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
作者：卢 荻
“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任仲夷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大连、哈尔滨、黑龙江等省、市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和邓小平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两人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任仲夷告诉我，是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
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8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例如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过他的讲话。这几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 “两个凡是”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当中，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我是最早的一批。当时政治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有人担心我会被扣上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
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着重强调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小平同志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9月17日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0月，中央调任仲夷到广东，主持广东的全面改革工作。不少人认为，这和任仲夷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认可有关。任仲夷同意这种看法，着重回顾了上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谈话。
不少人估计，因为我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我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我想可能是这样。在辽宁，我认为我干的几件事是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没有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二是上面所说的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对辽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三是我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我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广泛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我曾向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1980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在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习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接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