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蒋介石特务机关曾干扰陈独秀丧事吗？
作者：彭 兴
众所周知，陈独秀系病死于1942年5月27日，主持他丧葬活动的，除其亲属外，主要是他的学生兼挚友何之瑜先生。他是奉北大同学会之命专程从长沙到江津照顾陈独秀身体及生活的。因此，理所当然也由他代表北大同学会为陈独秀送终。办完丧事后，他于1942年6月6日写有《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一文，详述了陈独秀从生病到死亡和安葬的经过。此稿一直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供查阅。这是最原始、最权威的文献档案，内无任何有关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介入陈氏病葬的记载，更不要说干扰破坏了。如何之瑜所说，当时丧葬中除棺木与墓地外，无其他任何困难，而上述两大困难在陈快死前就已由江津富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圆满解决了。因此，并没有什么空子可给人钻！
自1938年8月3日避居江津以后，陈独秀已表明自己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和拥护国民党的抗日工作。因此，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眼中，他已经不是什么威胁其政权的危险人物，而是一个需要关怀的文化名人。我在刊发于2007年8月7日北京《团结报》上题为《陈独秀在江津是否有自由》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指出：当时，陈独秀在江津具有完全的公民人身自由。他在江津不足4年，其间换了三任县长，每个县长一上任都亲自去拜访他。所谓陈在江津受到“软禁”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不堪一驳。家父彭盛春1942年3月随第三任县长刘仁庵世伯到江津任县民政科长，一上任就碰到陈不幸病逝。于是，他帮助刘老伯较圆满地协助陈的家属亲友顺利地办完这场还算风光的葬礼。据陈的老友高语罕在《入蜀前后·独秀之死》一文讲，当时为陈送葬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江津县几乎所有党政要人包括各乡政府、名流绅士都参加了葬礼……还有双石小学师生一百多人随行送葬”。真可谓极江津当时之盛！
家父以能为陈独秀助葬和助冯玉祥在江津白沙推行“抗日献金”成功而使冯盛赞白沙是“最爱国的市镇”，为其一生中最愿对人乐道的两件快事。秉承他的遗愿，我在1989年第2期的《纵横》杂志上以《江津邓家安葬了陈独秀》为题记叙了陈的丧葬大事。现海内外介绍陈独秀一生包括丧葬的书册很多，但我未见一文提到“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在陈独秀丧葬时“做过许多文章，干扰丧事”的记载。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征诸邓燮康的女公子和江津耆宿如龚灿滨老先生等的回忆文章，也丝毫未载此事。故极愿帅先生能进一步道其详，以弄清是否确有此事。我个人认为：对任何人和任何机关，哪怕是极坏的坏人和极坏的机关也应实事求是，不能妄评。因为只有忠于史实，才能谈到忠于真理。
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可谓坏得不能再坏，好比恶犬，但狗是要听主人话的。当主人蒋介石知道陈独秀早被中共开除，又和托派脱钩，且拥护他主导抗日，他怎还会去监视和软禁陈独秀呢？1938年春，王明、康生掀起的诬蔑陈为汉奸的“风波”，进一步导致了蒋陈间的政治休战。由于陈的老友朱家骅主导，蒋介石聪明起来，先是在精神上支持朱家骅从1940年开始主动派遣张国焘每年到江津代为探望陈一次，并送去“医药费”赠助款以表关怀；而且在第3年的1942年1月还对朱家骅进行金钱支持，从委员长侍从室拨公款8000元以“补助”，但仍以朱家骅的个人名义赠助。1942年5月中旬陈独秀突然病重后，蒋介石立即公开出面，通过北大同学会赠医药费5000元，这在当时江津县城传得沸沸扬扬，公开说明了蒋介石对陈是十分关怀的。试问，哪一个特务机关，无论是中统还是军统，谁敢逆蒋介石之意而动，在陈丧葬时进行干扰？岂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更何况，一闻陈独秀病故，中统特务头子、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跟在蒋介石之后大送丧仪费2000元，那中统系统谁还敢乱动？至于军统，有军统大员文强近年曾以《一次秘密的政治访问》为题著文说，在1939年9月当德军进攻波兰时，军统头子戴笠和国军高级将领胡宗南曾奉蒋介石密令去江津白沙私访过陈独秀。我虽对此难以置信（我曾考证陈一生只去过一次白沙，那是1940年，而非1939年），但文强之文也清楚地表明陈在蒋介石心目中的较高地位，岂容特务对陈任意胡来！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帅先生所谓的“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就做过许多文章，干扰丧事”之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事实支持，难以令人置信，应予以澄清和排除，以免再以讹传讹。（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