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见证澳门回归祖国

作者:宗光耀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这是20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1989年底,我被派到澳门工作,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给我提供了直接参与澳门回归事务的机会。回归前,我是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时,我是中央代表团副秘书长,现场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画面。现将我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亲身参与的一些事回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澳葡政府政务司与我探讨
  政权交接仪式
  
  1997年8月初的一天,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约我到他办公室。由于我们两人都应邀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次一见面,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首先谈到这件事。我们都赞赏仪式隆重,会场布置庄严,程序得体,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值得澳门回归时借鉴。
  我们的话停顿了一下,高树维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当然,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间的交谈,是非正式的。”
  我意识到高树维将有重要的信息向我传递。我说:“我出席了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觉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觉得我们澳门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来政务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听。”
  高树维胸有成竹地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他接着解释:“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高树维接着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他继续说:“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高树维的话停了,想听听我的反应。我说:“我刚才认真听了政务司先生的论述和想法,我全明白,也能理解。我没有成熟的意见,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算数。咱们是好朋友,说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交流、探讨。”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
  我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接着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高树维点了点头,未发表意见。
  我继续说:“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你能怎样做?”高树维似乎有点惊喜。我说:“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开心地说:“这样好,就是为中国国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时就为你们的五星红旗而鼓掌。”
  接着我们谈到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同场举行还是分开举行。我说:“政权交接是两国之间的事,中葡两国领导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联合国的官员出席见证。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和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央与特区的事。会场的布置、主人、嘉宾的名单和座次与交接仪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场举行比较顺当,也好操办。”
  关于葡国总统和澳督能否留下来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表示,这并非是大的原则问题,至少我本人很高兴,很欢迎。到时葡方有什么想法,通过正式渠道提出来,我相信,中方会给予积极考虑的。如果他们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想他们将以尊贵的嘉宾身份入座,但“澳督”的头衔恐怕要去掉,只能称呼韦奇立“将军”或者韦奇立“先生”。 高树维连声说:“那是,那是。”
  不难看出,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两人的想法有所不同,观点各异,但我们相互是坦诚的,交谈气氛是友好、平和的。事后,我向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相信,高树维也会向澳督转述我的观点。
  据我所知,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提出问题。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而会不会是听了我的一些意见,误认为已摸到了中方的底牌,提了也没用?这事我至今也不清楚。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时有掌声的场面,对此,我一直记在心里。临近回归的日子,我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强调,要保证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就得将降旗和升旗衔接得很紧凑,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中间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国国旗时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红旗升起后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给一些人士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当然,时至今日,葡萄牙朋友未必知道我的这份良苦用心。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对当年打交道的澳葡政府的一些官员怀有敬意和怀念。尽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有时我们不能接受,未予采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澳葡政府的官员从葡方的立场所提出的问题和构想,我是理解的。他们的想法一旦与中方的不一致,经过交换意见,一般是理解和迁让我们的。他们能够从中葡友好、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在回归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友好合作,实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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