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黑社会》

民国黑社会　　作者不详

　　序言

　　《民国黑社会》一书，叙写和剖析了民国时期各种丑恶、黑暗社会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种：骗、赌、帮、烟、娼。

　　本书每一部分都写了数十个曲折的、甚至有点离奇的、但却是真实的、发人深思的故事。

　　固然，早在民国建立以前，骗、赌、帮、烟、娼五毒就已横行于国中。

　　但进入民国时代五毒更为肆虐，远非清代社会可比。

　　即以骗而言，民国时期“胜过”清代的，起码有以下几点：

　　1。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买空卖空的掮客以及其他商界骗子越来越活跃；

　　2。随着报馆的陡然增加，以及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用的提高，以行骗为业者更多地利用报纸尤其是污七八糟的小报，作为诈骗的工具；

　　3。由于帮会势力的恶性膨胀，骗子多结党行骗，如上海的“拆白党”、“赫诈党”便是。

　　再说赌博。民国时期中西赌法毕备。赌博方式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商店用“大减价摸彩”兜售商品，戏院用“抽彩”之法推销戏票，而且官府用“防空奖券（变相白鸽票、山票）等聚敛钱财。帮会兴办赌场（如合肥的蟋蟀场全是青帮首领开设），又对赌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操纵赌局的流氓赌棍，他们的赌术（骗术）无奇不有。受赌博毒害者，以百万、千万计（上海在沦陷时期就有50　万人赌博），因赌博而破产者数以万计。这些，都是清代所不能比拟的。

　　说到帮，应该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帮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嗣后，帮会蜕变为破坏性很大的一股恶势力；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帮会势力的膨胀，并更多地介入政治，其头目官僚化，成为社会上声势显赫的“闻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事。

　　关于烟（鸦片，又称“土”），民国时期种、贩鸦片称为“特业”。在从事特业方面，民国社会使清代社会相形见绌的也有几点：

　　1。不仅国外鸦片倾销中国的沿海及内地，而且国内也种植、贩卖鸦片。

　　2。不仅跟帝国主义勾结的不法商人贩烟，而且中国的不少高级和中下级军政官员也参与鸦片走私，保护鸦片走私。

　　3。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把鸦片税作为主要财源之一。据统计：1929　年7　月至1930　年6　月，仅两湖解付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鸦片税，就达1400　万余元。

　　4。有“阿芙蓉”之好即吸食鸦片普遍化。如宁夏流行着“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的说法。

　　再如，四川省烟馆特多，仅重庆市就有公开烟灯近万盏，烟灯捐每盏月12　元。四川禁烟总局在重庆每月收捐税二三十万元。川产烟土一年数万万两，2／3　供川民自用，1／3　由烟商、军队贩出川。据1930　年统计，四川全省有烟民4000　万以上。当年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何曾见过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

　　最后说一说娼。民国时期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这就为妓院提供了妓女来源。帮会为妓院提供了新的靠山。当局向妓院抽取各种捐税（如20　年代，有个名叫曾唯的人任安徽省公安局长，向妓院征收的捐税中有一种叫“娱乐捐”，打扑克4　元，麻将8　圈2　元），使妓院“营业”合法化。这种种因素，都使得当时妓院特别“繁荣”。

　　《民国黑社会》在记述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尽力写出其民国时代的“特色”，这是我们撰写本书所着重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我们在书中还追本求源，努力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民国时期何以五毒猖獗，远胜于清王朝统治时代？

　　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五毒都一概予以纵容、庇护，那也不尽客观。比如对烟，国民党政府就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过“禁烟活动”。但就是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当时有一句俗话：私烟越禁越好卖。个中秘密何在呢？就在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追逐鸦片之“利”的，不仅有私烟贩子，而且有“国府”要员、外交使节、边疆大吏、大小军阀、特务头子、帮会首领，等等。如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及其妻高廖氏，贩运鸦片烟膏2299　罐（每罐约重12.5　两）至旧金山，被美国海关验获，遣送出境，押解回国审讯，“为十八年度（1929　年度）最丧国体之事件”。官员们自己贩烟，就不会认真去禁烟了。有时禁烟口号喊得凶，只不过是借此索贿罢了。

　　对五毒中的帮，国民党政府的确是予以保护和扶持的。因帮会势力不仅可以用作镇压革命、镇压人民的工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利用反动帮会打头阵，是众所周知的），还可以用作对付政敌和向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等敲诈勒索的工具。美国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就指出，蒋介石1927　年上台后，驾驭不了上海的资本家，因上海的银行、商店、工厂大都开设在南京政府权力所达不到的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跟横行不法的帮会势力结成联盟。用帮会分子绑架、勒索租界资本家，使之就范，那是比较方便的事。蒋在1927　年春夏，利用他跟青帮的联盟，每月榨取将近2000　万元。“蒋介石和青帮的联盟使他对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不仅如此，1932　年1　月孙科的下台和蒋介石的重新上台，都跟青帮有关。“上海的凶牙利齿——杜月星和张啸林继续效忠蒋，对孙科进行骚扰，银行家跟着配合，于是孙科无能为力了。”概括地说，民国时期五毒横行的原因在于：各地军阀和当局为筹饷、征税，支持烟馆、赌场、妓院；军政官员自己贩烟、开赌，并假借禁烟、禁赌名义索贿；国民党政府把帮会当作其社会基础，予以鼓励，加以庇护；民国官场尔虞我诈，上下欺蒙，为骗提供了土壤。

　　另外，骗、赌、帮、烟、娼相互为用，同恶相济，也使得五毒“声势大振”，日渐猖狂。相互为用，即是：烟馆、赌场用妓女招株生意，以妓女刺激烟业、赌业；赌场、妓院用鸦片招待赌客、嫖客，以鸦片刺激赌业、娼业；帮会流氓开办烟馆、赌场、妓院，或为烟馆、赌场、妓院充当保镖，这样既推动了烟业、赌业、娼业的兴盛，又壮大了帮会势力；等等。

　　第三点，我们撰写《民国黑社会》，还希望它能对当前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起到针砭的作用。迄1949　年，民国已寿终正寝。新的社会制度给人民创造美好的前景。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至今在某些阴暗角落又沉渣泛起。例如：赌博在城乡一些地方较为盛行，个别地区赌注甚至盈千累万。再如，诈骗案不仅时有所闻，而且令人咋舌。骗子甚至一路绿灯，骗吃，骗喝，骗女人，骗钱财，。。数以万元计、数百万元计、数亿元计地骗。为警醒世人，我们特将民国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骗予以及行骗手法详尽地进行分析。在“赌”的部分，一一折穿流氓赌棍的各种赌博“奇计”，以及何以久赌必输，赌局即骗局。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骗写过《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汇编》等书，揭露当时全国或一地政界、军界、报界、商界及社会各界的黑幕。这些《汇编》、《大观》虽披露了不少骇人听闻的材料，使闻之者震惊、愤懑，但往往只触及社会表层的问题。对于造成各种黑暗现象和黑暗势力根本原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于勾结、利用中国黑社会势力的帝国主义，对于纵容、怂恿黑社会势力的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这些书籍是不敢揭露、不敢抨击的。

　　《民国黑社会》一书，除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书籍、报刊和档案材料外，还参酌了不少民国老人的回忆文章。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不但以丰富的、形象的材料写出民国黑社会的“黑”，而且努力揭示出造成这种“黑”的根源所在。力求将历史的沉思寓于生动的叙述之中，融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深刻认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国历史，也有助于读者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腐败现象作斗争。

　　1987　年10　月21　日于南京

　　第一部分　骗

　　骗子

　　旧中国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渣滓特别多，社会风气特别坏。当时之骗子，其活动范围遍及通渠大都、偏乡小邑；其构成成份不独有帮会流氓、江湖术士，且有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僧尼娼妓各色人等；其行骗对象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平民百姓，不仅骗取钱财，而且拐骗人口；其行骗手段有威逼勒索的诈骗，有以色财为饵的诱骗，有以妇女、儿童为骗取物的拐骗，有以装富、装官、装亲、装神等各种手段行骗的装骗，有互相勾结合伙行骗的串骗。受其害者，轻则损折钱财，重则倾家荡产。本书把骗子大致分为八类，并用一些实际发生过的故事，披露其活动的黑幕。

　　官场骗子

　　顾名思义，就是在官场行骗的骗子。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行骗者本身就是官，可能还是大官，利用他们的权力、身份和职务行骗；二是行骗者本身不是官，但他们或则在官场厮混过，利用他们与官场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行骗，或则伪装官的身份、托言是某官的亲戚行骗。

　　1912　元年曾发生直隶水灾借款一案，作案者正是官场神骗。这年秋天，直隶发生大水淹没30　余县。人民之流离、财产之损失，无法估计。时有法国传教士雷鸣远等，发起“中外筹赈慈善会”。他在考察灾区后提出：水灾的造成，是由于水利不修；而赈济系治标之策，只有根治四大河流，才是根本大计。他曾派了一位工程师到四大河流测量，估计工程造价非五六百万元不可。于是，上书中国当局。当时直隶交涉使王克敏说，治河虽为一劳永逸之计，但现在拿不出这笔钱来，难以实行。后来通过中国驻奥公使沈瑞麟的关系，向比利时借了一笔50　万镑巨款，合华币600　万元，用作直隶水灾河工之需。该款借到手后，水灾已退，治河之事便无人过问了。数年之后，天津、河北一带再次闹起水灾来，于是又商量着向外国筹借巨款。沈公使闻讯，大为怪异，他以为前次借款早用于河工了。回国后，他先向直隶当局调查，并不知有借款一事，向财政部查询，财政部亦无此案。于是又向财政总长质问，连去三次，总长均避而不见。沈公使遂与比利时驻京公使谈及此事，比公使便以宴会为名，请中国各部总长及各国公使赴宴，以为财政总长必到，便可当面质询，不料总长仍然设辞谢绝。事后，有人向沈公使疏通：此案不必再提，不但关系到政界要人，连项城（袁世凯）也用过这笔钱呢！原来，袁世凯一伙以治河救灾为名，骗取了600　万元的慈善款项。真是：大盗不操戈矛，巨骗不施小诈呵。

　　官骗人，官也是骗子行骗的对象。有一种惯于在官场行骗的骗子，聚合三五人，或为主，或装仆，印官衔名片，装官界举动，问所由来及政界内幕，常能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其骗术每能得逞。有一次，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吴铁城市长，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之子，便不加详细询问，借给50　元。后来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及此事，得知蔡确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方知来借钱者乃是一个冒名骗子。

　　北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青年持新任财政总长孔祥熙的函件及名片，自称是孔的代表，遍向北平市金融界方面活动，许多银行界人士争相巴结。有一天，一位细心的银行经理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原来那位孔祥熙的“代表”所持函件及名片，用的都是“孔庸之”三字，而孔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字号署名的习惯。再加上孔事前未有电报到北平，突然派一代表来，岂不荒唐。遂断定那个“代表”是伪装的，乃当面斥穿其骗局，那个青年只得抱头鼠窜。像这样的官场骗子，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屡见不鲜，即便在乡间小县也经常有他们的踪迹。某日，陕西省某县知事正坐堂办公，忽有仆人拿了一张名片进来，上书：“陕西都督府秘书黄震亚，别字扫白，江西吉安人。”知事乃请客入见，问其来意，据称即将赴湖北省谒见督军，谋求军职。现因川资缺乏，恳与贵县商贷，抵湖北之后，即行筹还。又问他以陕西省政界诸事，居然应对如流，确实无误。于是，县知事赠给川资，并设酒宴招待。事隔不久，知事的朋友孙某任陕西都督副官，出差途经该县。知事将黄某之事一一告知，孙某诧异道，我任省督副官多日，从未见过有什么姓黄的秘书！知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上了骗子的当。

　　官场骗子不但装官骗官，而且装官骗那些一心求官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削尖脑袋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骗子正好利用人们的这种求官欲以售其奸，多能得逞。苏南东亭有个全某，长期客居安徽合肥。操何职业无人知晓。1913　年回到家乡，衣服华丽，起居阔绰，自称一向跟随某某大官做事，非常得到信用，且与某省长、某都督相熟。有谁跟他出去谋事，富贵可以立即到手。乡里人听他胡吹一气，很是羡慕。有个农家子名叫刁斗的，家中甚为富裕，又是个官迷。为其言所惑，就跟随他到合肥去厮混。他们在一家旅馆住定，全某对他说：“你喜欢做官吗？我一定竭力帮你弄到手。但做官需有一定资格，你却没有，怎么办呢？我打算先帮你购买一张毕业文凭，然后谋个科长或科员干干。混上年把，有了经验，就可以正儿巴经做官了。”刁斗闻言，异常感激。从此全、刁二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日夜流连，恣意挥霍，钱钞都由刁斗掏，刁斗还唯恐不得全某的欢心。一日，全某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对刁斗说：“我刚从省政府来，恰巧碰到黄某谋颍上县知事的缺位，事将成熟，若能得到千余元运动费，立可赴任。黄某正在筹集股资，有能助他300　金者，可以到他那里当科员；助500　金者可以当科长。”刁斗听说，连忙表示：“我愿意得科长席。”说罢，倾囊倒出500　大洋。当天晚上，大开筵席，邀黄某痛饮，借此与他未来的上司及早联络感情。次日，黄某忽然匆匆跑来说：“省府就要发任命了，但门包规例尚需300　元，我钱袋已空，怎么办呢？”全某对刁斗说：“你可以帮助他，将来他当了知事，不会负你的。”刁斗说钱已用完了。全某道，何不回家去取呢？刁斗此时受骗已深，且欲罢不甘，便慨然应允。回去以后，想方设法谋得300　元，由邮局汇去。自己则乘轮船复来皖。到先前住的那个旅馆一看，全、黄已不知去向了。刁斗想，黄某大约已赴任了吧？复乘车赶到颍上，一打听，则新任知事果姓黄，不过名虽是而人实非，见了面却是一位素不相识者。刁斗无可奈何，懊丧而返。

　　还有一事，道来也饶有趣味。也是在民国初年，有个叫梅占魁的青年，试验知事中选后，发往湖北补缺。但因“运动”乏路，一年有余，依然故我。后逢袁世凯登基，在恢复帝制中出过力的，莫不平步青云。梅占魁怦然心动，便整点行装，赶进京都，想走走上层路线。寓中无聊，时至玉壶春品茗。经一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个人物，叫章梅亮。他见章梅亮举止阔绰，很有些官场神气，心想，结识这样一位朋友，或许多了一条进身门路吧，便将自己因何到京之事和盘托出。梅亮闻言，胁肩笑道：“这又何难，我不是说句夸口的话，在朝的几位有势力的人物，大半有些认识，即是皇太子跟前的侍卫，众公侯府上的随从，也很有几个同我要好的。可惜我不喜做官，是个放荡惯了的人。足下既有此心，待我想好运动路线，再回复你，如何？”章梅亮何许人也？原来当清宣统在位期间，他是顺王府上的当差。仗着主子的势力，确曾为一些人谋过官，他从中收取了大量的“运动费”。后来，清帝逊位，顺王也不久死了，他的靠山早已倒了，哪里还有什么门路去“运动”，不过是十足的官场骗子罢他与梅占魁道别后，便去找他行骗的老搭档，一个破产古董商符朗新。

