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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随陈云参加经互会会议
作者：阎明复
中国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列席该会议
1949年1月，以苏联为首的6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是：通过联合和协调各成员国的力量，促进各成员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加速其经济技术进步，提高工业不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福利。同年4月，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经互会正式宣告成立。后来，阿尔巴尼亚（1949年2月）、民主德国（1950年）、蒙古（1962年）、古巴（1972年）、越南（1978年）先后加入了经互会。1964年，南斯拉夫与经互会签署协定，参加了经互会的一些工作，拥有咨询投票权。经互会实际上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一个产物，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经济体系。
关于中国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问题，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就曾试探性地向毛泽东提出过。据师哲回忆：在访华途中，赫鲁晓夫曾谈到他想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组织，说这是沟通欧亚经济合作，互相协助、互相配合、互相发展和加速经济繁荣的渠道之一。赫鲁晓夫对师哲说：从欧亚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结构、体系、发展条件及速度，还是具体要求和生活条件，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领域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设想是好的，但在实际上应如何具体体现，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看法，有机会想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师哲陪赫鲁晓夫在外地访问一回到北京，就把赫鲁晓夫想让中国加入经互会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马上回答说：赫鲁晓夫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他们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困难很多，如果稀里糊涂挂上钩，将来的麻烦会不堪设想。
过了两天，赫鲁晓夫会见毛泽东时，正式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想法。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后，立即改变了腔调，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而且发展前途广阔。不像东欧那些小国……常常受到人力和物力资源、销售市场等多种条件的限制，无法独立自主地大规模地发展若干部门的工业生产。他们只能通过经互会的协作……互通有无，同舟共济。
就这样，中国没有参加经互会。但从1956年5月起，每当经互会会议和各种常设委员会会议召开时，中国都派代表列席会议，以便同经互会成员国保持联系并交流情况。
陈云率团列席经互会会议
1958年5月20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应邀列席了会议。
会前，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信，邀请中共中央派团参加即将召开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毛泽东接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转来的赫鲁晓夫的信后，于5月9日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20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一俟确定后，当另行通知。” 5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赫鲁晓夫，通知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为了参加5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我们决定派出由以下三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团长：陈云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团员：李富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叶季壮同志（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此外，随同代表团前去的，还有助理人员及翻译八人，谨此通知。”
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召开时，正值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众所周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不久，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于5月8日、17日、20日、23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并再次批评了“反冒进”。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前半段会议，并于5月16日在大会上就“二五”计划有关问题作了发言，并就“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事前，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陈云作完检讨后，于5月19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我随团担任翻译。这次中央为中国代表团拟定的方针是，出席会议，了解情况，阐明中国立场，坚持不参加经互会。
5月20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各国的长期经济计划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言，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现经济协作的必要性。随后陈云也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对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协作表示支持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既要开展经济协作，也要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表达了1954年以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会议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实行生产协作和专业化，以及制定各国国民经济长期计划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这次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还讨论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定价问题。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相互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整个世界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要统一市场、统一定价。当时的中苏关系仍十分友好，国内还是“一边倒”的提法，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但是陈云告诫随团同志，不要他们说什么，我们就赞成什么，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则。苏联提出了一套对自己极有利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的价格方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异口同声支持。而陈云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代表团成员草拟的意见稿上画一个大大的鲜明的红杠，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重新考虑。由于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不平等的定价原则，这次会议在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定价问题上没能达到苏联方面预想的结果。
陈云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后回国时带回了一大批会议文件，其中包括会议关于专业化和协作的决议，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的发言、计委主任的发言，等等。我们中办翻译组和国家计委的翻译同志加班加点，很快把这些文件译成中文，送交中央财经小组和其他有关同志。陈云召集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及有关人员在研究了这些文件后认为，根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方针，中国仍不宜参加经互会。同时，为了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建议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签订长期贸易合同，加强商品交流。中共中央采纳了中央财经小组的上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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