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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作者：袁宝华
我跟一波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当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44年，彭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所以把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河东搬到了河西的中央党校。一波同志是1943年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他就进了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候，大家吃晚饭后喜欢到延安河边上散步，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一波同志有一块老式怀表，散步时，他常常拿出来跟大家讲这块表的来历，使人感到他这个人很风趣，很容易接近。因为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都比较繁忙，到延安来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学习，给人的感觉都比较严肃认真。1945年，他和胡明同志结婚。胡明同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1941年，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胡明同志也在中央组织部，所以我们在一起共过事，大家对胡明同志的印象非常好，她的书法很好，思维很敏捷，后来她离开了中央组织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波同志和我先后离开延安，他去晋冀鲁豫工作，我去了东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接触。
一波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波同志功不可没。虽说受各种运动的干扰，但他总要绕过这些干扰，排除这些干扰，推进全国的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波同志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同志任主任。起初中财委就他一个副主任，李富春同志去了以后还是排在他后面。我当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要到北京参加中财委召开的计划会议、工业会议，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领略到一波同志高超的领导水平。在中财委，抓大政方针的是陈云同志，辅助决策和做具体工作的是一波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大幅上涨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工厂生产和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波同志帮助陈云同志硬是把通货膨胀基本上制止住了，平抑了物价，初步稳定了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一波同志工作思路开阔，作风细致扎实。从1951年底到1952年，毛泽东主席抓“三反”、“五反”工作，中央政府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一波同志任主任。当时我们在东北，根据中央的指示抓“三反”、“五反”，经常传达一波同志的讲话，感觉他抓工作抓得非常细。比如说，为了制止干部办私事用公车，一波同志派人到天安门附近汽车来往比较多的地方做记录，过来一辆车就记下它的车牌号码，看哪些单位的车辆来往比较多，还要弄清是干什么去了。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之后，我与一波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了。这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一波同志任主任，同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委和工交工作。国家经委成立后，不仅管生产，还管年度计划，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本来计划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根据他的意见，改为计委抓长期计划，经委抓年度计划。一波同志把计划和生产结合得很好，使当时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协调发展。
一波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急躁冒进，不虚报浮夸。1958年“大跃进”提出的高指标，他是不赞成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一波同志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国家经委主任。毛主席找我们去座谈，我是跟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一起去的。那时我已做了冶金部副部长。毛主席问鹤寿同志钢产量翻一番能不能做到，他拍着胸脯说能够完成，在场的其他有关同志也纷纷拍胸脯。一波同志与别人的意见不一致，又不能反对毛主席的意见，就建议在报纸上公布1070万吨计划指标，因为公布以后就没有退路，大家就义无反顾、非完成不可了。虽说1958年最后完成了1070万吨钢，可是按毛主席的话说，好钢只有800万吨。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好钢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好铁，矿石、焦炭也跟不上。于是，我们在1959年就想了个办法，打算一下子建设上千座小焦炉。一波同志知道后，在国家经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很严肃地批评我们说，1958年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掉了，庄稼在地里收不回来，经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当时我们搞冶金的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听了这话还不服气。接着，陈云同志把我们冶金方面的人召集在一起，主要是听我们汇报怎样完成1959年1800万吨钢的计划。陈云同志觉得指标定高了，应该降下来，最多只能完成1300万吨。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一个矿一个矿地算账，最后说服了我们，让我们感到确实不行，指标要降下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1960年，我由冶金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分管冶金和物资工作，1964年又兼任了物资管理部部长。一波同志对物资工作非常重视，他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亲自抓物资工作，对我帮助很大。少奇同志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一波同志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他还认为，管物资的分配和流通必须管计划，于是，他找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把计委管物资分配的三个局（物资综合局、机械分配局、原材料分配局）转到物资部，变成了物资部的三个局。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物资部管计划、管分配、管流通，必须要有储备。因此，他又把国家储备局从国家计委要到物资部来。由此可见，一波同志的思路是很开阔的。
“大跃进”以后的几年，我国经济能够恢复得很快，一波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当时提出“退够站稳”，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让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喘息时机，特别是抓了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抓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如试办托拉斯。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一波同志亲自抓的。一波同志很重视企业管理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现在看起来，这个《工业七十条》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法》。
一波同志党性强，襟怀坦荡，考虑问题总是向前看，忍辱负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反冒进”问题上，他和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受到过批评，但他抓工作并没有因此松劲。当年高岗集团反对刘少奇，打彭真，打薄一波，打安子文，说这几个人都是刘少奇的干将。因为那时一波同志兼财政部部长，高岗组织人批他，让他靠边站了，一直到高岗集团暴露以后，他才又出来工作。1954年他出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三办是重工业办公室。同年9月，新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他任主任。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工作接触，因为国家建委负责抓“156项工程”，那时我在重工业部，抓重点工程建设，所以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遭受错误批评的那段经历，从未讲过，好像没这件事情一样。他总是顾全大局，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受到冲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被毛主席点了名，国家经委的造反派马上折腾起来。这时一波同志已无法正常工作，身体又不好，就去广州养病。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抓了回来，其间，胡明同志也被迫害致死。1967年，他每一个星期都要挨斗好几次，有几次是我陪斗的。当时街上贴的关于国家经委的标语，就提出要批刘、邓、薄。后来他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波同志被平反，又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1978年，国家经委正式恢复，中组部把一波同志的一部分材料还给经委。我仔细一看，发现材料里有一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每次被批斗后在报纸页边上写的在什么地方被批斗，谁来讲了什么，有什么感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明知道写下这些东西，看管他的人会拿去交给专案组，但他不在乎，还照样写，这种襟怀是何其坦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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