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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关心救治烧伤女工王世芬
作者：周建英
周总理说：“王世芬是活教材”
1968年年末的一天下午，新华社专门跑医疗卫生的记者彭运南给我打来电话：“你一定要来采访一个奇迹，马上动身。”我摸不着头脑。那时社会比较乱，所谓的“天派”与“地派”斗得挺惨，有一次我们的办公楼曾经被造反派包围了几天几夜，因此我们记者尽可能躲在机关，偶尔发一条消息。这次彭运南招呼，我觉得医疗主题“安全系数高”，且可以顺便去散散心，便接受了。
这样，我和彭运南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我们还未见“奇迹”，就在重病室外听见医生们用激动、专业的言辞轮番介绍：北京礼花厂女工王世芬被火药爆炸时严重烧伤，来院后全身焦黑，心脏还跳，便为她抗肺部感染，又动大手术，切痂、植皮、击退绿浓杆菌，截肢……他们在叙述中都情不自禁地叹道：“这孩子真懂事、真英雄、真伟大！”旁坐的几位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员也连连颔首。当我们穿上白大衣进去看“奇迹”的时候，一位姓方的医生（后来得知他是抢救小组负责人、外科医生方承辉）挡住我：“你心脏没问题吧？她模样不太好看，心里多做准备。”我极自信地说：“我见过剖腹手术，进过麻风病人村，南国山野路遇华南虎……”我们随即走到“奇迹”前。病室宽敞明亮，而静躺在病床上的少女却令我噎住无语，尽责的医生揭开她身上的白床单，还给我们细致认真地“现场讲解”，我一个字也记不下去，只顾细细瞧她——因为切去焦痂，连肌肉、脂肪全切了。植皮后，新长的皮肤，是半透明的类似香肠肠衣，但上面布满密密麻麻像绿豆大的黑点（那是植上去的皮成活了）。右臂肩膀截肢，左臂自肘部截肢。脸上双眼被缝合，只留下绿豆大的小孔，让她视物。鼻子、耳朵当然烧掉了……我看过电影《夜半歌声》，脑海里一直留有男主角宋丹萍被军阀毁容后的模样，而眼前的这位更让人看了颤栗。忽然，一个声音响起：“方叔叔，是来了客人啦？您介绍一下吧！”我吃惊不小，原来是病人说话了。“小王，来看你的是新华社记者，彭阿姨、周阿姨。”她语言十分诚挚地喊了我们，还说：“两位阿姨，一定要放心，我会活着的。有共产党救我，有这么多叔叔阿姨救我……你们不要难过，我唱支歌吧！” 方医生平静地说：“小王的歌唱得不错，你唱吧！”这时，王世芬已经挪动她那切去焦痂贴满药棉的嘴唇，唱了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
方医生只让她唱了一半，就打断了她。她的歌声好似经过训练，吐音因气管灼伤带沙哑而不太清晰，但音域宽，音色悦耳，中音高音间婉转自如。当时，我在文艺领域采访多年，名家的声乐欣赏很多，只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了何谓“人声之美，人声之魅力”。短短的接触，从王世芬身上，我们感受到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后来，我们弄清楚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1968年11月1日，北京礼花厂工人王世芬和另外一位青年女工谷连珍正在操作油压机，她俩停机修理，就在修完开机时，机件摩擦迸出火星——“砰”……车间顿时成火海。谷连珍浑身是火，被气浪推出门外。工友们一边救小谷，一边大声呼唤“小王！小王！”
王世芬还在车间中的烈火中翻滚，衣服、发辨、鞋子都烧着了，呼吸困难。她想到火烧到电线可能引起更大事故，危及全厂职工，挣扎起来想拉电闸，700度高温横扫过来，她再次倒地，她意识到生命快结束了……
工友们先后4次从车间窗户跳进车间，终于在灭火器的泡沫和烟雾中，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形，救人的小伙子辨认不清是什么，焦急地问：“你是小王吗？”
“我是小王……”声音已经很微弱。小伙子强有力地抱她起来，没成功。他无奈跳出窗口喊：“滑掉了，抱不起来怎么办？”这时，在外面的一个人马上抱着脱下的棉袄，跳进窗来，他知道：那不是衣服与身体滑脱，而是皮肤与肌肉“烫熟”，皮肉分离，得用棉袄包住才行。