　　二人商量如此这般，设计好一个圈套，次日一同来见梅占魁。梅占魁招呼二人坐定，问道：“章先生，这位是贵相知吗？”章忙答道：“这位是施礼仁先生”，又凑着占魁耳边道：“某王爷的宠仆。”占魁连连点头。梅亮又说道：“老施，你别闹客气，这位梅先生因求官而来，只恨没有门路，故请你来商议商议。”礼仁摇头道：“我们这位爵爷表面上十分古板，我虽是他很得宠的，说话也要当心一点。据我想来，除了结交二字，并没别的法儿。结交之后，有我在旁吹嘘，时机就成熟了。”占魁连声道谢，正欲问王爷的姓名，施礼仁却假作匆忙的神气，起身告辞道：“这时候爵爷要回府了，我得回去伺候。”梅占魁迭走施礼仁后，对章梅亮道：“这位王爷宠仆，果然气派得很，惜我未问爵爷姓名。”章答道：“适才礼仁嘱我，爵爷姓名暂时保密，免得传出去遭到非议。”梅占魁信以为真，感激不尽，又约章梅亮次日到醒春居小酌。第二天晚上，章梅亮如约赴醒春居，梅占魁却己先到。章说道：“这事恭喜你了。我恐足下心急，方才赶往爵邪，找着礼仁，问他究竟如何。他说明日正有机会，爵爷要购办姨太太的金珠首饰，若肯花上千余金，包你得一个优美的差使！”占魁喜不自胜，但转念一想，千金之事，非同小可，何不先找叔父商量一番？主意已定，说道：“承蒙二位见爱，替我出力。但一时尚缺现银，必须与叔父商量。因他脾气古怪，若不事先禀明，怎肯代我筹措呢？”章梅亮惊问道：“令叔父是谁？”占魁道出了叔父姓名。梅亮大吃一惊，此人不是从前托他运动过顺王的吗？是尽知他们的底细的人。只得暗暗叫苦，胡乱饮了几杯，溜之大吉，骗局宣告失败。

　　江湖骗子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地舆，惟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是江湖流传的四句诗，说的是江湖有九流人物。他们本来大都并非卑下之流，但后来渐有些人假托名义，欺世骗人，产生出一批批江湖骗子。旧社会有所谓“江湖十二相”，就是：“京”、“皮”、“朵”、“目”、“柴”、“马”、“离”、“降，、“风”、“火”、“随”、“谣”，其中除“皮相”有些确能以真实技术替人治病，“离相”以杂技谋生外，其余都是骗人勾当。

　　就以“京”、“目”二相来说吧，“十二相”口诀云：“‘京’背长庚算八字”，“‘目’为相法看麻衣”，都是算命看相的行当。以算命看相骗人糊口者固然比比皆是，但江湖骗子的骗人却不同一般，他们有师门真传的“法”去行骗。

　　“法”是指大相士、大神棍们必读的秘本，名叫“英耀篇”。“英”就是家底、身世的意思；“耀”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怎样运用高明的手法去使对方吐露自己的家底和身世。“秘本”全文700　多字，主要词句全是用江湖黑语代替。劈头第一句便说：“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勿踌躇。”接着，便根据人们心理一般规律，分析说：“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来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着什么不幸的事情。妻来问夫，面上露出一片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望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者是宠爱侍妾。夫来问妻，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多数是因为生意不旺。”

　　“秘本”第二部分，是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等，译成一般语言就是：即使是最自鸣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但那些做大官的人物，即使心里很贪恋禄位，却喜欢谈论归隐山林；刚刚中了举人、进士或新做官的人，他们的欲望极大，而且趾高气扬；而那些长期潦倒或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希望很低，不会有远大志向；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穷困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那饭碗倒可以长期保持；皮肉幼嫩而形容枯槁，衣服寒酸却穿鞋踏袜，多数是破落户；粗拳大爪而意气自豪，衣服朴素但带着金玉饰物，必然是个暴发户；满口“对，对，对”，会是个有权势的人物；连声“是，是，是”，他的职位、身世一定很卑微；面带愁容心神不定的，一定是家中发生不幸事；但如果言辞闪烁、故作镇定的，必然是他本身的丑行败露了。

　　“秘本”的第三部分讲方法，即如何套取对方的家底、身世，归结为“敲、打、审、千、隆、卖”六个字。“敲”就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仓卒之间吐露真情；“审”就是察貌辨色，判别真伪，由已知推未知；“千”就是刺激、责骂、恐吓，向要害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鼓励；“卖”就是在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摊出来，使对方惊异和折服。“秘本”指出，六个字须配合使用。它说：“敲其天（父）而审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急打慢千，轻敲响卖。”“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拨草以寻蛇。”最重要的是“千”、“隆”二字，“秘本”反复指出：“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先千后隆，无往不利”。

　　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行骗呢？江湖骗子常举这样的事例来教育自己的徒弟。比方说，有一个25　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跑来看相算命，他外穿一件七八成新的文华绉长衫，里面却是一套质地很好却已陈旧的熟纱衫裤。入门后迟疑了一下，望望四周没有熟人，这才放心走入。他手尖脚细，皮肤细嫩，面色憔悴，两眼无神。问他算命还是看相，他问清价钱之后，答道：“先给我看看气色吧。”这个青年男子的行藏动作，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诉了相命先生。他衣着称身但破旧，手尖脚细却愁苦，表明他是个“二世祖”之流的人物，三两年前还很豪阔，但近年破落了。青年男子总喜欢三五成群前来看相算命，而此人反常，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心中有不可告人之营谋，或是他破产之后，穷极无聊，独自闲荡。他若不是前者，就要考虑后一种可能了。而一般人破产原因不外三个：一是生意失败，一是意外灾祸，一是自己挥霍无度，好嫖滥赌。“二世祖”们破产的原因，十之八九是由于第三种。只有那些不久前还在花厅妓馆称豪充阔的纨绔子弟，穷死也要留回一两件光棍皮来遮门面；也只有这种人，穷了就失掉平日那班狐朋狗友，才会独个儿游荡，怕见从前的阔少。从他破产的原因，又可以“推”出，他可能幼年丧父，有兄弟也不会多。因为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或有兄长当头，就断不容许他把那份家产花光。只有那些自幼丧父的“二世祖”们，在慈母的溺爱和纵容下，才会养成这种挥金如土的寄生虫习性。

　　虽然如此，有经验的相命先生，还不敢贸然“落千”，仍然要“敲”个清楚，“审”个明白。首先用“我看你满面晦暗之色，怕你在这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一类的话来“敲”他的父母。如果对方答：“母亲去年死了。”那就“响卖”一下：“我看得对吧，你这一两年内真是丧了母亲吧。”跟着就打蛇随棍上，“打”他一下，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多久？你几岁没有父亲的？”对方如果答：“他在我五岁时死了。”那又可以再“响卖”一下：“额角岩巉（高的意思）先丧父，你额角这样岩巉，当然幼年丧父呢！”跟着又“打”：“你是长子吧？”对方如果答“是”，那他有多少兄弟就可以“审”出来了。试想，他居长，五岁丧父，难道会有五六个兄弟吗？于是又可以“卖”一下：“我怕你没有兄弟，有也不超过一两个，而且不和，是不是？”这些情况都探清楚了，就可以落“千”，先“千”他的潦倒，再“千”他那班狐朋狗友如何忘恩负义，又“千”他的亲戚朋友怎样冷落他抛弃他。这些话，不仅对这个败家子合适，对一切家产衰落的人都适合，当然能够句句“千”中这个青年男子的心灵。所以“秘本”说“无于不响”，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千”只能灵得从前那一半，要连未来也灵验，就非“隆”不可。因为“隆”可以发生两种作用，一是给对方目前以精神上的安慰，二是对其未来命运的预言与暗示，常会发生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对方的前途。所谓“隆”，并不是盲目赞美，而是结合对方各种主客观条件，对其前途作出适当的暗示并加以鼓励。这个“二世祖”，他读书不成，仕途无望；也没有胆量去投军就武；从事工商业恐怕连本钱也筹不出。如果你预言他将来可以成为大官巨贾，结果只有完全失败。但如果你叫他痛改前非，下气低头去谋个店员位置，勤俭地生活，他也许能办到。你要根据他的可能对他的前途作出暗示，你的预言才能灵验。所以，江湖骗子特别注重这个“隆”字，他们有一整套经验：如果是太平盛世，你就要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科举试或从事工商业；如果是乱世，就要多鼓励够胆识、够豪爽的人从军就武，或是捞偏门（即承办烟赌，以及走私等）。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你教一千人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一定很高兴，就替你吹嘘，这是你目前的收益。如果其中有三五个人将来果真成了富商巨贾，即使不来重谢你，也会替你宣扬，夸你灵验。有这么儿个有权有势的人替你撑腰捧场，你就享受不尽了。至于那些捞不起的人，也不敢说你不灵，因为你替他相命时，早已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山风水如何？祖宗阴德怎佯？等等。他们不发迹，只好怨自家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至于那些在战争中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还怕他说你不灵验！

　　许多江湖骗子，就是靠这样的伎俩欺骗世人、享名一生的。然而，如果说他们骗人只是靠这样的秘传百灵百验，那是吹牛。事实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精心设置许多骗局的。这里讲个小故事：有个浙江人丁某，在京城任职。年近50。未有子息。慑于夫人的威风，又不敢讨妾，然而望子之心颇切。一日，丁某宅旁来一相家，生意颇不冷落。丁某杂在人丛中观看，相者忽然抬头对他说：“君贵人相，早登科第了吧？”丁某奇其言中，不觉坐下。相者评述他的往事，如数家珍，丁某大为信服，就问起子息之事。相者踌躇道：“观君尊容，不应无嗣，又不易有嗣。”丁某性急起来，问其究竟能否有嗣。相者道：“依某部位出现红纹，在平常人，肯定是得子之象，您是贵人，反不敢决。”丁某益发感到奇怪，请其直言无讳。相者这才说道：“这条红纹，主外遇生子之兆。”丁某一笑而别，日夜玩味相者之言。他有个仆人，老婆颇有姿色，对丁某百般勾引，终成苟合。不久，仆妻告诉他怀孕了，丁某大喜，忙向仆人关说，愿给以重金，万万不要发作。从此，仆妇有何要求，丁某不敢稍拂。一日，小孩呱呱坠地，果是一男，丁某狂喜，暗给费用，让她赁屋另居。如此约一二年，仆夫妇所得，足有三四千金。谁知一日忽然远走高飞，且留下一封似嘲似骂的书信一纸，始知相者与仆人共同设此骗局。然而乌纱在顶，不敢追究，只好自认晦气。江湖骗子的伎俩，于此可见一斑。‘

　　商界骗子

　　商界骗子之行骗，自然离不开经商。有卖假货假药欺骗顾客的，有买空卖空欺骗货主的，有开假钱庄骗取存款的，有办假厂矿骗取投资的，个中黑幕，书不胜书。

　　这里先讲两个卖假货、假药的故事。

　　有个乡下人偶至上海，到城隍庙赶热闹。忽见一男子手持一镯，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古意盎然，煞是可爱。乡人不知为何物，就站在那里看稀奇。不久，就有一人来问价钱，男子答要20　元，那人摇头说，不值不值，至多10　元。乡人大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值这么多钱？那问价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名琥珀镯，能治肝胃气痛，无论多年不治之症，或痛不可耐，只须以此镯剉未少许，和以陈酒饮服，无不立愈。此时，那个男子以琥珀镯吸灯芯，对那人说：先生请看，货色不是假的吧？那人道：我也知道货色是真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了。说毕掉头而去。乡人心想，我也有胃痛病，既遇此物，不可当面错过。因问男子道：你至少需多少钱？男子答道：14　元。乡人即倾囊予之，买镯而归。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告诉他：你受骗了！这镯哪里是琥珀？是松香做的！你如不信，用火一烧就可知道真假了。乡人果然将镯放到火上，一触即燃，须臾成灰。才知道自己确实受了一次骗。

　　再讲一事：有两人在街市热闹之处摆了一个药摊，如鹿角、虎骨、猴头之类无不具备。乘人多时捡起一块常人不识的树根或兽骨，对围观者说，这是无价之宝，其功能可治何种险症，每分可值银数两。今路过此地，以济人为怀，故廉价出售，明日即回。当时就有几名看客，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说：“我的父亲以前得某病已10　余年，神药无效，到处找这种药没找到，请先生减半价，我就全买了，怎么样？”随即另有一客上前争道：“我也早就要买这种药了，你想一人独买吗？一定要与我平分才行。”先买者不许，二人相争不下，旁人劝解不听。卖药的人调解道：“你们二人不要争，我还留有家用货若干，今愿割爱出售。但一具共有10　几两，须全售尽，我方肯卖。”那两个争着买药的人高兴地说：真的吗？取出来看看。卖药的取出药根一大段，购药者争相传观。两个争买药的人对众人说：“我们两人全买太多，不买可惜，诸位如需购买，可以分消，不致错过机会。”于是，那些见识少而又贪小利的人，争愿分消，顷刻售尽。原来那两个初来争购的，是售假药人同伙。这里讲的只不过是小商贩的行骗，是小脚色，小买卖。至于那些富商巨贾行骗，就远非这些小脚色可比了。有个姓丁的宁波人，其父以经营海味致富，积资三四万。丁某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却又不安现状，想寻找致富捷径。他看到上海有一种滑头富翁，开设大庄号骗取存款而成巨富，便思仿效。但又恐自己声望未著，社会上没有信用，谁肯来存款？思前想后乃得一法：先以家资三四万于上海福州路热闹之处购地建屋。屋成，门面上即挂上某某经租帐房的招牌，随即又秘密地将其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2　万余。再东借西贷，凑足原数，复于闹市购地建屋，屋成复秘密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之后复购地，复建屋，复抵押，如是者四次。居然有市房无数，声势渲赫，信用日著。于是就在南市创设一汇划庄号，资本号称10　万，局面宏大，汇兑灵捷，同业中调查他的家产，果有市房数百幢，贵重地皮数十亩，赫然一上海巨富。于是存款者络绎而至，同业各庄号都乐于与他往来。丁某借口做出口丝茶的生意，渐渐将现金汇往海外银行，总计约五六十万之巨。接着又安排他的妻子离沪它去。将近年关的时候，丁某忽然不见。过了两天，庄号宣告倒闭。各存款户及各庄号闻讯大惊，立即派人四处侦查，音讯全无。要拍卖他的产业，则早已抵押于外国银行了。始知全都中了丁某的圈套，但悔之莫及了。旧社会的商界，有一种人本身并无资本，而专靠介绍买卖，分得回扣，此种人即所谓掮客。由于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营业，所以极易为骗子所利用。其中黑幕，令人咋舌。

　　上海有一个姓李的绸缎捐客，专与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各绸缎帮来往，为之售货。他带着货样往各处招揽主顾，分取回扣，由于他所觅主顾、所售价格均较其他掮客为优，且每月交清货款不欠，各商号获利不少，更加相信其为人诚朴，各货主便特许他多带货出去陆续销售，陆续交款，他也因此而生意日盛。不久便在上海租屋数幢，安电灯电话，张挂字画，悬号牌，标号名，俨然一副大商号的气派。然而，信用既昭，胆子即大。从此渐渐欠下各商号的货款，积零成整，所欠达万余金。此时忽起风谣，说李某商号快“淴浴”（沪语倒闭）了。愈传愈烈，各货主不禁心生疑惧。然李某镇静如故，不久即将积欠款项通盘还清。谣言于是平息，各货主愈加叹服。

