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从“性病”到“脑瘤”
作者：瞿建东
我立刻找范君谈话。他很信任我，向我说了一些自己学习与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但对他心中那块阴影却始终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我试探着问了一些高中生常出现的问题。他都摇头不语。就这样，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第一次谈心。
之后，范君仍然在周记中流露出极度的焦虑，并把矛头直接指向父母。为此，我们又一次进行了谈话，但他还是在关键问题上刹车。无奈之下，我和范君的父母取得了联系。从电话中才知道他父母在广西，只有爷爷在家。我只好借助长途电话向范君的家长反映了孩子的情况，希望他们多关心孩子。放下电话，我又找到范君谈话，并告诉他有些事情如果不方便和老师说，可以和他信任的朋友说，也可以和父母说；如果不想面对面说，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写信等方式来倾诉。
一周之后，范君的妈妈来到学校，见到我时，情绪很激动。原来，在和我谈话后，范君就给远方的父母写了封信，足足五页纸，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听了他妈妈的解释，我才明白事情原委。原来，一段时间以来，范君总感到睾丸疼痛，坐的时间长了一点就疼得吃不消。他以为自己得了小广告中常说的性病，于是就胡思乱想开了，甚至想到以后可能不能娶妻生子，因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也不免吃了一惊，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莽撞处理。我立刻建议范君的妈妈带他去医院看看。医生诊断结果，范君只是睾丸上静脉曲张，一个小手术就治愈了。“性病”风波就此结束。
没想到，年后开学时，范君的妈妈又一次忧心忡忡地向我反映，孩子最近总说自己头脑发晕，看书时爱走神。我一听，当即就很自信地认为这是“性病”事件对孩子造成的后遗症，也是他对自己目前成绩不理想的状况过于焦虑造成的。于是，我也没太在意，认为过段时间就会好的。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范君的学习成绩依然没有起色。我和他聊天时，他仍然一再说自己头昏，而我则没有耐心去仔细询问具体情况，只是反复告诫他要注意心理调节。半个学期过去了。一天，范君的妈妈又一次找到我说，范君非要去医院看病，因为他怀疑自己得了脑瘤。为了打消他这种念头，她就带他去做各种脑部检查，结果不是脑的问题，而是鼻梁骨不正引起通气不畅。进而导致头痛。听了她的话，我知道自己先前的判断又错了。
“脑瘤”事件发生后，我进行了反思。在学生从“性病”到“脑瘤”两次“发病”期间，我自己做得好的有几点：一是由于自己坚持通过周记和学生保持畅通的联系，并一直鼓励学生写实话，因此通过这条“热线”，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二是这件事情发生前后，我始终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学生、尊重学生，所以在“病情”持续发作的一年中，范君一直信任我；三是我较好地担当了沟通者与引导者的角色，与范君父母经常沟通、及时引导，避免家长出现过激言行，同时也引导范君要对父母充分信任。
同时我也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一是过分自信。尤其是当同类事情连续出现在同一位学生身上时，我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二是耐心不足，虽然事情最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这期间我曾一度对范君产生过不耐烦的心理。
由此我认识到，一件在老师看来是很小的事，对学生来说，却很可能是一件天大的事。对这样的小事，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责任编辑 周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