牛棚”，受到批斗。1969年被“解放”，全家下放利辛县农村劳动，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军宣队负责人与我同行，一路上遇到不少人，无论男女老少，乡亲们都亲切地喊我“大老王”、“咱们的大老王”。 军宣队负责人问道：“老王，他们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诙谐地说：“因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
1970年中共安徽省委重新启用我，派我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当了一名县官——县革委会主任。离开教育界，专门从事行政工作，我决心脚踏实地，在全椒干出成绩来。然而，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县里“来了个文人，不懂农业，能把全椒搞上去吗” ？1973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县委书记。我们新一届县领导班子刚刚走马上任，就遭到了造反派连续数次的围攻，最严重的一次围攻竟通宵达旦。拂晓时分，众人皆昏昏欲睡，造反派一不留神，革委会副主任蔡筱波手持扫帚扬起地面的尘土，口唱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顿时，室内灰尘飞扬，大家一哄而散，结束了这场无谓的闹剧。就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时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效椿来到全椒，嘱咐我：“要注意学习农业，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使老百姓吃饱饭。”他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十分感激地当即表态：“我曾在安徽省科委任职，抓过农业科技工作，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下放到农村当过农民，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等问题有所思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黄：请您谈谈 “大包干”的起因，当时农民的生活是什么状况？
王：那时，滁县地区农村年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集体分配人均只有70元左右，农民生活贫困。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全地区特别是凤阳县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黄：滁县地区的“大包干”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当时的政策允许吗？
王：1975年后，中共安徽省委安排我出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为了解决农村和农民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滁县地委在农村着重推行了“一组四定（即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分组作业，实行小段包工”的办法，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尽量使社员能够多分配一点，支持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这些措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可以看作“大包干”的前奏。
黄：1977年上半年，您组织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促使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即省委《六条》）。您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王：事情没有这样简单。1977年5月，滁县地委在定远县召开这次大调查的汇报会时，我请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会讲话。他说：落实什么政策，完全没有必要，大干快上就是政策。他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持反对态度。
黄：那么，后来事情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
王：1977年6月，中央改组了中共安徽省委的班子，派万里同志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地委把这份报告正式上报了省委。7月份，万里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此后省委还在滁县地委召开了落实农村政策的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规定冲破了许多“禁区”，是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省委《六条》公布以后，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重要文章，进行了专门报道，从此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敲响了。
黄：1978年安徽遭受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八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粮食大减产，农民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您是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王：当时，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这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农村“左”的错误已经开始进行纠正，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皖东发起了对旧经济体制的冲击。
黄：是不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滁县地委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子？
王：农村新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农村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地委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在地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分组讨论中，许多公社干部提出我们的农业长期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地委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出来：第一个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是天长县新街公社棉花包产到户；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制定的基层干部岗位责任制, 年终时按全年粮、油、棉、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完成的实绩进行奖罚。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 被称为“秘密武器”, 只能暗中实行，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大旱之年全面增产。
11月，我到了合肥，万里约我去谈谈农村的情况，我把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三个“秘密武器”发挥的作用作了详细汇报。万里听后非常重视, 要我对“三个典型”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
万里看了滁县地委三个调查报告后, 随即通知地委可以进行试点。为此, 滁县地委发了96 号文件, 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 许多社队争当试点。到1979 年3 月底, 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 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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