　　然而，李某果真是如此讲信用的人吗？非也。当其手握各店号万金之时，已存倒闭卷逃之心。他的一个同党、老于骗术的徐某告诫他说：“时候未到。你今日倒闭，明天就要饱尝吃官司之苦了。你虽然只欠很少几家庄号的款，但欠每庄号的债额却多至二三千金。债务一重，他们决不会轻轻放过你，势必提起诉讼，事情就要失败了。倒不如故意放出倒闭的谣风，而后公然全数偿清债务，以坚各商号之信心。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可在它日收全功了！”李某听了他的话，才做出了那场欲擒故纵的把戏来。从此继续营业，掮货愈多，来往商号愈众。然而他抱定宗旨，每商号至多只欠七八十元，决不过百元之数。又过了一年多，合计所欠各商号之数已达七八千元。李某以为时机到了，于是宣布歇业，这便是第一次“淴浴”。

　　淴浴之后，各商号相谓，李某倒闭，非同诈骗，实出于迫不得已，所欠款项又不大，纵追控也无益，便乐得饶人。各自许其宽展期限，分期缴还，且为他介绍新的货主，以赞助其复兴商号。不久，李某又牌号高张了。逾年，又积欠各商号万余元。仍如上法，每号至多不过百元，又打算倒闭了。不过，此番却使出新花招。他先将苏帮货全部便宜售出，店内所存都是杭帮货。于是使人向苏帮各货主密报：李某行将倒闭，速去收取底货。苏帮人闻讯急至，李某故作惭惶之态说道：“出于不得已，行将歇业，向蒙厚爱，特先密告，聊以报答。”苏帮人遂将所存底货席卷一空。而后，李某公然宣布“淴浴”。杭帮人闻讯急至，见空空如也。李某道：“我遭不幸，实在对不起诸位。但歇业前未尝无底货，并且都是贵帮的。可惜你们不早来，均为捷足者全部搬走了。”杭帮人大怒，痛骂苏人无礼，便指控苏帮。两帮各执理由，诉讼不休。而苏帮人不但对李某无所憎恨，且感其密告之私情；杭帮人也不但对李某无所怨尤，且邀李某作证人。李某反倒成了第三者，两面讨好，逍遥法外。此为第二次“淴浴”。

　　不久，两帮讼息，而于李某均无恶感。且指望李某商号复兴，以便把债收回，于是怂恿其重理旧业。这样，李某第三次开张了。从此掮货如常，货主倍增，感情愈厚。逾年，又欠了万余元，仍然恪守每号不过百元的原则，乃将店屋前楼分租与人，承租者不是别人，乃是前面提到的同党徐某。二人同居，日夕密谋如何收拾最后之骗局。于是，徐某特投某保险公司，认保火险2　万元。几个月后，徐某住房旁的小室内忽然起火，火势熊熊，霎时将徐某连同李某的房屋烧成焦土。保险公司前来查看，寻不出丝毫自焚作弊的迹象。只得照原保险数赔偿，徐某2　万元到手了。而且，这把火利己兼利人。因为殃及李某的商店，不但店内存货，焚烧殆尽，而且所有簿据、招牌、图章、帐册，一概付之一炬。各货主闻讯，均来慰问，莫不同情其遭灾。至于其所欠货款，均以为货款不多，不忍乘灾索偿。此为第三次“淴浴”。

　　李某前后三次“淴浴”，第一次骗法最稳，第二次骗法最巧，第三次骗法最毒。共骗得资财3　万余元。另外徐某骗得2　万余元。而被骗者都以为李某是正人君子，可叹也夫！

　　民国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加剧，各国大大小小冒险家纷至沓来。他们空手而来，暴富而去，干尽了掠夺诈骗的勾当。

　　河北省迁安县太平寨有个太平金矿，最早是由河北省人李培春和王明元创办的，领有开采执照。但该矿蕴藏金矿很少，收益寥寥，实在没有什么经营价值。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两名白俄霍尔瓦特和马斯奈，两名白俄前往矿场进行了实际调查。为了使这两个外国人上圈套，李、王事先收购了10余两碎砂金，串通淘金人，把砂金掺入河砂内，当两个洋人到达现场时，淘金人装模作样地从河砂里取出砂金，两洋人信以为真，便答应入股合作。在商洽过程中，李、王二人骗取数千元，然后携款逃跑。霍尔瓦特和马斯奈接管该金矿后，很快发现毫无价值，方知自己受骗了。他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转念一想，何不用同样手法再去骗人？此时，正有一位瑞士籍的商人李亚溥在天津开了一爿利华洋行，正在做着淘金梦。霍尔瓦特与马斯奈找到了李亚溥，煞有介事地向李保证，每月可得黄金若干斤。李果然上当，十分高兴地把太平金矿接兑过来，改名滦河金矿。又是充实人力，又是添置设备，准备大干一番，但干了二年多，一两黄金未得。至此，李也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上了当。

　　狡猾的李亚溥知道受骗了但还要在骗中牟利。他不动声色地仍然在表面上继续维持金矿的业务活动，找了个白俄人精心绘制了矿区地图，拍摄了许多矿场照片，又收购了砂金30　两，装在美观的玻璃瓶中，标明“滦河金矿产品”，陈列于利华洋行，然后便利用这些材料向国内外大肆鼓吹，招募股本。李亚溥这一招，果然打动了某些财迷心窍的梦幻者，招来不少股金。这些股金都成了利华放款银行的周转金。到后来，滦河金矿终于不得不停办，但在利华银行的帐面上却添加了大笔大笔的收益。

　　报界骗子

　　报界骗子行骗，在民国时期，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大体有两条门径：一条门径是利用社会新闻来行骗。比如，旧上海洋场，每天奇事怪闻是不少的。像20　年代初期阎瑞生和妓女黄莲英的故事，黄慧如小姐和汽车司机陆根荣主仆恋爱的故事，都曾轰动一时。其他如财产纠纷、妻妾艳闻、拐款潜逃等，都是社会新闻的原料。读者是会有兴趣、急于知道下文的，而当事人则最怕见报。于是，一些骗子主笔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大体是先写好一个新闻梗概，由一位记者去找到那位当事人，关切地说：“这是我报刚收到的新闻，不知是否准确，被我‘扣’了一下，请你过目，有没有可补充的？”自然，看的人满头大汗。于是讲条件，讨价还价，最后视其事体之大小，当事人家资之厚薄，拿出一笔钱来，少则数百，多达数千。特大“新闻”也有上万的，条件自然是“不见报”。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日都有，收入是十分可观的。

　　此外，还有以奸徒恶棍为诈骗对象的。大凡奸徒皆恶言其奸，恶棍则讳道其恶。报界骗子乃利用这一点，每遇奸徒恶棍作恶为非，则必详加采访笔录。然后暗中使人把他们招至报馆，把新闻稿给他们看。佯言“有人投来，特向您核实”。奸徒恶棍必然请求不要登报。于是报界骗子乘机敲诈：“此稿已上了版面，如欲删去，必须重补一篇，重补需费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本报明日的出版了，可是事关本馆之信誉呀。再说誊写上版，均用药水，所费不小，实在难以删去。”必待当事人出钱若干，才允许不登，少则十数元，多则上百元。其他如官员收贿、奸徒敲诈，一旦被这些报界骗子得知，他们是断不能独享的。

　　报界骗子行骗的另一条门径则是以读者为行骗对象。民国五六年间，上海有一家“商务报”，专以欺骗读者为业。起初是编发说明书，盛称本报之佳，又分函全国绅商学界人士，劝其订阅全年报纸，并附“福利券”一张。券中有“等奖”字样，而于“等”字前面空一格。旁注：若以火烘券，于“等”字前现出“一”字者，即为一等奖。不可多得，得之者须以全年报费10　元邮寄本社，本社除照发全年报纸外，附送金表一枚。一时受其愚弄者，不可胜数，原来大家都烘得一等奖券，争先恐后地把钱寄往报社。结果，谁也没有得到金表。该报社主任王某是个无赖，犹不以此为满足，又创设招考编辑之法，大登广告，声称有人投考被取者，第一、第二名保送日本大学学习新闻专科，费用由报社支付。第三名以下，为本社学习编辑，亦可得月薪数十元。于是全国失业之士，及少年学子慕报馆职业者，纷纷报考。投考者须先报名，缴报名费三元，不取者发还。两月之内，报名者达8000　余人，王某遂坐得2万余元。及开试，用通信法邮寄试卷。榜发，第一、第二名实际上并无其人，其余均为备取，为“候补编辑”，既没有月俸，又不得收回报名费。众人渐悟其奸，纷纷投书指责，王某置之不答。公众更加愤怒，竟有人投书至商务印书馆大骂，商务印书馆不得已，登各报声明，商务报虽与本馆名称相似，但并非本馆分部云云。

　　自商务报王某开赠彩骗钱之先例以后，各报纷纷仿效。先是有家“沪报”以赠彩之法，使订数增至于余，收入9000　余元。主笔开印刷所，置田园，居然小康。接踵而起者有“民魂报”、“小说日报”、“新共和报”、“民达报”、“大声报”等，但西洋景均被一一拆穿，报纸于是威信扫地了。

　　后来，有一些报界骗子，租小屋一间，挂“某某报”招牌一块，就算报馆成立。再向印刷所印日报数张，其新闻无非取材于各大报，因而费资甚少。印就之后，每张附以赠品彩券一张，专门寄往市外各机关、各商店。其章程仍为得一等奖者，交订阅一年之报费，赠金表一只。有人信以为真，持彩券专程往报馆领奖。该馆接待人员大为惊讶，原来此券专寄外埠，不寄本地，以防亲身领彩之时，无以对付。若由邮局领取，则可以不答了之。见有外埠人亲到，接待员只得说：“先订阅一年报纸再说。”领奖者道：“先拿金表来，再将一年报费奉上。”接待员则支吾道：“请先订报，至于金表，因向外洋批购，货尚未到，请迟几天来取。”于是，领奖者皆洞见其奸，谁还订报？皆讥讽斥责而去。

　　僧道骗子

　　旧社会，有些骗子、恶棍混迹某些寺院，故某些寺院也是黑幕重重。有些僧道徒或设赌台，或开淫窟，更多的则是利用信徒的迷信愚昧诈骗钱财。所以，在各类骗子中，僧道骗子不能不独占一席。

　　僧道行骗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装神弄鬼，假托神意。比如，一贯道举办的“仙佛班”有一出压台戏，叫做“考财”。或则是由“天才”“借窍”，假托某某神仙附体，向道徒宣讲多出钱财是为了“结善缘”、“修来世”、“行功立德”之类的谎话，然后由混在道徒中的所谓“炉胆”带头假报施财的数目，以带动众道徒出钱；有时假借神意罚某人巨额财施，某人拿不出，点传师就劝诱众道徒说：“同道要互助互济，舍己为人。”“炉胆”就自告奋勇，甘愿替某人代出财施若干，这样，其他道徒就跟着出钱。更可笑的是劝诱众道徒拿钱替所谓犯了罪过的神仙赎罪。1943　年秋，在日伪时期的北京，一贯道举办的一次“仙佛班”，就使用这个诡计骗取了大批钱财。

　　那次仙佛班快结束的一天下午，由三个“天才”主班，先由两个“天才”“借窍”，诡称“南极仙翁”和“茂田院长”临坛，在佛坛故意胡闹取笑，待佛坛闹得不像话的时候，第三个“天才”突然倒地“借窍”，诡称“法律主张飞”临坛，跑上坛去，把桌子一拍，喊了一声“跪下”，顿时，200　多名道徒骇然无声，都跪下了！“南极仙翁”乘机从侧门溜走。随即“法律主”对“院长”厉声斥责道：“身为‘三天’主考，职任重大，在这天、地瞩目的仙佛班里胡作非为，轻视佛法，该当何罪？我奉老母之命，将你免职，速回‘理天’请罪！”于是，伪装“院长”的“天才”向“法律主”叩了一个头，倒在地上，不几分钟苏醒过来，装着莫名其妙的样子。

　　这时，点传师跪在地上，如丧考妣似地痛哭起来，混杂在道徒中的“炉胆”也抢着嚎陶大哭。一时，200　多名道徒都哭了。点传师眼看时机成熟，站了起来，擦着眼泪，抽咽着说：“大家别哭了，‘院长’为了成全我们，犯了一点小错，被免了职，饮水思源，知恩当报，大家快想办法恳求‘老母’慈悲吧。”众道徒收住哭声，面面相觑。“炉胆”高四海，蓦地站了起来，高声说：“报告‘法律主’，我不忘恩负义，我要求给‘院长’复职，情愿出财施5000　元，设立佛堂5　座，请法律主慈悲！”跟着，另一“炉胆”孙万庆也报：“我愿出玉米10　担。”女“炉胆”邢玉芬随后也报：“我出现款2000　元，白米2　担。”众道徒在“炉胆”的诱导下，纷纷写了财施数目。当下捐现款就达数万元（伪币），自愿设立佛堂400　多处，有的还把房产、地契、古董等捐了出来。最后，那位伪装“院长”的“天才”又突然倒地，借了“窍”，又爬起来说：“我已复职，出班以后，要照愿实行，勿忘今日！”这便是一贯道的“考财”骗局。

　　道首们不仅骗财，而且骗奸女道徒。其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女道徒生病的机会，欺骗说：“若要不生病，免灾难，必须‘结丹’，得了‘仙种’才能消灾除病，成仙成佛。”有的女道徒生病后去找点传师求药治病时，就被点传师借口“结丹”而奸污了。沈阳皇姑区张某的老婆，被点传师“结丹”后，气疯而死。有的妇女被奸污后，病未减轻，就去质问点传师，答复是：“你心不诚，必须再‘种’。”沈阳道长王瑞卿，用这种卑鄙手段奸污了20　多名女道徒。另一种骗奸手段是借口“天作之合”，“前世姻缘今世了结”。点传师刘兆祥借口“传道”，把吴旗县妇女王英拐骗到甘肃后，说是“前世有缘”，把王英骗奸；北京道首刘新泉“借窍”声称和一个18　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仙佛班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老母赐缘”，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人就献礼2000　块银元。仅这一次，他们就从道徒身上骗取了2　万多块银元。真是色财双收！

　　为了更有效地欺骗、愚弄群众，僧道骗子们还玩弄种种骗人的神化魔术。比如，“飞刀斩妖”：深夜派人伪装妖怪，黑暗中把刀甩出，并在地上洒些猪血，就称妖魔被斩了。“空中说话”：人在隔室用扩音器说话，喇叭安在楼顶的缸中，听起来好像半空有人在说话一样。“空中照相”：当“天才借窍”、伪装仙佛的时候，点传师找道徒中的照相师给“天才”摄影，数分钟后，把预先拍照洗好的假仙佛像拿出来给道徒看，谎称是仙佛的留影。“油锅取物”：盛一大锅醋，再倒入少许的油，锅下加热，醋的蒸汽冲破浮在表面的油，变成许多汽泡，样子极像一锅滚油，“天才借窍”时，用手伸进锅内取物，以显示“仙佛神通广大”；“大放光明”：数人配合进行，“天才”在佛堂叫一声“黑暗”，电灯当即熄灭；喊一声“光明”，电灯全亮。“天才”在佛堂内故意打碎一个茶碗，而在另一处，又发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茶碗。这一切，无非是愚弄、欺骗无知道徒的恶作剧。

　　人口骗子

　　拐卖人口的骗子，按其拐骗的对象不同，又可分为三类：拐骗妇女、拐卖小孩、拐贩“猪仔”。

　　（1）拐骗妇女这行当在旧社会称为“砟子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勾结外来匪徒，拐卖妇女，以获厚利。由于多是结党行骗，所以拐匪内部多用黑话问答。如称谓拐得的妇女，貌美者，曰“好花”，貌丑者。曰“赔钱货”；年轻者，曰“嫩白儿”，年长者，曰“整块”；性驯者，女曰“好娃娃”，妇曰“好奶奶”，性暴者，曰“辣货”。防其逃跑，曰“钉桩”；防其觅死，曰“弗糊涂”；既拐逃脱，曰“箍爆”；拐后身死，曰“接瘟神”。

