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古今说“义”
作者：笨 子
义，在指向国家、集体、个人时，其价值取向是正义、公道与忠诚，因而倍受推崇与践行。在义的践行中，对其理解与诠释也多种多样：杀身成仁是义，以其道取所欲得也是义；不作乱犯上是义，尽孝道讲信用也是义；为匡扶正义牺牲自我是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义……
但凡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路见不平，会“义”愤填膺，“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就叫见“义”勇为；在关乎国家民族的事情上深明大“义”，忠肝“义”胆，不仅能对敌人晓以大“义”，不战而屈人之兵，必要的时候也能对自己大“义”灭亲，“义”无反顾。至于说对朋友“义”薄云天，仗“义”疏财，那是有情有义之人“义”不容辞的事。
从本义而言，“义”与“宜”谐音，含义也与“宜”相通。《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尊坚为大。”宜即适宜，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一切做法，均合其“度”。做得恰如其分，就是义，否则，即是不义。
义之“恰当、合情合理”的内涵，与忠、孝、仁相结合，构成了君臣朋友之间的“忠义”，老幼尊卑之间的“孝义”，普通人与人之间的“仁义”。这种结合给了人们在实践忠、孝、仁时一个度的规范，即以适宜为原则。什么是合适的忠、孝、仁（而不是愚忠、愚孝、假仁）？拿捏的标准就在这个“宜”字上。“恰当适宜，合情合理”的忠、孝、仁就是最好的、最值得提倡的忠、孝、仁。人们习惯称之为忠义、孝义、仁义。
孟子讲：“浩然之气，集义所生。配义与道，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即正气，其表现形态是“至大”又“至刚”。所谓至大，就是最大，“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就是说，人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道义”。至刚，就是最坚硬，任何压力都不能使之弯曲、屈服。
有正气之人决不会是懦夫。文天祥《正气歌》的头一句是：天地有正气。随后列举中国历史上的一批正气人物，第一个是“在齐太史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谋杀齐国君。齐太史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太史，让太史的弟弟继任，新太史坚持写下这一事实。崔杼又杀了他，再让老三继任太史职。前面两个哥哥被杀，自己该怎么做？生死关头，老三仍然坚持写下这一史实。为了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古代史学家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这就是齐太史简的浩然正气。
有正气之人，往往正直刚烈。苏武即是。当初，苏武被汉武帝派遣出使匈奴，因匈奴内乱被扣留。单于派人向苏武游说，许以高官厚禄，要他臣服单于。苏武严辞拒绝，遭到严刑，依然不屈，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放羊。十九年过去，苏武发须皆白，却没有屈服，始终坚守着民族气节。直到汉朝与匈奴重修旧好，苏武才得以返回祖国。
古训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都视气节重于生命。心中无“义”之人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义与利交织时，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何必曰利。荀子主张羞利。董仲书主张重义轻利。很多人就此断章取义，认为儒家老先生们是主张要“义”不要“利”的。这是一种误解。
孔子的学生原宪很穷，他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因而推辞不要。孔子批评他：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其他穷困人家。朱熹把它释为“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就是不义，或者说不合情理（正合“义”的本义）。
孔子的学生子贡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钱。鲁国有规定：谁花钱把在外国为奴的鲁国人赎回，就可以到政府领取一笔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回了一些人，却懒得去领补偿金。孔子批评他：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做别人的榜样。你这么做，使政府的补偿失去意义，以后鲁国人在外为奴，还有没有人愿意去赎？在这里，拿钱是义，不拿钱就是不义。王充评价子贡的行为是“让而止善”。这种辞让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善行的减少或终止。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王充评价子路的行为是“受而观德”。接受谢礼，等于在倡导做好事。
由此看出，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取“利”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拿的才拿，不该拿的不要拿，该拿的不拿也是不对的。
在个体交往中，义强调“忠诚”。这种最初的“对友谊忠诚”，逐步演变成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济困扶危式的江湖道义，即所谓的“江湖义气”。“义气”有一个传统的流行的组织形式——“义结金兰”。
譬如，《三国演义》一开始就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被后人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的关羽，他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誓言。关羽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答应曹操降汉不降曹，后又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华容道上义释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趁人之危的侠义。有人批评说这是对刘备不忠。但是，当忠义不能两全时，关羽坚持了重义的本色。在关羽这种大气磅礴、气贯长虹的义气面前，忠与不忠的评价就显得苍白无力。正是——成也义气，败也义气。
要论江湖义气，恐怕没人比得上水浒梁山众好汉。大头领宋江完全就是靠“义气”扬名立万。宋江本来是山东郓城的一个小吏，还是个大孝子，家道殷实。他天性乐于助人，“急人之所急”，对梁山众多兄弟都有恩，这为他后来梁山登大位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宋江本不想落草为寇，更不想造反朝廷，只因太够“哥们儿”，“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去给晁盖通风报信，结果露出马脚，慌乱中失手杀了阎婆惜，犯下死罪，不得已逃往梁山。到了梁山，众英雄好汉都是信奉“生死之交一碗酒”的。宋江的威望得益于他的“义气”，有众多兄弟拥戴，“带头大哥”的位置自然非他莫属。呼延灼是朝廷派来追剿梁山的将领，被宋江俘虏了。宋江没杀他反而以礼相待，还要以山寨首领之位相让，这让呼延灼他们“实感”宋江之“义气过人”，不容不依，因此归顺梁山做了强盗。
宋江在梁山拥有的地位不是靠政治主张，也不是靠操纵权术，而是靠着他义薄云天的“义”气。但这不一定是好事。梁山这种“一团义气”的氛围造就了宋江政治上的弱势。当梁山英雄与惯于权谋、阴险狡诈的朝廷奸臣们过招时，义气就显示出它的局限了──受招安，灭方腊，一路损兵折将，眼见大功告成，却接到了朝廷送来的毒酒，要他以死“表明忠义”。宋江喝了毒酒，保全了最后的“忠义”。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正是——成于义气，败于愚忠。
古人的“义”已成“过去式”了，但重温这些故事，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一股“义”气震撼心灵。现代人对“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在我们的身边，一些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也时时可见。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正义是不会消灭的，公道自在人心。只不过，它藏得比较深，需要我们用良知把它呼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