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谋略”背后的阴影
作者：刘 祥
然而，有一些“谋略”，虽然也实现了班主任的某种教育目的，但读后总感觉到隐含着一些遗憾。这种遗憾常常来自于文字背后的某种非教育因素留下的阴影。
莫拿学生做道具
班级管理的对象，应该是班主任自身和班级内的全体学生。然而，很多“谋略”故事中，班主任将自己与班干部放到了管理对象之外，只充当共同策划谋略的执行者的角色。这样一来，在教育大多数学生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优等生”的教育，同时也忽略了自身行为的示范作用。
一位班主任为了教育本班学生讲究卫生，采用了下述方法：
班级组建初期，为了解决垃圾存放问题，更为了培养学生热爱、关心班级的良好品质，我号召全班学生找个器具存放班里的垃圾，可是好几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拿。
星期五的下午，我把临时指定的卫生委员叫到办公室。请她星期一拿一个化肥袋子，用来放班里垃圾。我嘱咐她：“不要对别的同学说是我让你拿的，放化肥袋子时要故意让其他同学看见。”
星期一，我早早来到教室，看着袋子故作不解地问：“这袋子放这儿是干什么用的?”
“卫生委员拿的，用来放垃圾的。”同学们齐声说。
我竖起大拇指，表扬了卫生委员，并号召全体同学学习卫生委员关心、热爱班级的精神。此后，班里热爱班级的良好氛围越来越浓。
这个故事中，该班主任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先是事先安排，后是明知故问，再以假当真，煞有介事地表扬。且不论这个“谋略”的最终结果是否真的是“班里热爱班级的良好氛围越来越浓”，单是这一系列计谋的背后，就隐含着几处教育失误：
首先，班主任的号召中，将自身放置到了班集体之外。存放垃圾的器具，按理说，在开学前就应该准备好。即使当时因为忙碌而忘记了，也应该在发现问题后，及时补救。如果是城市学校，到总务处领取垃圾篓就可以解决；若是农村学校，能存放垃圾的化肥袋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班主任不做非推给学生呢?如果说找个垃圾袋就能“培养学生热爱、关心班级”，那么，班主任的以身作则，不是更能给学生以启发和教育吗?因此，班主任的这个“号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班主任过于强烈的“管理”意识，而不是“参与”意识。班主任把自己放到了凌驾于学生之上的管理者层面上，才会把本该自己完成的任务摊派到学生头上，还找借口说是培养学生的能力与意识。
其次，该班主任的“谋略”，在将关心、热爱集体的理念灌输到班级其他学生的心灵中时，显然忽略了这位卫生委员的心理感受。如果说面对老师的这份表扬，卫生委员还能继续以演戏的心态坦然接受的话，那么，当课后面对同学的赞扬或者嘲讽(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时，她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呢?面对真诚的赞美，她不能公布真相，只能尴尬地接受；面对不理解的嘲讽，她同样无法解释，只能默默地承受。而这一切，原本都不该由她来承担。
其三，这位卫生委员本不该获得如此的表扬，却因为配合了班主任的“谋略”，充当了一次“谋略道具”，就获得了新班级内的第一次表扬。这有可能使该学生产生一种误解：做事情就要迎合老师的需要。能够投老师所好做事，就可以得到表扬。如此，在其他学生获得正面教育的同时，这位配合老师开展工作的学生，却获得了“弄虚作假”的“谋略”教育。这显然违背了班主任教育的初衷。
解铃还需系铃人
下面的这个案例，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谋略”故事。遗憾的是，这同样是一个违背教育原则的“善良的错误”：
“李老师，不开除他，你班的数学我不教了。”教我们班数学的孙老师气势汹汹地把我班学生刘鹏推到我身边，然后将一张纸扔到我面前，“他用画侮辱我。”说完，气愤地走了。
我打开纸一看，上面画着孙悟空手拿金箍棒的画，下边还写着：“猴子，我恨死你了!”我问刘鹏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数学课上他做小动作被老师批评了，加上平时对数学老师有意见，一时生气。就有了这个“杰作”。
我狠狠地批评了刘鹏。刘鹏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孙老师是个个性很强的人，简单地让刘鹏向他承认错误，他肯定不会接受。
这时，我想到了“双簧”。于是，我要求刘鹏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书给我，又让他写一份说明书交给孙老师，就说孙老师误会了，昨天他与前面的孙运涛闹矛盾，于是，昨天第三节晚自习画了那张画，那张画是针对孙运涛的。并表示今后要好好学数学。孙老师果然相信了刘鹏的话。一场师生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这个案例中，班主任在哪些地方违背了教育原则呢?
首先，师生“双簧”将一个错误信息传达给了刘鹏——犯了错误固然不好，但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权力依靠，借助这个权力的影响力，就可以使得大错化小，小错化无。在这个案例中，刘鹏借用图画侮辱老师，这是大错。面对这样的错误，“我狠狠地批评了刘鹏，刘鹏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我”却不安排刘鹏主动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让刘鹏诚心实意地向孙老师赔礼道歉，而是主动地为学生编造假话，用假话来消弭矛盾。班主任的这种做法，看起来很精明，“一场师生矛盾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而实际上，却很可能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种下了一粒邪恶的种子。可以设想，该生走向社会后，如果犯了罪，或者闯了祸后，又怎么会用积极的态度承担责任呢。那时，该生可能会思考：我该撒一个什么样的谎，把这罪行或祸端遮掩过去?谁能帮我策划这样的“双簧”呢?
其次，这个“双簧”不但不能消除刘鹏和孙老师之间的矛盾，反而加深了刘鹏对孙老师的轻视，并进而可能影响到班级其他同学一起轻视自己的老师。 “我”不安排刘鹏主动找孙老师认错，而要用这“双簧”的形式来“曲线救国”，这就把两条错误信息传递给了刘鹏：第一条信息是，孙老师是个顽固不讲理的人，对学生缺乏宽容，所以，即使学生真心认错，孙老师也不会原谅对方。第二条信息是，孙老师是个笨蛋，很容易受骗。这两条信息，无论哪条储存进了刘鹏的大脑中，都不会引出他对孙老师的尊重，而只能使他更加轻视孙老师。
第三，这个“双簧”中，班主任轻易剥夺了科任教师的育人权利，使自身沦为了“救火队长”。学生教育，是所有教师的共同责任。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了问题，更是科任教师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刘鹏与孙老师发生矛盾后，班主任却既不征求孙老师的意见，也不和孙老师进行必要的沟通，更不协助孙老师采用妥善方法处理纠纷，而是把自己的教师身份转换成学生的“助手”，精心安排了一场“双簧”，唆使学生弄虚作假，欺骗同事。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同事间的协调合作，也不利于班级建设中的齐抓共管。
由上面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教育实践活动中同然是需要教育机智的，但在运用教育机智时，必须要充分衡量这个“机智”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当教师的教育机智和正确的教育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机智才能真正起到有效的教育效果。倘若教师的“机智”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没有好处，那么，这种“机智”还是远离教育为好。
责任编辑 苏学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