　　拐匪拐带的妇女，常常不能即刻带出去，于是设立机关，便于安顿。机关设立之处，或在客店，取其出入人多，容易混淆耳目；或在公馆，取其声势浩大，场面阔绰，可以不受检查；或在窑房，取其地方隐僻，搜查不至。以上所设机关，专备拐得大帮妇女之用。若一二人口，则经过关卡时认为家眷，就可放行无阻了。

　　其拐骗妇女之手段，有下列五种：

　　一曰奸拐。办法是派一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设法去和被拐的女子认识，由交朋友入手，慢慢地把她引诱到手，再投其所好，等到两人谁也离不开谁时，就提出要做长久打算，女的只要一点头，男的就说要设法离开当地才成，于是，女的就被一步步地引上钩了。沦陷期间，北京南小街棕帽胡同有个已嫁女何氏，丈夫在六十七军充任副官。一天她在庙会上，认识了一个人称“胖姑娘”的印贞，此人正是个专给拐骗们做“底线”的“来手”。那时何氏正二十二三岁，生得又漂亮，印贞便打上她的主意。先约何到她家串门子，两人越来越熟。有一次何氏在印贞家认识了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姓赵，自称是个开汽车的。彼此相交了几个月之后，感情特别好。有一天赵手里拿着一封信给何氏看，说是有人介绍他到沈阳开车，每月收入差不多两倍于北京。就是舍不得离开她，她便表示愿随他到东北去。两人到沈阳后，就下在日本人的公和栈内，这座栈房是专门给拐卖人口的人落脚的。住了几天之后，赵从外面哭丧着脸回来说：“真想不到，原介绍人因公调走了，咱们既已来了，又没带多少路费，这可怎么办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又住了几天，房钱、饭钱都付不起了，赵装哭装闹，口口声声说太对不起何，再就用寻死觅活那一套来威胁何。栈房里的人劝说，不如由女方暂时下店（入窑子），既可还清帐目，男人也有了路费，可再去找朋友谋事，等找到了事拿钱赎人不迟。何氏此时虽知上当，但也只好听从人家摆布。由栈里人介绍，把她押在千金寨班子里，赵得了钱，便悄悄地逃回北京。后来何氏的丈夫在北京警察局报了案，辗转侦查，方打听到何的下落，由其夫将她赎回。

　　二曰婚娶。即以娶行拐。上海某租界有一刘姓女子，年方15，犹含情未吐之年华。邻家某男，却是一名拐匪。年方弱冠，面庞俊秀。刘女屡屡见面，渐生爱慕之心，遂共订白首之盟，择日举行婚礼。到了8　月中旬，拐匪之父声言要回故里谒祖，须一月左右返回，儿子、媳妇应一同前往。刘女禀告父母，得到应允。过了一个半月，刘女之父忽然接到由邮局寄来一只小包，打开一看，内有头发一束，读其信，始知女儿离家后，即被其夫出卖与某宦家为妾，身价600　元。信中说：“儿今已将千万根烦恼丝一刀割下，誓愿终身为尼。现正与某宦交涉，求其许可。惟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由邮局附信送上，以明儿志。”刘女之父读罢，不禁痛哭失声。急急乘轮至女儿处，偿还身价，赎女以归。

　　三曰乘隙。贫家妇女，因谋生计继，衣食不继，拐匪乃乘机诱惑。或言某处女工如何需要，工资如何昂贵，妇女闻利心动，堕其术中。有的家庭不睦，婆虐其媳，夫凌其妻，强嫂欺小姑，刁姑侵善嫂。拐匪乘势其间，装作同情被欺凌者的样子说：在家受苦，不若出外营生。妇女辈以为他们真是好人，求其帮助。拐匪之计，因此得售。1934　年，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徐士俊家，前妻故去后，留下一个小姑娘。续娶的妻子李氏，又生下两个女孩。徐在外作事，家中母女四人生活。这位继母对待前妻之女很不好，非打即骂，经常不给吃饱。前妻之女经常饿着肚子，带两个妹妹在附近玩。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三个女孩一起说话，并不时送给她们东西吃。日子一长，徐士俊前妻之女就常带两个妹妹到张小脚家去玩。有一天，三个孩子忽然都失踪了。徐士俊后妻向警察局报了案。经侦查，原来是被张小脚拐卖到关东去了。民国初年，华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到东北开垦的很多，大部分是单身汉，干上几年攒几个钱就准备娶个妻子。拐子们就是钻这个空子，在京、津一带拐到的妇女，绝大多数带到东北去卖。最下等的所谓“屯货”，都能卖到五六百元。

　　四曰利诱。妇女见识浅薄者，喜得小利，拐匪即投其所好，或供以金钱，或赠以饰物，妇女得此小利，心悦诚服，唯命是从，拐匪遂达其目的。

　　五曰药迷。此术用于幼年女子。乘其独行之时，用一种极猛烈的嗅药，喷在她的鼻孔上，使她失去知觉，状若死人。拐匪即用衣被蒙住，背着快跑。偶过村镇，假作悲泣之状，以欺人耳目。

　　拐匪们既有势力，又有手段，并且往往与官警相勾结，常能为所欲为。

　　但他们却惧怕一种叫“左事由儿”的。所谓“左事由儿”，就是专想法儿坑那拐匪的人。其中一种叫“抓定吃皮儿”，一种叫“放老鹰”。“抓定吃皮儿”就是有夫之妇，装着家庭关系不睦，和拐匪认识之后，拐匪一不细察，认作是一宗好生意，双方商妥要把她带到外地去另找生活，她满口答应。不过说明在她临走之前要多少钱作为安排一切的费用，就叫“抓定”。决定了走的日子，便要求带她走的人先替她做几件漂亮的衣服，以便路上穿用（这衣服叫外皮儿）。等一切办妥之后，约定于某日某时在车站见面。到时候不见人来，你再找她，她和你装傻，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这就叫“抓定吃皮儿”。“放老鹰”就是被拐卖的人和她自己的男人或母亲串通一气来坑骗拐匪。这女人一定正当妙龄，长相也好。她的男人或母亲装着无法生活，情愿把自己的女人或女儿卖掉。双方商妥，由拐匪花几百元钱，再把人带往关外。女人故意装胡涂听人摆布，一旦找到机会就逃悼。由于她计划周密，一逃出门，拐匪休想再找到。秘密回到家里，不过搬一搬家，或到外地避一避，就算完事。那拐匪都是怕惊动官府的，遇到这事，都是宁认吃亏，暗中叫苦。那干“左事由儿”的人，也正是抓住了他们这种心理，才敢那样做的。所以本领“高强”的拐匪也有被骗的时候。

　　（2）拐卖儿童清末以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加以河决之患，蝗旱之灾，连年不息，盗贼蜂起，拐孩之匪也应时而生。民国期间，岁岁用兵，军阀混战，百姓疲于奔命，民力憔悴，竟有远弃家室，外出糊口者，稚子弱女，流落荒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拐孩匪徒便潜伏其间，用衣食引诱，好言欺骗，使饥寒交迫的孩童视拐匪恩同骨肉，东西南北，惟命是从。拐匪便将拐得的孩童，贩往外地，北至京、津、哈尔滨等市，南到沪、汉、广、厦，甚至香港、南洋群岛等地，俱为其贩卖孩童的市场。男孩一般卖做富户的家僮、富僧的徒弟、南洋群岛的猪仔、江湖卖技者的养儿以及童伶等。女孩则卖做各埠妓院的妓女、通商口岸华产洋娼之养女、富家婢女、粤中歌妓养女、富尼庵之顶脚（徒弟）、“咸水妹”（妓女之一种）的养女、南洋群岛猪仔的“公用妻”等。

　　拐匪徒所最怕的，就是被人揭发，不但人财两空，且难免刑罚之苦。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勾结这样几种人物，以期畅行无阻。一是地方痞棍，此辈名之曰“地头蛇”。在一地羽翼颇众，消息亦灵。拐匪若不与他们勾结，则其所作所为，必被其侦悉。故拐匪混迹之处，先访地头蛇，行送“波罗”（行贿）之礼。二是衙署吏役，被拐匪视为“走无常”。地方稍有势力之痞棍，很少不与之联络。故拐匪对于吏役，每年例有二次至四次“寿礼”供献，既得免其阻碍，又得托其包庇。三是军警，以其有盘问之权，拐匪名之曰“阎罗爷”。他们勾结“阎罗爷”之手段，以拜老头子为初步（军警多在帮），以认弟兄为第二步，以“进水”（匪中送人财物曰“进水”）为第三步。这样，军警就会认拐匪为“自家兄弟”了。

　　拐匪内部，也有其黑话通消息。比如，称女匪曰“好老妈”，男匪曰“善心老爹”；称孩童，男曰“一炷香”，女曰“一株花”，面目姣好者曰“嫩藕”，四肢无疾者曰“站得起”；带领贩卖，曰“趁船”；卖出曰“脱货”；途中拐得，曰“兜顺风”；中途被破，曰“失风”；成交曰“财神祐”，否则曰“米涨价”等等。

　　拐匪拐小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三种：一是文拐，拐匪对于企图拐骗的孩童，先乘无人之时，饵以食品，日久渐熟，于是哄骗小孩看热闹，携之远遁。二是武拐，即偷小孩，此辈常游荡于僻街小弄，侦察有小孩可拐，便乘无人跟随时抱起小孩就跑。小孩若啼哭不止，则以随身所带湿棉絮塞入小孩口中。三是孩拐，即以小孩拐小孩，此法既奇且毒，兹举一例便可明白其中奥妙。

　　上海某公馆要买一个小丫头。一名拐匪打听到此事以后，就带了两名10岁左右、面目姣好的女孩前来求售。公馆女主人素来谨慎，就先将两小孩置于一室，单独地询问拐匪有关两女孩的详情，如姓名、住址、年岁、生日等，一一记住。又单独叫两个小孩近前，以上述问题再问一遍，居然应答如流，与拐匪所答一一相符。最后又问：“带你们来的那个人是你们的亲戚还是邻居？”两孩齐声回答：“是我们的生父。”

　　原来，这两个女孩当初也是被拐来的。最初，拐匪于拐到的孩童中，挑选一两个聪明伶俐者，当子女抚养，供以鲜衣美食，而后用拐孩的方法训练他们，恩威并用。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对于拐孩那一套方法，也就渐渐入门了。这一切，公馆主人当然不会知道，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两个小女孩的回答。于是从中挑选一人，给价立券，自此之后，这女孩就受雇于公馆、侍奉主母了。做事虽不免孩子气，然手脚勤快，性情和顺，深得上下欢心。公馆中婢仆甚多，自这位小女佣进门之后，其他婢仆在主母面前尽皆失宠。女主人对小女佣遂不再提防。三个月期间，小女佣除竭力趋奉女主人外，惟与女主人的男女两公子作伴，使这两位小主人也非常喜欢她。如此，她穿房出户，宛若家人了。即使主人取藏珍饰，也不回避她。一日，主母外出，这个小女佣见有机可乘，遂潜入主母卧室，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许多珍物，返身出外对两个小公子道：“外面猴戏开始了，我们快去吧。”于是右手抱男，左手挈女，对仆人道：“我们马上回家，你们要当心门户，主人主母都外出了。”仆人们深信不疑，听其自去，从此杳如黄鹤。直至主母回家，始知失事，报警侦查，而终不可复得。珍物被窃不说，一双儿女也被拐走了。这便是“孩拐”之一幕。

　　（3）拐贩“猪仔”

　　在“帮”这一部分，会提到帮会之“特种营业”中有“拐贩‘猪仔’”

　　一业。其他拐匪之伎俩大同小异，不赘述。但还有手段特别诡异狠毒者，兹举一例：扬州某公馆的一位少爷，生得一表堂堂，但品行恶劣，素交无赖，父母均气愤而亡。从此无人管束，益发放荡，竟将巨万家财，挥霍殆尽，度日艰难。然穷极计生，拜了扬州青帮著名头目沈某为老头子，与同帮兄弟一起，诓嫖骗赌，勾引公馆中的姨太太、小姐倒贴，最后将姨太太、小姐拐骗到远方妓院卖掉完事。时有南河下某公馆小姐，被他勾诱上手，竟将其奸拐出来，诡称汉口有亲戚，可以往投，以作永久夫妻。那小姐信以为真，窃带金银首饰数千金随他私奔。谁知到汉口后，他竟用计将小姐卖入妓院中，得身价数百金，连同窃带出来的数千金，共有5000　余金，不由得心满意足，乘轮返扬。轮船没行多远，忽见对号房间内，有一学生装束的女郎，美貌非常，秋波流盼，正独自一人在房间内看书消遣。这位少爷以为又有一桩好买卖来了，便使出平生手段，下第一步吊膀子之法，目光灼灼专在女郎身上打转。不料那女郎的杏眼，亦直射过来，四目对视，大有怜我怜卿之意。这位少爷见女郎如此，自思私货刚刚脱去，今日又逢奇缘，岂不是花财两运亨通！于是乎春风满面，站起身来，翩翩然向对面房间走去。那女郎见对门客至，起身迎入，寒暄数语，并无一点羞答答作小家儿女之态。深谈之下，语语投机，由相识而相怜，由相怜而相爱，情浓意合，白首同盟，便在轮船上双宿而双栖矣。从此形影不离，虽新婚燕尔，亦未必如胶似漆若此。

　　二人一路缠绵，数日已抵镇江，于是商量长久之策。女郎提出：“我俩有巨万资财，何不到上海图谋生计？”少爷一听要到上海，正中下怀。原来，上海乃是拆白党（诈骗集团）的渊薮，自己的同党弟兄在此甚多，谅她此去，如羊入虎口，岂可逃脱？巨万资财，可归我一人独享！想到此处，心花怒放，满口允诺，一宿无话。次日，即乘中班火车抵沪，在四马路龙兴旅馆住下后，二人即筹议生计。女郎献计道：“我们手头虽有钱，但对各项生意均一窍不通，且听说上海匪徒甚多，稍一不慎，丢款破财还是小事，且有性命之危。我们又是外地人，不可不格外谨慎。依妾之见，外国人办事，倒是既公正，又信实，所以他们商业发达。最好我们替外国人办事，方可免于受骗。但苦于无人介绍，恐怕外国人不肯相信我们。我想我对英语总算知道一点，明日不如先到洋行去试试看，如能接洽妥当，则我只须带一套行李先去做事，你可先住客栈保管好箱子首饰。待我在洋行外国人处各事熟习，得到信任，再相机进言，将你引入办事，二人同在一处，岂不为美？”某少爷一听她将首饰金银交与自己保管，料想她即使变心，我也可卷物脱逃，只不过便宜了她本身。当下即道：“您既有这番美意，我怎能推却？只是劳苦你了。”