人们抱着王世芬飞跑到厂门口的公路上截车。正好一辆卡车运砖过来，大家争分夺秒地把小王抬上了砖堆。王世芬听到护送她的工友掩面而泣，竟然还喘息着说：“别哭，我不会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卡车飞驶了30多里路程才到北大第一医院，司机跳下车，涨红着脸说：“要再往积水潭医院开，怕姑娘要熬不住了。”
急诊室里，值班外科大夫陈汝发揭开白布一看：伤者全身已被烧成又黑又硬的焦痂，连试体温和量血压的一点好皮肤都难找到。此刻王世芬已经休克（指一切体征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万幸的是，在除去烧糊的裤皮带下，在两根烧焦的辫子发根（用绳子系得很紧）处，居然还有一点好皮肤……最后确诊全身烧伤面积达98％，其中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连真皮、肌肉、骨头都被烧焦面积）达88％。已经没有时间转院，陈汝发等医护人员毅然决定马上抢救王世芬。
经过7天7夜的抢救，抢救进入到最紧张、最危险的处理焦痂阶段。焦痂下面一旦发生感染，病人就像裹在脓水里，随时可以死于败血症。教科书上有实例：胳膊上烫了蚕豆大的焦块，也可能感染败血症致命。为同细菌抢时间，切除焦痂和植皮手术要大面积地连续进行。每次大手术都使病人体质受到极大损害。这种生死攸关的手术，连续做了7次。
当时王世芬的气管已被切开，以便于吸氧，也便于给氧，因而王世芬无法说话。一天，医生发现她嘴角牵动，似是想说话，立即用纱布按住气管切口。她居然在唱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医生们哽咽着说：“小王，你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喊吧！”王世芬说：“唱着，比喊着要好听点，我怕你们难受……”
后来，医生给王世芬植皮，天天要花一两个小时换药。医生护士最发怵是换药，麻醉药已经用得太多，不能再损害她的肝、肾。为植皮者换药，需要把邮票大小的药纱布一片一片轻轻揭下来。一些粘住植皮的纱布，往往撕得鲜血渗出，王世芬实在忍不住时，嘴里发出嘶嘶声，护士们的手都抖了，马上停下来……但她喘口气，还笑着要求说：“叔叔、阿姨，继续换呀，我等着呢。”
这种种细节，全医院的人像新闻一样激动地传播着，传到重病号耳里成为他们重树信心、配合医生治疗的力量。这正如周总理后来说的：“王世芬是活教材”。
周总理对救治王世芬作出指示
王世芬的事迹也感动了我们。我们随后的采访很细致，并很快写出了通讯稿的初稿。初稿写出，新华社总编室很满意，而医院革委会、红卫兵其实也好对付。通讯长达5000字，由新华社于1969年6月11日播发，《人民日报》次日登载。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当天就看了这篇通讯，主题是——“不久前成功地抢救了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的青年女工王世芬，在医学科学方面创造了罕见的奇迹”。之所以“罕见”，是因为此前国内救活的被烧伤的上海钢铁工人邱财康，已震动了世界医学界，而王世芬烧伤面积是邱财康的3倍！
周总理看到通讯后，立即派保健医生卞志强等人到北大第一医院了解详情。6月16日下午，听了卞志强等人的汇报后，周总理召集吴阶平、吴蔚然和卞志强等人又作了重要而又细致的指示，他开门见山就说：我读了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奇迹！我对他们医务人员，只有三句话，但我特别留神看了看（当时通讯中写道：“王世芬时刻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鼓舞自己。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她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忍受剧烈疼痛的时候，她高唱《红灯记》”）。周总理接着说：王世芬所以能够恢复，是她能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能够克服极度的痛苦，顽强地和伤痛作斗争的结果，这是内因。但是，光有这个内因还不行。要是没有医务人员克服种种困难的精神，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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