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
作者：赖福荣
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的情形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从新余县罗坊镇街上的木行店驻地出来，前往相距不远的陈家闹，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联席会议。途经彭家洲时，毛泽东看见许多着杂色衣服的新兵，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毛泽东一问，才知他们原来是兴国县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的农民。他们曾见过毛泽东在兴国县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所以一见如故，称呼他“毛委员”。
这时，红军预备队营长傅济庭走出队列，请毛泽东检阅他们的操练。毛泽东驻足审视着这支尚未穿上军装的红军队伍。看见兴国农民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从彭家洲到陈家闹，一路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对警卫员兼公务员陈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这位傅营长，叫他从兴国红军预备队里找出不同职业、各个乡村的农民，七八个人就行，下午到我们驻地开个座谈会。”陈昌奉向傅济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7人，连同自己共8人，于当日下午准时到会。
这个最初冠名为《八个家庭的观察》，以后被命名为《兴国调查》的调查，就这样在远离兴国县城200多公里的新余县罗坊镇街开始了。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温奉章老人，对于那段往事，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那是1930年丹桂飘香的十月金秋。10月29日这天，红军总前委传令兵按指定名单通知兴国红军预备队8人去罗坊镇街红军总部开座谈会。他们怀着既兴奋喜悦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在左右两侧。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来，客客气气招呼他们在两排长凳上坐下，然后笑着说：“你们是兴国来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请用茶，请抽烟。”说罢，毛泽东拉开抽屉，掏出一把用废报纸卷成的“香烟”分发给大家。公务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水。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一开始就说他是和大家聊天的。然后他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接着又问他们这次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大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当红军？
他们对毛泽东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说是来了8个连，都在预备队，都是自愿报名当红军的。投机分子和坏人一概不要，即使报了名也要他们退出，他们出钱也买不到当红军的资格。
毛泽东听后点头称赞道：“对!当红军不能强迫，要靠自觉自愿，革命要真心实意，不能假心假意。”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的和谐融洽。毛泽东还让人买了些吃的东西。大家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
八位农民后来的情况
当年接受毛泽东“兴国调查”的8位农民，在调查会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6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营长，负责召集其余7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3天后返回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怀疑为“AB团”探子，杀害于河滩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年冬请假探亲，因正值“肃反”高潮，他被仇家诬告为“AB团”，从家中被抓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1982年复查，村里上报了材料，他被追认为烈士。
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年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杳无音信。
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钟来发是他的侄子，为避战祸，在其母亲的带领下举家逃往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原籍，并过继给钟得五为子。
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强烈要求当红军，但他年已48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后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温奉章，佃农出身，是当时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找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20世纪60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接他去作报告，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1972年，他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64岁。
当年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先后有7人当了红军，6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他们不奢望得到革命胜利后的什么待遇。他们同无数中国农民一样，胸怀坦荡，默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