　　二人就这样议定。次日晨女子出去，午时回来，满面春风地对少爷说道：“事情谈妥了。洋人见我会说英语，人又伶俐洁净，所以一见合式。工价每月若干，另有安家费若干。说要家属前去签字，顺领安家费。故特意回来请你同去签字，而后我回栈取行李。”又叮咛道：“上海五方杂处，坏人甚多，我常从沪上小说中看到，什么仙人跳，什么拆白党，鬼计多端。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务必细心看好银钱等物，切不可擅自出外。”某少爷听此一番话，忍不住暗中好笑，也不说破，满口应允。饭后二人出门，雇两辆橡皮东洋车一直拉至某洋行门前，即同入内。女郎即向一个洋人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话，即见洋人入内取出皮包一个，从皮包中取出一份英文书件，交与女郎，女郎随即交与某少爷，令其签字。某少爷一看，一字不识，只得签字。洋人见签过字，即将一大卷钞票交与女郎，女郎点过数目，放入口袋，向某少爷道：“你在此稍待，我回栈将行李取来，你再回去。”说罢扬长而去。女郎去后，洋人即对某少爷用手往里指，似乎叫他进去。他不知其故，只得跟着进去。至内室见有五问大洋房，内中华人甚多，不知在此何故。又见洋人将外面的门关锁，心中纳闷。以为女郎将款领会，洋人怕她逃脱，故将门关锁，以待其来。哪知到了晚上，电灯通明，仍未见女郎踪迹，心知不妙，只得向关在里面的华人询问，方知自己已是一名“猪仔”，即将被贩往美国旧金山开矿去了！内中一人道：“他们多数是被人拐诱而来，只有我是自愿出洋，身价交与家中度日。听说那里工头对工人极为虐待，且须15　年或20　年期满后才能自由，我如有一线生计，决不自投罗网！”言罢唏嘘不已。某少爷一听此言，魂飞魄散！悔不在日间乘其外出之时，将各种细软卷逃，以致棋错一着，满盘皆输。此时真是欲哭无泪，只好把心一横，听天由命而已。正是：本想骗人，反被人骗。此中鬼蜮伎俩，怎不令人惊心动魄！

　　婚姻骗子在旧社会，专门在男女婚姻上精心设置骗局，以达到行骗之目的，几乎成了一些人的专门职业。

　　常见的是女骗男。

　　南通东乡人张某，家有巨资，但30　余岁尚未得子，故常有再婚之意。此事被一女骗得知。一日，张某去逛公园，女骗随之而往，在公园二人相遇。张蓦然间看到一位二八芳龄的女郎站在面前，姿容秀美，服饰华丽，秀于外而惠于中，张一见魂销，乃使出其猎色手段。女始则报以微笑，继则与之谈话。张询其姓名住址，女不答，只是说她本来亦有家产，至今父死兄亡，家产一空，她自己尚待字闺中，讲出来恐被人笑话。张某亦不再问，相叙数小时之久，方珍重道别。次日，张又与女相约于公园，并向女方求婚，女骗爽快地应允了。并说：“我有个恶叔，专事敲诈，如果婚约被他知道了，他必来逞其故伎。我一贫如洗，不如跟你私奔吧。”张一听此言，喜不自胜。是夜，女骗果然偷偷地跑到张家来，与张某成了夫妻。

　　女自人张家之门，颇尽妇道。从此，张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寻花问柳。过了三个月，女请求回去看看母亲，张应允了。女归二日即回，且对张某更加恩爱体贴，好像一刻也不能同丈夫分离。张也因此而爱之日笃，一切家政，均交给女方掌握。

　　到了6　月，女对张道：“我在家时，曾许三十里观音菩萨，于每年6　月19　日，必赴庙中进香一次，你能允许吗？”张当然不拒。届时，女骗五更起身，偷偷地将箱中金器银元，一裹而尽，至夜未归，张此时方知女骗卷财而逃了。

　　事发后第五日，忽有一个老太婆跑到张宅上来，且怒且骂道：“你一年前将我女儿拐去，我当时想反正女儿未有丈夫，也就未加过问。谁知今日，你竟敢将我女儿卖掉了！我的女儿在哪里？你如不交出，我就把你告到官里去！”张某十分害怕，就请人调解，又出大洋400，始将此事了结。其实这个老太婆并非女骗的母亲，也不过是结成帮伙的一个骗子而已。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终结。那女骗去张门9　个月之后，又向贫家买得一个初生的小男孩，抱到张宅上来。张见之大怒，骂道：“贱货逃得好，为何今日又来！”说毕，举棍要打。女骗长跪而答道：“妾逃跑之罪诚然很大，既去之后，本无颜面再见君面。但想你娶妾，不过为了得到一个儿子。这孩子确是您的一点骨血，故不能不把他送回来给您。”张某寻思，该女逃罪虽大，但既已生子，后嗣有人，也可原谅了。更何况她既生一子，断不至于再逃跑吧。女骗又稍稍得握内政，并经常谎称归视其母。过了一年，女骗借归省之名，又席卷重金而逃，张某三次受骗矣。

　　这是女骗男一例，至于男骗女也决非罕事。请听一位被骗流落天津的苏南女子的自述：我是江苏常熟虞山镇人，姓陶，11　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得遗产1.5　万元现款，依外祖母寄居苏州。后因民国初期兵乱，随外祖母迁居上海北江西路，雇女仆陈妈，供我使唤。不久，考入某女校师范科。外祖母特购包车一辆，雇车夫一名，早晚为我接送。约一二旬间，我早出晚归，总有一位西装美少年坐着包车跟着我。我感到奇怪，车夫阿二告诉我，这位是湖州黄公子，亦住此地，某某绸庄就是他家的股份店。他家除老东家外，仅有三姨太为公子庶母。公子在西门内某校读书，也是朝往夕归，与我们同路，所以经常遇到。我信了他的话，不再疑惑。

　　一日例假，我随外祖母到新舞台看戏。入座未久，黄公子即在背后出现。忽然他的一包烟掉在脚旁，我命陈妈拾起还他，他向我道谢，从此便由相识并渐相熟了。有一次乘车去校，见公子与一中年妇女各乘包车在前。公子回头看到我，告诉中年妇女道：这位便是陶女士。中年妇女向我点头，同我并驾而驱，互相问答，知道她便是公子庶母。到了校前，她殷殷嘱我到她家去玩。我应邀由陈妈陪我同去，岂知即在前街。叩门而入，黄太太笑脸相迎，坐谈片刻，公子自外回来，对我鞠躬致敬，异常亲热。我看室中华美，确为富室。黄太太自述，主人一妻三妾，膝下有4　个女儿，男唯黄公子一人。又问我身世，我据实以告，陈妈在旁插言道：“以我家小姐配你家公子，真是天生一对！”我对陈妈瞪了一眼，公子莞尔而笑，黄太太微愠道：“你勿乱说！”又邀我到楼上坐坐，拿出许多钻戒珠锡等饰物来，一一评论。此时，一女仆来禀有客人到，黄太太随仆妇下楼，公子见四顾无人，突向我表达求婚之意。在我依违之间，他脱下钻石戒指给我戴上，又乘机脱去我的珠戒戴到自己手指上，我年轻识薄，不忍拒绝。后来他又利用一次机会，跟我强共枕席。从此，我坠入万丈深渊，不能自拔了。

　　前面我已说过，我曾得了一笔1.5　万元的遗产，存在银行生息，此时已达2　万余元。因苏州时局不宁，舅舅为我改存上海正金银行。存据交我掌管，对我说：“此后无论动本支息，均须你盖章签字。”自从与黄公子订下秘密婚约，我把这一切全告诉了他。这也加速了灾祸的来临。

　　爆竹一声，新年又至。我与黄公子的爱情，达于沸点。佣人陈妈、阿二等，皆知秘密。黄太太也好像知道了个中消息，待我比从前更加亲密。我几乎把黄公馆看作第二个家了。一天晚上，有女客三四人共进晚餐，公子饮酒微醉，忽提议推牌九。第一局便输了2000　金，但面不改色。惟钱袋已空，便向三姨太要钥匙，从帐房铁箱取出一厚卷钞票，重起庄家，一会儿又把3000元输个精光，这才露出惊惶之态。我暗地劝他罢局，他哪里肯听，与三姨太耳语良久，我只听得三姨太一句话：“数目太大了，若爹爹查问起来，如何是好？”公子恳求再三，三姨太只得登楼取下银行支票三张，计1800　两银钱。此时，轮到张太太坐庄，公子连压三次，又成了空空妙手！此时公子如醉方醒，独入书房，倒卧床上，两颊通红，两眼直视，气喘咻咻。我低声道：“今天输得太多了。”他应道：“我也是后悔莫及。别的还好说，只是铁箱里的3200　元，明天家父查悉，难免责罚。”我见他惊忧之状，心中不忍，安慰道：“不用着急，我能帮你。”公子神色稍定，感激涕零。第二天早晨，我就到正金银行取来3000　元即期支票，转身赴黄公馆密授公子。这便是我破题第一回被人骗取金钱。

　　此后不久，舅舅接外祖母回苏州，我托言不愿中途辍学，住宿校中，每逢假日，借口回家，夜不归校。在大新街某旅社租房一间，为我与黄公子星期天的临时洞房。一天，忽接一信，将我们的隐事揭露无余。未称“我党缺少经费，请捐助3000　金，并于明日在法租界某地与代表接洽，否则将两人秘事登诸各报”，署名处盖“铁血团财政部”印。我读毕，胆战心惊，噤不能声，便递与黄公子。他初读亦为之色变，及至看到署名，神色稍定，谓有老同学陈某现在该团任要职，与我感情素好，与他磋商，当有挽回之策。我催他速去，商量结果，以1500　元了结，这便是我第二次被骗破财。

　　“铁血团”事发生后，有一天我往访三姨太。见她面有忧愁之色，既而叹道：“时局多乱，商业调敝，昨天主人回来说，合股开的某某绸庄，已亏3　万余金。股东提议停业，主人以辛苦缔造，一朝倒闭，诚为可惜，遂与股东商定，一周内调还其2.4　万元，该庄即归一家独有。现在收回存款碍1.8万，我凑了4000，尚缺2000　元，讲定下午2　时交款，一时难以凑齐，是以心中忧虑。”我贸然道：“仅2000　元并非难事，我在正金银行有存款，过会儿签张支票就行了。”她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多谢多谢！”午餐后，便同乘车至银行，如数支付。唉，这是我第三次被骗破财了。

　　照理说，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其中秘幕，日形显露，我应该清醒了。但我为爱情所蔽，如堕五里雾中，不能自悟。一日，忽接外祖母快信一件，拆开一看，居然洞悉我寓沪秘史，限于明日归苏州，否则舅父亲自前来。了了数语，如冷水浇背，利刃攒心。便以此信给黄公子看。他毅然道：“回苏州则我俩爱情付流水，不回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问其不归之什，他答道：“你手中尚握万金，我也能集数千，天下大得很，难道离开上海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当时我心昏昧，任其指挥，居然收拾行装，急赴正金银行，改立1　万元存款，下余提作旅费。所有细软等物，随身携带。雇一马车，直抵轮船码头，二人同坐一舱，离沪远去。寂寞旅途，以往种种经历，一一现于心中。蛛丝马迹，颇多疑点。但一念及黄公子乃一富室娇儿，因眷恋情人，不惜弃故乡而适异土，则中怀感激，不能言喻。舟行一日，我问黄公子、此行到何处立足？黄答道：“保阳有姨表弟刘某在矿务局任事，打算先去访他，托他找一住宅，我们隐居其中，岂不似世外桃源！”我以前从地理课本得知，有保阳一地，遂无异议。此后三五日抵目的地，在客栈住下。黄公子去拜访刘某，托以赁房之事，满口允诺。于是我心稍宽。一次，我阅读当地报纸，忽见有惊心动魄的一行标题入我眼帘：“陶女士失踪”，并云已有侦探向京津一带侦查，我后悔莫及，愧愤交并。此时黄公子与刘某一起来到，劝我道：“保阳不宜久居，矿局煤厂在井陉，地方僻静，可暂栖一二月。”当时我形同傀儡，只有点头而已。次日晨，乘车至井陉，客店之肮脏，饮食之粗劣，自离母胎，从未有过，事已至此，无可如何。一日，黄公子忽称他的姑丈在京师任职，想去走一遭，托其谋个差事，旬日即回。遂珍重数语而别。客栈中，孤寂凄凉，一灯冷落，历时半月，音讯杳然。因付住宿费，向盒中取钱，岂料1　万元存折，2000　元现款，俱不翼而飞，不禁大骇，始知为公子席卷而去。我倒身炕上，顿失知觉，如醉如迷，不饮不食，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不得已而流落天津，在一公馆当女仆。后来报警侦查，方知过去所遇，所有太太、公子、陈妈、阿二、铁血团陈某、矿务局刘某，都是拆白党的一伙骗子！

　　以上是江苏常熟陶小姐被骗的经过。婚姻骗子不仅有女骗男、男骗女，更有那骗男女双方的媒婆，借说媒行骗。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有爿商号，店主姓赵，拥资数十万，乐善好施。其子阿纪年方18，婚事未定。崇明路有家公馆，主人姓苏。有女美而艳，亦尚待字。阿纪素来爱慕此女，屡请媒人去说，均被拒绝。附近有个媒婆，素以善媒闻名，因而身价颇重，一般人家是不敢有劳她老人家大驾的。一日，阿纪对她说：“你如能将苏女说配与我，我将赠你千金。”媒婆踌躇道：“这事不大好办。她的母亲常说，我女儿非富且贵不嫁。今君富则富矣，贵尚未能。否则，我老太婆哪会不想你那千金之赠呢！”阿纪再三恳求，并给了她百元“车马费”，那媒婆才答应：“我为你说说看吧。”过了半个月，媒婆与阿纪在路上碰到，对阿纪道：“那女儿的母亲答应了，你实在是好福气呀。请赶快准备聘礼，择吉定婚。”阿纪一听，别提多高兴了。马上选择吉日，送去聘礼，除全金六礼、全套喜服，还加上茶礼金数百元，显得十分阔绰。媒婆的酬金，自然也如数赠与。行娶之日，男女两家均悬灯结彩，红灯花轿，前呼后拥，前往苏公馆迎娶。不一会儿，忽有仆人回来禀报：新媳妇跑了，花轿将空着回来。阿纪大惊，急命人至苏宅查问究竟，方知所娶者并非他朝恩暮想的苏女，而是老媒婆的千金！阿纪更是惊诧。其后由他父亲亲自带人前往查询，才揭开了媒婆行骗的骇人听闻之黑幕。

　　原来媒婆受阿纪委托，确曾至苏公馆作了一次游说，当即遭女母之拒绝。媒婆遂顺风转舵说：“我早知尊府小娘子决不会嫁给那个土贩子的。只是老妇受人之托，不得不来表达一下。”数日后，媒婆又至，对女母说：“我有个小女儿春桃，年已17，向来受夫人厚爱。最近有个相命的说，今年她与我命中相克，必须过寄出外才能解除。我想上等人家不屑于认我女儿，下等人家我也不想把女儿送过去。思来想去，还是过寄于夫人合适，不知能否得到夫人的允许。”苏母闻言，回忆其女春桃伶俐可爱，遂降格应允。

　　过了一个月，媒婆又对苏母道：“我女儿春桃不久前已将庚帖送与赵家小主人阿纪，今晨媒人来说，将于某日行订婚礼，但我家房舍狭小，比起赵家未免相形见绌，恳请夫人暂借尊府收受聘礼。”苏母寻思，喜事借屋，虽不相识者亦可通融，何况是自己干女儿的婚事呢，便答应下来。届期门红披挂，预备迎礼。不久，阿纪家的聘礼果至，收礼回礼事毕，来人遂回男宅复命。自此，男方以为一切手续均已完备，只待迎娶了。

　　一日，媒婆又对苏母道：“下月初三，是春桃出阁之期，又将打扰府上。老身无以报德，只请夫人多喝几杯喜酒吧。”暗地里却串通同党布置一切，并于前一天将春桃遣至苏公馆过宿以待。行娶之日，花轿临门，喜乐飞扬，礼宾赞唱迎新，再唱三唱迎新，而新妇久久不出，不得已派人上楼敦请，却见房门反锁，空无一人。再入内室，则见苏女正在梳头抹粉，预备吃喜酒。来人认得是苏女，忙道：“请新小姐赶快上装，花轿等候好久了。”苏母一听此言，怒不可遏道：“胡说！你眼花啦？这是我女儿，新小姐自在外进楼屋。”来人亦不相让：“新小姐我素来认识，请夫人不要口出恶言！”苏母更怒，骂道：“呸！你家新妇，是媒婆之女春桃，借用我的屋宇罢了。你再信口胡说，须知法律不容！”来人大诧，口喊“奇事奇事”，返报阿纪。阿纪领人直入内室，与苏母当面对质，媒婆顶婚行骗之内幕，方始大白。然阿纪还不相信，以为是苏家赖婚串骗。计被骗茶金六礼衣服媒金数千元。阿纪言之凿凿，苏母真是有口难辩，她也被媒婆以“暂借”为名，骗去衣服首饰2000　余元呢。后经警方侦查，才定了媒婆串骗之罪。然而案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以上列举七类骗子，自然，骗子种类繁多，远非七类所能概括。其他如帮会骗子、娼妓骗子、赌场骗子等，将分别在“帮”、“娼”、“赌”各有关部分述及，这里从略。

　　骗术

　　骗子之骗术，也是五花八门，诡异多端。难怪当时有人叹息：“文明愈进步，则骗术也愈精巧。”我们择其要者，将其概括为五个字：装、色、吓、诈、串。

　　装骗。

　　即伪装身份、职业或其他为世人所崇敬的角色行骗，其中又有这样几种骗术：

　　（1）装官行骗。

　　民国商界人物大都患有这样一种病症，叫“崇官病”。前清时期，暴发户们积得几个钱，无不捐个一官半职，花翎红顶，借以炫耀乡里，乡人无知，遂尊之为大人，呼之为老爷，他们自己亦以大人老爷自居。及至民国，这些车载斗量的五色顶子都抛到茅厕去了，而这类人的“崇官病”并未稍愈。上海法租界某药铺老板曹某，即为此类人物。骗子某甲即投其所好，乔装贵官，声言由北京来，寓于某大旅馆，一日投名片来见药铺主人。主人曹某感到荣幸之至，倒屣相迎。交谈中，某甲说，北京有某王公，患了一种很重的喉症，需用长约尺许的指甲两支，合药调治，特地派我到上海来采购。如有人允诺割爱，愿出价10　万元。贵主人一向经营药店，想必能物色珍品。说罢，取出万元作为定金。且许诺事成之后，当禀明王爷，保举个一官半职，易如拾芥。但王爷急待指甲入药，最好一周内办成。有这等好事，店主岂有不卖力的？当即命店伙留心访觅，并于店门贴上一纸，上书下惜重金收买尺余指甲字样。不数日，即有一操外路口音的客人至。只见他气象华贵，两手小指上各戴尺余长的银制指筒，筒口指甲微露。店伙一见，慌忙报与主人，店主不便冒昧求让，只得婉言相试。那外路客人果然道：“这是我多年心血养成，万金不卖。”说罢，购买人参自去。主人急命学徒暗中乘车相随，探得寓于某公馆内，且正在外省任某县知事。店主人闻报，不觉大失所望。过了两三日，某甲又派人来催。店主无奈，只得亲自乘车至某公馆，取出道员名片求见，提出愿以8　万金为代价，恳请知事大人割让指甲。那位知事道：“我们都是政界人物，且蒙赐以重金，不便再拒绝了。”店主大喜，径至旅馆见甲道：“恭喜大人，宝物找到了。请大人先将10　万金赐下，我便去将宝物取来。”甲道：“好极好极！”遂从箱内取出一大卷钞票，正要将其余9　万元交店主人。忽有一个仆人道：“上海人奸诈百出，可请店主人先将指甲带来，然后付钱，也不为晚。”甲点了点头，因对店主道：“请您速将指甲送来，9　万元即可立付。惟用剪刀剪下指甲时，须带血以防作伪。”店主遂告辞而出。次日晨，自备8　万现金，往见那位知事，取得带血指甲，如获至宝。急急回店，装以锦匣，裹以红缎，亲自送至甲处。自思天下有这等巧事，王爷欲觅指甲奇珍，居然被我觅得，盈2　万元不算，且前途未可限量！一路上他尽想好事，不觉已到旅馆门前。下车入见某甲，某甲即将锦匣交与仆人珍藏，一面在铁箱内取钱，正欲交付，岂知那仆人将指甲反复细看，忽然说道：“这是假货色！”甲忙问：“你怎么知道的？”仆人道：“真指甲必稍有滞色，断不会像这样晶莹可爱。”说罢，取来一碗沸水，将指甲投入水中，须臾尽化。店主大惊，犹强辩道：“指甲放到沸水中都是要融化的。”仆人也不分辩、当即剪下自己的指甲投诸水中，良久如故。店主垂头丧气，无言可对。某甲当即变色大骂：“混帐！我因你是体面绅士，才将此重任委托于你，哪里知道你是个骗子！既将假货欺人，又要骗我巨款，本当将你拘送捕房严办，念你也是个道员，你须速将卖假指甲的骗子扭送前来核办！”又对仆人道：“速随此人前去，将前付定金1　万元取回，此等不正之徒，我以后再不与他打交道了，怕坏了我的名声！”药铺主人只得将1　万定金如数奉还。又立刻去寻找那位“知事”，岂知早已不知去向。店主既恨被骗去巨款，又怕某甲与他为难，坐以骗子罪名，一时不知所措。所幸日复一日，不见某甲来找他算帐。一打听，始知某甲也于当日逃之夭夭了。至此，店主恍然大悟：无论是王爷的差役，还是外省的知事，都是一伙互相勾结、装官行骗的骗子。

　　（2）装亲行骗。

　　一般读者大概以为，装亲行骗者，必是装成富人的亲戚，骗取富人的钱财，总不会有哪个骗子与不相干的穷人攀亲戚的吧？其实，事有不然。

　　上海曾有一巨骗叫朱东升的，时人称之为“骗子中的才子”。一日，他行经老北门外，偶见路旁有一老丐妇，破衣烂衫的坐在墙根下捉虱子。东升忙抢步上前，向丐妇鞠躬，口称“舅母在上，外甥拜见”。继而询问：“舅母为何贫苦到这般地步！前年外甥奉差来沪，曾到府上拜别，后来听说本乡闹水灾，全村被淹，我还将信将疑。想不到舅母竟流落街头，这都是外甥照顾不周的罪过！”说罢，声泪俱下。那丐妇方捉得一虱，忽听有人喊她“舅母”，举目相注，绝不相识，十分惊诧。后听东升详述往事，方知是误认。但转念一想，我穷困至此，今忽得一富贵外甥认我舅母，何不将错就错？便含糊应道：“是外甥吗？舅母快饿死了！”东升连忙答应：“舅母有难，理应援救。这里有五块钱，先去买点衣服。明天这个时候，请仍在此等我，我将恭迎舅母到家暂住。”

　　第二天，东升果然来到，叫来人力车一辆，亲扶“舅母”登车，迎至一别墅，外悬“朱公馆”牌子，室中设备，极为华丽。他将“舅母”安顿停当，嘱她安心居此。从此，丐妇衣食供给，非常丰盛。二三月后，老丐妇精神焕发，居然变成一位老太太了。又见东升常来参见，舅母长舅母短地叫个不停，久而久之，老丐妇居然以老太太自居了。

　　日复一日，冬去春来，东升又为“舅母”置办春服及钻戒首饰等物。某日，东升忽对丐妇道：“昨晚接到京都来电，授我要职，必须即日上任。并顺道迎接母亲一同前往。请舅母也从速准备，一二日内即须动身。”于是，又叫丐妇随其到首饰店购买首饰，预备插戴。他们乘轿至小东门某金铺前，早有东升所带两仆令轿夫停轿，一仆扶老太太，一仆提水烟袋紧随东升走入金铺。店员迎入客室，即取出金镯簪戒等任丐妇自选，仆人在旁装烟。店员见此光景，以为是贵官下降，自然恭维有加。拣选毕，东升又笑着说：“还请舅母代二姨太选择几件。”丐妇依言。店员计算总值1900　余元，开出发票，双手送交东升。东升遂从皮包内取出一大卷钞票点交店员，尚未交出，东升忽又吩咐仆人道：“快将这些首饰送往旧公馆交二姨太过目，看是否合意，免得再来掉换，多费一道手续。”一仆即带首饰离去。坐待片刻，又吩咐另一仆人道：“你快去大姨太那儿，叫她在第13　号官箱内取2　支金条送来，我还要买点零星饰物。”仆人又应命而去。这东升又与店员天南海北闲扯起来，历半小时犹不见二仆回来。东升作出一副等得不耐烦的样子，对丐妇道：“舅母，他们迟迟不来，大约因为取不到金条。你在此稍候，皮包内有2000　元，如二仆来，即将钞票点交店员。我去取金条，即刻便来。”说完，并不招呼店员，即举步而出。到了门口，又对轿夫道：“我有事乘东洋车回去，你在此小心伺候老太太。”店员见有舅太太在此守候，且留有内装2000　余元之皮包在此，因此决不怀疑。可怜那位“舅太太”呆坐到傍晚，尚不见东升人影，始稍起疑心。待到各店号关门闭户，店员便盘问丐妇。起初她还以舅老太自居，直到午夜仍不见她的“外甥”到来，就打开皮包，原来是一大卷假钞。于是，店员押了丐妇轿夫赶回公馆，早已虚掩大门，室中并无它物。不得已而押至警察局，丐妇经警官审讯，始将前因后果供招明白，闻者无不捧腹。无独有偶。天津发生的“冒认婶母”的故事，与上述骗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天津有个叫罗声百的骗子，一日偶行僻巷，遇见一个50　余岁的老妇向他求乞。他注视许久，故作惊骇之状，含悲而言道：“你不是我的婶母邹氏吗？10　余年不见，你怎么穷到这番田地？想当年拳匪之乱，侄儿年方9　岁，全家出外逃难，父母被害，婶母也不知下落。幸亏遇一布商救了我，收我为螟岭之子。去年布商去世，我继承了他一笔遗产，也还过得去。今幸遇婶母，真是喜出望外，不如到侄儿家吃碗现成饭吧。”罗边说边泣，哀痛不已。乞妇知是误认，乐得将错就错，故作欢容道：”真是我侄儿，离别10　余年，倒叫老身认不出来啦。”遂随罗回家。罗专门打扫一室供其居住，朝夕殷勤侍奉，老妇感恩不尽。凡有左邻右舍前来，老妇总是娓娓动听地把“侄儿”夸耀一番。数月之后，老妇面转丰润。罗声百便以婶母名义，为老妇向某保险公司保寿险银3000　两，一切手续完备，罗对老妇完全换了一副面孔，粗活重活都叫她干，衣食不周，时受冻馁，一次忽染危疾，罗置之不顾。老妇于是辗转床席，旬日而逝。罗赶忙赴公司报告，经检查确是病故，即照规定如数赔偿。罗获此巨款，居然娶妻置产，成了富家翁。

　　（3）装富行骗。

　　上海就曾有一种专门装富骗商店的女骗子。某日，一辆轿式马车嘎然停于一大布店门前，车中巍巍然走出一位30　余岁的贵妇人，衣长坎肩，登高底鞋，口操京音，随从男女二仆。进入店堂，端坐椅中，二仆分立左右。那贵妇人命店员取出各种最新出产的绸布，任其选择，合意者问价即剪，并不还价，好一副大家气派。计所剪丝绒花、海洋罗等布匹值百余元，复选购最上等的各种化妆品若干。事毕，即命男仆书一字据，并付大洋10　元，一并交与店员，出门上车而去。视其字条，上书：“乞将货送至西门外某里某公馆，余洋径向帐房支取。”店员遂携货前往。至则见大门上悬“铁公馆”三个斗大金字。叩门挟货而入，只见公馆内当差、车夫、帐房、随从一呼百应，阔绰豪华。当即有人招呼店员至帐房取钱。帐房先生开给他一张百两庄票，他即持票向某钱庄提现，不片刻，如数提归。店主店员都十分高兴，盼望这等大好主顾时常惠临。此后，那贵妇人果然时或一至，或以货名通知，送往选择。货价或现或欠，习以为常，从未生疑。年底，店员奉命至该公馆收帐，则见大门紧闭，敲之不应，无法而还。次日又去，远远望去，大门上有纸片纷飞若蝴蝶乱舞。店员感到奇怪，近前一看，原来都是各商店的发货票。按当时上海习俗，每逢商号倒闭，债主就以所欠货款开出发票，贴于借户大门之上，以备法院宣告借户破产之后，好补回损失。那“铁公馆”大门之上所贴发票以金饰、绸缎两项最多。“铁公馆”的女骗子用装富的伎俩，向各行各业的商号骗得的货物，价值超过万金。

　　无锡也曾发生过一起女拆白党巨骗案。无锡郊区某乡冯姓，饶有资产，为本乡赫赫巨绅。生女名瑞，丰姿绰约，楚楚可人，嫁与同乡吴某为妻。吴本商人，家虽小康，而俭朴成风。无婢仆使唤，家务须自己操劳。婚后三年，生一子一女，冯瑞要丈夫雇个婢女，丈夫不允，从此夫妇经常口角，后来终于闹翻了。一日，冯瑞乘夫外出，囊括首饰细软，携一子一女，偷偷出走，至锡城赁屋居住，雇仆佣婢，举止豪阔，严然一副公馆气派了。邻近的宦家闺秀、富商眷属，莫不以一识冯瑞以为乐，一时间裙屐满门，珠光宝气，居然名噪锡城了。

　　冯瑞见时机成熟，便使出了拆白手段。她频频向女友租赁金珠首饰，声称代人租借，自己作保，并出巨额租金。那些女友不知其底细，纷纷将首饰拿来出租。冯瑞一件首饰到手，即质之当辅，把钱拿来挥霍。起初还时当时赎，以昭信用，没有人怀疑她。如是两年，无锡妇女界在冯瑞这里出租首饰的，已有一百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直接出租者，有的并不认识冯瑞，只因贪图高额租金而由别人介绍前来出租者，总计租金竟达七八万元之巨。后来渐露马脚，有的女友就向冯瑞索取原物。冯便搪塞道：“首饰散在四方，租有定期，怎能随时取还呢？”出租者听这话也有道理，也就不复怀疑她是骗术大家了。及至租期既满，各户纷纷向索，冯瑞愈益周转不灵，一再支吾，终于图穷匕现，席卷而逃。后经县署详细检点，当票300　余张，当本3.8　万两之巨！

　　（4）装神行骗。

　　即是借迷信行骗，这里名堂也多得很。江湖骗子曾把这套骗术专门总结成文，作为“师门”法宝，传授给徒弟。其一曰《扎飞篇》，专门叙述如何舞神弄鬼的做法与经验。包括画符、念咒、扶乩、祈神禳鬼的仪式，以及怎样用化学药物来愚弄和恐吓群众等。饶有趣味的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自供：“鬼神无凭，唯人是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口烁金，曾参杀人，虽明智之士，亦所疑惑，何况‘一’哉。”意思是说：鬼神是没有的，一切所谓神迹和鬼事，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即使那些有知识的人，也会被谣传弄得疑神疑鬼，何况那些迷信鬼神的“一哥”（江湖骗子侮辱行骗对象的隐语）呢。这就明白告诉人们：装神弄鬼的人，他们自己其实是不信鬼神的！

　　还有一篇叫《阿宝篇》，叙述的是如何通过“做阿宝”即“种金种银”

　　来骗取钱财的骗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叙述了“做阿宝”的原则，叫做“博观而约取”。所谓“博观”，就是要调查清楚行骗对象的底细。第一、要查清楚他的身份、社会关系、被骗之后有无势力追究等。第二、要查清楚其财产来源是不是“不义之财”，浮财有多少，实业有多少。如果骗取的是“不义之财”，则被骗人不会轻生，甚至不敢对旁人吐露，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果骗取的是血汗钱，被骗者一定不肯甘休，要拚命追究，这样就会使骗局败露。第三、要查清他的至亲好友中，有无“江相派”师爸和江湖黑帮头子。如果有这种人，那就会“光棍遇着没皮柴，赔了夫人又折兵”。即使骗到手，也会被迫吐出来。何谓“约取”呢？就是不要过分贪婪，骗得过多，最好只骗其浮财。如果骗得他变卖实业，倾家荡产，事情也容易败露。“博观而约取”的原则当然不是表明这伙骗子有善心，而主要是表明他们怕事情败露，不能继续行骗。

　　那么，这些骗子是怎样“做阿宝”的呢？这里举一例来说明。

　　江相派中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大师爸叫李星南，约生于光绪初年。表面上，他是个正当商人，是一家药材行和一家进出口商行的经理。他的两个儿子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牙科医生，各有一间设备齐全的私人医馆。谁会怀疑这样一个富商是一个“做阿宝”的大骗子呢？然而，正是此人，在1915—1925　年10　年间，就做过七八次“生意”，所骗不下10　余万。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行骗一个香港富商之子的。

　　香港的一个富商死了，遗嘱将其全部生意都交给大儿子，小儿子陈某只分得几千元现款、2　万元股票以及价值3　万元左右的几座洋房。此人是个不务正业而又好享乐的角儿。常到一些俱乐部搓麻雀、赌扑克，输赢虽然不大，但年把下来，那几千现款就耗去大半。在俱乐部他结识了两个朋友，一姓朱，是家洋杂店老板；一姓胡，据称是某家洋行的高级职员。一天，朱某突然向陈、胡两人借1500　元买便宜货。胡某一口应允借500，陈某也就答应借1000。个把月后，朱某告诉他们那宗货已抛出，获利甚丰，现在璧还借款，并且请他们吃饭，顺便往汇丰银行存款，一下存入2　万元。事后，胡某密对陈说，姓朱的不像做生意，好像另有秘密。两人计议把朱灌醉，套出他一句话说是“轰天雷”指点。陈某找到相士“轰天雷”，先算得一个发横财的命；“轰天雷”又点香请神，拿出一只神秘的碗，碗内只有一泓清水，让陈某凝神注视。“轰天雷”一面念咒，一面由红葫芦倒水添入，陈某就突然看见自己的形象，后面有三堆金子和两个看守的恶鬼，但一霎那又不见了。这时“轰天雷”说必须设法禳解，他的道行不够，须请师伯出马。那师伯四海为家，好容易才到香港来，并带有一个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师伯当陈某面把10　块袁头（银元名）放进“法坛”，盖上盖子，贴道神符，然后焚香念咒，半个钟点，揭盖一看，竟是满满一坛光洋，数数一百一十枚，恰比原来多10　倍。接着就叫陈某筹措300　两黄金作“种金”。陈某卖了股票，换成300　两金条。他们在半山区租赁别墅，安顿师伯夫妻，并准备进行烧炉大法。300　两金条放进八卦炉时，师伯还自加60　两，说是借陈某的福，算是酬劳，此外不取分文。烧炉要七天七夜，轮流看守。到了第六夜陈某自己看守时，三姨太送来参汤，陈某一喝便神魂颠倒，竟拥着她在炉边行淫。这当儿，忽听一声巨响，八卦炉破裂了，冒出一阵清烟。师伯此时推门而入，见状大怒，要把三姨太用柴刀劈死。“轰天雷”从旁劝阻，师伯用刀劈开八卦炉，里面红亮亮的条子堆满一炉，霎时由红而灰而黑，夹出几条一看，全成泥土，但表面还有几处金色。陈某只好赔罪认错，写下悔过书了事，回家后还不敢向人家说。

　　几个月之后，陈某方知受骗。他找“轰天雷”，找师伯，找胡某，都已不知去向。原来那个所谓“师伯”，正是大骗子李星南，其他人都是他的助手。“照水碗”、“招银”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水碗是特制的，碗底是一块突水晶，陈某和金元宝、鬼魂等形象，都是绘在一张纸上，贴在碗底。碗里水少时，那块突水晶把光线反射出去，就看不到那些形象，当注水到一定满度，那些形象便显露出来。“招银”则不过是用另一个同样的坛子换掉就是，而这个坛子里预先贮下一百一十枚光洋。“八卦炉”也没什么秘密，只要在参汤里放些安眠药，待陈某喝下熟睡之后，就可以把炉内金条偷出来，泥条封进去。而最后给陈某喝的那碗参汤，则掺了一种叫“金乌蝇”的春药，喝了最能刺激性欲，令陈某无法自制，哪有不上钩之理？

　　色骗。

　　在“骗术大全”中，以色相行骗，可以说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种。女骗以其特有之魅力，使登徒子们一见垂涎，几乎无有不上钩者。然后再施以其他手段，或偷，或吓，或“借”，或卷逃，必欲将登徒子们的口袋掏光而后己。这里先讲一个“风流三月，花金十万”的故事。

　　上海大世界，是个最热闹的去处。玩艺毕陈，游人蚁集。尤有那衣香鬓影，盛极一时；蝶黄花紫，目不暇接。其中有一对“秦氏姐妹花”，长曰艳红，次曰映红，便是大世界的常客。那艳红蛾眉淡扫，脂粉不施，如出水芙蓉；映红也是轻鬓浮云，纤蛾初月。二人皆姿色天生，艳冶绝俗，加上服饰奢华，举动豪阔，见者莫不以为是侯门闺秀。一日，二红在听苏州评弹，听到忘情处，神采焕发，含笑弄姿。这一切早将近旁的一位风流少年弄得神魂颠倒。那少年叫赵杏春，湖北汉口人。父亲在汉口开了爿绸庄，年利数万，资产雄厚。赵杏春协助父亲经营，每年来沪两三次。此次携资10　万来沪，购得一批缎匹，装卸完毕，便来大世界一游。当下见到那两个美人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宛如失魂落魄一般。二红亦已觉察，见那少年倜傥俊逸，气度豪华，知是富家子弟。便含情注目，微笑相迎。比及曲终人散，艳红又是秋波一转，撩人心曲，杏春哪肯离去？于是暗蹑芳踪，尾随而去。艳红时而回头一笑，百媚俱生。杏春益发心旌摇动，不能自己。满想前去与美人叙谈，又不敢孟浪。正在为难之时，忽听艳红道：“明天天蟾舞台的戏好极，我打算订包厢数席，妹妹务必同去。”说话时故意回头笑视杏春，显然是明约其妹，实约杏春。杏春自然领会，点头作答。临回去时，艳红又故意把手帕掉在地上。杏春赶忙捡起，见手帕一角绣着“秦艳红”三字，知是美人姓氏，喜不自胜。此时，艳红回头寻手帕，杏春迅捷地将自己的手帕送与艳红。艳红也不展示，鸣谢而去。次日晚，杏春果然复与二红相遇于天蟾舞台。于是互通款曲，二女情意缠绵，杏春心愿大慰。从此日日周旋于二女之间，享尽人间艳福。偶然问起二女身世，总是避而不答，或云：“我们交往出于爱情，何须详知家世？”杏春遂不追问，而将自己的家世，在二女面前和盘托出。中秋节后，杏春于牯岭路赁一住宅，二女昼至而夜归，几无虚日。但一再叮嘱杏春不得泄密，因家母严峻，得知内情定然重责不饶。从此，杏春溺于情海，把生意上的事情早已抛诸脑后，家中屡屡来信催归，杏春总是借故拖延，他在此间乐不思蜀了。

　　过了两个月，一日，艳红姗姗而来，面带不悦之色。经杏春一再追问，才答道：“昨日在珠宝店中看见一只钻戒，光彩焕发，极为罕见，我急想购买，但需600　元，我手头只有400　元现款，尚欠200　元，阿母虽然有钱，但不喜奢华，必然不肯给我。因此向您启齿，您能借我吗？”杏春慨然道：“这有何难！”立时取款递与艳红。艳红高兴得扑于杏春怀中，撒娇道：“200元之数不为少，您信得过我吗？”于是二人亲热一番，移时艳红驾车而出。不日，艳红又来。杏春见她手指上果然戴着一颗光彩灿烂的钻戒，大加欣赏，连声说：“600　元不贵！”不久，艳红又将200　元如数奉还。由此，杏春更相信二红是富家女子，二红见杏春已吞下金钩，便渐渐施展其骗术了。

　　当时沪西有个爱俪园，园林穷工极巧，足以娱人，杏春便约二红同去游园。他左顾右盼，姹紫嫣红，大有一番曹孟德挟二乔而游铜雀台的味道。忽然映红面露惊骇之色，对艳红道：“姐姐，你看见王家阿姨了吗？在那边看戏呢，我们快走吧。”艳红急道：“果然是她，我们快走，不能让她看见。”杏春依二红视线看去，果见一个50　上下、相貌凶狠的老妪，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们。时二红正转身要走，忽听阿姨招呼道：“秦家小妮子，你们也在这里吗？妈妈来了吗？”二红闻语，面红耳赤，只得勉强应道：“阿姨好兴致！妈妈嫌烦没有来。”阿姨又指着赵道：“何时选得乘龙佳婿？你妈也不告诉我一声，明日当去向她道喜。”二红低头答道：“阿姨不要误会。”阿姨道：“人证俱在，岂能当面抵赖？小妮子真是胆小如鼠！好吧，阿姨闭口不言就是了。”二红忙道：“承阿姨体恤，我妈性情阿姨是知道的，万不可对她讲。”阿姨又保证守口如瓶，这才辞别而回。一路上，二红心事重重，郁郁寡欢。杏春问道：“阿姨何人？你们为何这样怕她？”艳红道：“她是母亲的妹妹，又是邻居。既贪婪，又狠毒，今天被她撞见，必有祸事。”映红道：”但愿她真能守口如瓶。”艳红道：“她不会忘记前次拒婚结下的怨恨的。”又向杏春解释：姨有个儿子，相貌丑陋，为人卑鄙，向艳红求婚，母亲应允了而艳红拒绝，她故怀恨在心。当下三人议论许久，二红始归。此后数日，二女竟绝迹不来，杏春以为必然是事情泄露了，益觉无聊，闭门默坐，一日，杏春刚睡午觉，映红忽然气喘吁吁奔来，断断续续地道：“祸事到了！前日阿姨撞见，她就多方侦查，尽知我们的底细。今日突然唤我们姐妹到她那里，以这件事为要挟，向我们借3000　元。若不与，她就告诉阿母。艳红还在她那里作缓兵之计，我特地奔来跟你商量个办法。”言毕，涕泣不已。杏春道：“没有旁的办法，只有用钱堵她的嘴。”映红道：“我们姐妹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杏春无奈，只得自己解囊，取金授映红。映红泪水沾腮道：“因一次游乐，无缘无故破费3000　元，实在令人痛心。”杏春反倒安慰她一番。他哪里知道，所谓“阿姨”者，即二红的母亲。母女共设骗局，专骗杏春钱财。钱既到手，二红欣然复来，告诉杏春：“阿姨立誓不言了。”杏春心乃大定，淫乐如初。

　　又过了一月有余，一日，杏春方拥花抱玉，点翠裁香，忽有人在外高呼：“赵杏春，汉口来电报！”赵急下楼取视，电报上仅两行字：“急上海牯岭路余庆里五号赵杏春汝父昨以喘卒，速归料理。”杏春色立变，急上楼谓二红道：“家父去世了！家中来电催我速回。”言罢，哀泣不已。二红遂问杏春行期。杏春道：“父母之丧，不能久留。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然迟早终有一别，回归之期，只在今晚。”艳红叹道：“方想天长地久，不意竟两地飘零。我们为春哥收拾行装吧。”杏春来时，携资10　万，留连3　月，所余尚有6　万，都在银行存折上。艳红为他放入皮包中，慎重其事地请杏春检点。杏春检点无误，方才锁上。二红商量道：春哥归去，不知何日复来，我们姐妹送他一程，稍慰春哥途中寂寞，也不在我们结交一场。杏春闻言，当然求之不得。是晚，杏春同二红乘轮而行。杏春黯然伤神，二红情亦依依。不觉轮船已至焦山。艳红忽道：“我们到舱面上看看江景吧！”映红称晕船不能上，杏春不忍拂了艳红的兴致，乃与艳红登上舱面，凭舷远眺，只见焦山矗立江心，江月初上，江风拂面，二人且观且谈，怜我怜卿。轮船到了下关靠岸，二女与杏春洒泪而别。

　　杏春独自凭栏，想起二红万种风情，不禁长吁短叹，一路无话。数日抵汉口，回到家中却使他大吃一惊：他的父亲正督促童仆种植花草呢！于是向父亲叙述事情原委，父亲也觉奇怪。杏春乃向皮包中取电报，打开一看，则包内装的尽是些破絮败纸，6　万元的银行存折已不翼而飞！杏春至此方知是二红所为。再细看电报，也是伪造的。然则二红收拾行装之时，存折明明是我过目的，何时落入她们之手呢？沉思片刻，豁然悟到，艳红陪他看江景，乃是调虎离山之计，偷窃存折必是映红此时干的。于是急电上海银行截付，岂料二红已将6　万金支取了。呜呼，风流三月，代价十万，杏春虽懊丧几欲寻死，也无益以色行骗，起初千篇一律地以色为钓饵，一旦上钩以后，如何把钱财骗到手，则各有各的戏法，难以一一赘述。兹举较为常见的两种：一曰“放白鸽”，一曰“仙人跳”。

　　（1）“放白鸽”。

　　行骗者将年轻貌美的女子，或是自己的妻女，或是拐骗而来的女子，“放”出去当富人的妻妾，嘱其捞足钱财之后，再像鸽子那样飞回来，是为“放白鸽”。

　　宝山人秦某常年在上海做工，辛苦10　余年，薄有积蓄，打算娶妻，便托媒婆物色。一日，媒婆来报，有一寡妇，20　余岁，四川人，夫死家贫，流落上海，愿嫁与一终身可靠之人，身价多少不计。秦某闻言大喜，议定身价200元，即日成婚。婚后四川女子极尽妇道，待秦体贴有加，加之性情温柔，颇有姿色，甚得秦某欢心。秦询问其前夫籍贯，及娘家情况，妇答道，因家远在川中，娘家已无一人。如是者半年，一日，妇出门取水，忽有一名20　余岁的男子，操四川口音，见妇即厉声喝道：“贱妇，我寻遍天下，你却躲在这里！”妇急奔进屋，那男子随至家中，声势汹汹地要将妇扭出去。秦某大惊，询问何事，男子大声答道：“她是我的结发妻，去年11　月间跟人逃走，不料躲在这里。”秦某道：“这个妇女是我以200　元娶得的，她说前夫已死，并无亲属，你怎么胆敢到此冒认！”男子大怒道：“她明明是我的老婆，怎说我冒认！你说你出钱纳娶，婚帖上可有翁姑或亲族签字？肯定是你拐来的！”说罢，就要扭秦某报警。秦某怕极，央人向男子恳商，又与那男子300　元了结。不数日，妇亦逃去。

　　上例是“放白鸽”的早期模式，逐渐为世人所警惕，后来其花样又不断翻新。上海有爿绸缎店，小老板姓马，年方20　出头。有一女主顾时来店中光顾，日久相熟，便为小马介绍一位名叫巧仙的女子，据说是“未婚寡”，现愿作富家小妾。经女主顾竭力撮合，巧仙又略有姿色，小马便同意了。只是有一难题：小马年轻，尚未娶正房，怎好先纳妾。有人出主意道：可先给巧仙月贴40　元，另筑金屋藏娇，待正室过门后，再纳为小妾。小马得此妙策，真个销魂，那巧仙又放出米魂汤手段，大迷而特迷之。忽忽已过半载，在此期间，玉镯金戒，衣服银钱，早已置办齐备。到了元旦，上海有坐马车出游之俗，名曰“兜财神风”。凡兜风之妇女，莫不艳装而出，争奇斗胜。故未到年底，巧仙即谓小马道，“张家姐李家妹都已置备衣饰，预备元旦兜风，像我这样寒酸，还不如人家脚板底的污泥呢！”小马道：“我为你置办的衣服也不为少，何出此言？”巧仙冷笑道：“亏你说得出口，我所有衣饰加起来，还抵不上人家半只兜（指女帽）呢！”于是向小马提出购买一只六线脂珠兜。小马道，此物至少一二千元，怎能马上购得？巧仙就寻死觅活，闹得小马只得答应。小马与店员商量，上海有一种人，专门出租珍饰，何不去租一只来？小马果然租得一只头等脂珠女帽，交给巧仙道：“此帽价值4000多元，特地为你办的。”巧仙大喜。到了元旦，她便头戴珠兜，将所有珍饰插戴一空，跟一女友同登马车兜风而去，至晚未回。往询马夫，则对以“车至某处，即给我车金，命我返回”；又到其他地方打听，则踪迹全无。起初还以为她乐而忘返，谁料直到元宵仍杳无音讯，报警查缉也没有下文，出租珠帽之家索追原物不放，只得照价赔偿。至此方知巧仙也是某诈骗集团放出的“白鸽”。

　　（2）“仙人跳”。

　　从字面上看，“仙人跳”似不可解。实际情况大体是：猎物正在上钩之时，女骗之“丈夫”或其他“亲属”突然闯入，敲去一笔巨款了事。

　　上海有个姓朱的颜料商，资本颇厚，盈利10　余万。一日，他在一家戏院看戏，见隔座一女子，仆妇环侍，气象华贵，俨然大家气派。朱某素有“寡人好色”的毛病，正想与之搭话，忽见女子袖中一丝巾落地。朱即拾起归还，女亦落落大方地鸣谢而纳于怀。由此不时向朱投来一瞥，朱以目光相答。散戏后，那女子登车而去，朱某犹翘首目送。此时忽来一个小马夫告诉他：此女即某里某号某公馆的姨太太。言毕离去。次日午后，朱某按小马夫所说的地址去寻访，果见门上高悬“某某某公馆”五字，惟大门紧闭，毫无所见。朱某在门前往返数次，正要返回，抬头忽见窗口斜倚一人，正是昨天所遇女郎。她向朱某频送秋波，并命小婢开门引路，朱某入其室与之交谈，始知其夫是前清“某大人”，在沪上有小公馆四五处，此间不常来，朱某遂得经常乘隙而入。往返月余，见这位姨太太女友甚多，来者多是珠围翠绕，雍容华贵。且对朱某都不回避，经常一起搓麻将，玩扑克，斗牌九。一日，朱某收帐返回，路过其门而入，则已有三四女友在那里摇摊。姨太太见朱某到，即问道：“从哪里来？”朱某告诉她是收帐回来。姨太太老实不客气地打开钱包，看看钞票甚多，当即放还包中说：“我们俩合摇一摊，怎么样？”朱某本不喜赌钱，然而为了讨得美人欢心，便答应了。姨太太便捧着皮包而坐，高举摊盆，大摇特摇，正在“青龙白虎”兴高采烈之际，忽有一个小婢提着茶壶急奔而来，喊道：“少奶奶，不好了，老爷回来了！”朱某一听，吓慌了手脚，急想逃跑。姨太太道：“别怕，且到女仆房间暂避一下，如果马上跑出去，肯定会撞见老爷，反而容易暴露。”朱某听从她的话，急急忙忙随小婢前去，战战栗栗地躲在房间，一会儿，果然隐隐约约听到所谓老爷者谈话的声音。好久好久，姨太太才偷偷地跑来说：“你赶快跑，老爷上厕所了，这是个好机会，明天你可再来。”此时朱某但求脱身，连钱包也无暇顾及，抱头鼠窜而去。急行至里弄口，雇车返回店号，心头犹狂跳不止。次日，复往访问，但见大门紧闭。等到傍晚，仍不见一人出门，惟有公馆铜牌高悬如故。后又侦查数日，情景依然，朱某又不敢叩门，只得怅然而返。原来所谓姨太太、老爷、女友，皆拆白党一伙。

　　吓骗。

　　即以恐吓之手段，达到勒索钱财之目的。旧上海就有一种黑社会组织叫赫诈党，这是一个专门以吓骗为职业的庞大的流氓诈骗集团。其常用的一种吓骗方式叫“送炸弹”。

　　所谓“炸弹”，真真假假，有纸炮，有装炸药的洋铁罐，也有土制的真炸弹，总之，掷地有爆炸声，能起到吓人之作用者，他们都称为“炸弹”。其吓骗对象起初多为游乐场、戏院等老板。试想，这些场所多赖观众游客以盈利。倘若时有炸弹光顾，闹得人人惶恐，谁愿花钱买罪受？必弄得门庭冷落，终将倒闭。赫诈党正是抓住这一层，以“送炸弹”来勒索钱财。

　　“送炸弹”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是“致函”，就是发恐吓信，内容大抵是“请于某月某日送若干钱到某地点，若不予答复或不能答复，将于三日后以炸弹光顾。”那些剧场老板为求息事宁人，深知此等流氓势力甚大，多半是忍痛花一笔巨款买个清静。但也有不予理睬的，于是赫诈党就续上第二部曲：“送弹”。因送弹之事既须秘密又极危险，故往往不遣同党，而用少数金钱诱使街头小瘪三去干。虽有当场被破获者，但被抓的不是同党，不会牵出主使者。其目的仍是使被吓者见弹而生惧，双手将黄白物献上。炸弹送到游乐场某个角落后，赫诈党立即给游乐场老板发出一匿名信，谓“已致送炸弹一枚，安置场中某处，请即检出”。如言往觅，果然检得一枚炸弹。因恐一经张扬，生意全被吓跑，是以老板讳莫如深。于是，赫诈党便演出第三部曲：抛掷。其目的并非伤人，而是使这些游乐场所的经理闻爆炸而生门庭冷落之惧。起初大抵扔些纸炮、洋铁罐之类，而后愈演愈烈，会使一些游客观众受伤。直到要求得到满足，赫诈党的吓诈活动才会暂告一段落。

　　在这三部曲中，又常穿插使用一些旁敲侧击之法。如遍寄信函于某游乐场附近的各家店铺，谓“将于某日以若干磅之炸弹奉赠该场，诸君若不从速迁移，恐遭殃及”。同时又致信该场职事人员，嘱其“迅速辞职，不要恋恋于微未之薪俸，而遭玉石俱焚之惨祸”。另一方面又致书该游乐场，增加要价之款项，由2000　元至万元不等。于是，各店铺老板找该场经理磋商解决办法，该场职员亦群起恐慌，该场经理弄得内外交困，只得就范。

　　上海有家大游乐场，经营者是一个著名大滑头。有一次居然也收到了一封索款2000　的吓诈信。此人对其中黑幕阅历最深，深知这类亡命之徒人数甚众，且在暗处施其狡计，若与其硬顶，将防不胜防，永无宁日。于是亲自携款，找到吓诈信所具地址，果然有人出来接待。他便自陈来意，先说明游乐场生意不佳，且诸位的要求我无法报告各位股东，因为各股东成份不一，经历不同，能了解诸君经营之事业的很少。如果我向他们报告实情，势必不肯承诺，甚或有人会报告捕房，大动干戈，弄得我们双方都蒙受不利。因此我特地亲自前来，掬诚相告，并带来私人款项千元，以备诸位茶酒之需。说毕，便献上一大卷钞票。那接待者再三称谢而收，拍着胸脯道：“俗话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们既受先生厚惠，今后凡属先生管辖范围之内，一草一木，我们都愿负全责。”大滑头乘机请求保险，那人慨然允诺。从此以后，同是游乐场，它处事故频频，而该场平安无事，生意发达。赫诈党之狡狯，尤其表现在收赃机关的安排上。因为寄吓诈信，总是希望被吓者以金钱奉献，这就不得不予信中标明真实地址。但又深恐被吓者接信之后，报告捕房，按图索骥，机关势将立破。对这个两难问题，他们采用了这样一种自全之策：先于同党中选出有眷属者，借其住所作临时收赃机关，吓诈信中即标明此处地址。信一发出，立在机关四周分布同党多人，宛如站岗放哨一般，用种种暗号传递消息。遇有事变，瞬息即达。如果来的是官厅侦捕之人，则其人未至，机关中早已得到消息，只剩一二妇孺，即便捕去，也不怕不放。而被捕者一旦被释，此辈便以此为藉口，或抬高勒索之款额，或提前送弹以示报复。更有一种勒索手段，恐吓信发出之后，不待被吓者至，先派一至二人登门求见，或应被吓者之招前往谈判。虽然偶尔也有被捕送官之事，然而商民大半乃怕事之辈，不敢得罪这伙亡命之徒。所以，赫诈党敢于公然派代表出面，磋商条件，秘密往来，大多被尊为座上客，没有人敢动其毫毛的。吓骗之术，起初仅及于游乐场所，后来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其中最为惊人的是，上海南北瘪三数万人，敲诈包造房屋的水木作头之一幕。包造房屋，是旧上海的一种大好生意。承包者旧时称之“水木作头”。起初，凡遇水木作头承包建房，流氓瘪三辈必群推代表，前往索取酒资，纷扰不已。作头为求安静，只得稍稍应酬。但瘪三种类繁多，各不相属，前者既去，后者又来，作头不胜其扰，便向此辈交涉：今后须推出首领，担保安宁，否则不予理会。不久，便有两个瘪三来访，自称是瘪三首领孙坤的代表，要求索取作头正在包建的某处工程费用500　元。作头大怪，因为以前开销瘪三，每次不过数百文，今天却狮子大开口。磋商许久，无结果而散。两瘪三代表临行时威胁道：“小兄弟辈今后若有野蛮行动，莫怪莫怪！”从此不再见到瘪三踪影，时间一久，作头也就淡忘了。

　　一日，天刚破晓，作头忽得急报，急忙奔至造屋地点，则见连日运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均已不翼而飞。看守人报告说：夜间丝毫未听到声息。作头大惑不解：工地上堆积如山的砖瓦木料，靠肩挑手搬，少说也得百十人。天下窃贼，岂有成群结队至于如此之众的道理？研究半晌，断定为瘪三所为。正打算报告官厅，请求查办，而那两名瘪三代表不请自来，一见面即承认小兄弟辈野蛮无礼，请求海涵。所有砖石木料现在都堆积某处，首领早已选派老实可靠的兄弟前往轮流看守，并严戒众兄弟不得损坏遗失。今特派我们二人来此请罪，云云。作头闻言，明知是此辈因前次谈判破裂，有意大显手段，以达到勒索金钱之目的。且此辈自恃人多，又兼无赖，捉将官里，也无所惧，仍惟调停一法可行。磋商结果，以200　元了此公案。交款之日，首领孙坤应作头之邀请，亲临某茶楼。时值严冬，孙坤身着狐裘，侍从环立，哪里有一点瘪三相！相见之下，先向作头道歉，继而说道：“造屋地点，从今日开始，派众兄弟担任守护，直到竣工之日为止。砖木材料之类，若有一草一木的损失，惟兄弟我是问。前次搬运的材料，当责令众兄弟于一日内搬还，如有损失，亦惟兄弟是问。”说罢，扬长而去。此后，所失材料，果得完壁归赵，直到工竣之日，也再无瘪三惠顾。

　　然而，自开此恶例之后，其他作头包造房屋者，简直不胜其敲诈。偷料犹在其次，设或不肯出钱，则扬言房屋垂成之日，纵火焚烧。众作头聚议无策，只有花钱买平安一法。久而久之，遂成惯例：楼房每间五角、平房三角。工程尚未破土，“规费”已先送出了。

　　诈骗。

　　即施用各种奸诈之诡计以行骗。此类诡计，不胜枚举，这里略举数例。

　　（1）纵火图赔。

　　都市奸诈之徒，有专以放火为发财捷径者。方法是，先在亲友处挪借若干资本，开一滑头商号，货物务求充足，装璜务求富丽。布置既定，然后向保险行请求保险。保险行派人查验，资本果然不少，遂同意保险，给予保单。数月之后，货物渐渐售净，乃将店铺付之一炬。保险行不得不如数赔偿，其实店内所存，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巨万资财，早已移存它处了。此种鬼蜮伎俩，渐为外人觉察。起火之家，保险行必先查明起火出于无心，方允赔偿。于是，奸徒就想出了新的狡计。有个青浦的无赖钱某，落魄沪上。效法上海放火发财者，回家变卖家产，得数千金，于闸北总局路开了一爿米行。行中米粮自地面堆至屋顶，满满实实，不下二三万袋。都是他找关系运动各米行寄存于此的。开张数日，即向某保险行请保火险10　万元，得到保险行的应允。过了一个月，又在米行紧隔壁秘密开设一爿弹花店，专为居民弹旧棉花。数月以后、行中寄存之米渐由各米行运去，所存无几。一天夜里，弹花店忽然起火。风势甚紧，瞬息间延至邻舍。比及保险行救火车开到，则米行已化为焦土。事后，保险行派员调查，则失火者系邻家。要追究弹花店，则该店并未保险，只得如数赔偿。钱某遂以数千金资财，换取10　万元赔款，成为富家翁了。

　　由邻家放火，闻者已叹为观止。岂知上海还有一种人专以包放火为业者。有个姓张的洋布店老板，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行将倒闭，商之于密友孙某。孙某问他有没有保险，张答保有火险5　万元。孙某道：“既如此，何不放火？只要付之一炬，不患保险行不照价赔偿。”张某连连摇手：“这一着我不是没想到，一则怕放火不成，二则怕放火虽成，一旦被捕房查出，反获纵火之罪，还是另想良策吧。”孙某笑道：“你也在为老上海了！难道没听说上海有为人包放火的吗？你如有意，我当介绍一人，包你一炬成功，毫无可疑痕迹。”张某当即依言。过了几天，该洋布店果然失火，救之不及，延烧至十数家。保险行派人调查，则火起于店堂之内，原因是保险灯下坠所致。一再查验，绝无纵火痕迹，只得照5　万元赔偿。

　　（2）连环妙计。

　　上海有骗子金李二姓，暗中立一契约：由金某将黄包车50　辆出卖与李姓为业，每辆120　元，计6000　元。李某出6000　元买下这批黄包车后，仍交金某经营，每月坐收750　元的车租。而金姓将车出租给车夫，每月租金除交李某以外，净余300　元。局外人无不以为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买卖。惟于李某一方，当时一文未得，却要先交付6000　元，因而要求金某找一保人，此亦情理之事。金某当即拟好保单，单内言明担保金某必不走失，每月车租如数交纳，金某如有意外归保人理处，不得推倭，等等。复向各车行租得黄包车数十辆，布置妥当，然后拿着保单到邻近车行寻保。只见他口若悬河，说明情由，动以厚利，自有一般贪图小利之人被他说动了心。有个吴某闻言，心想既有价值相当的黄包车在手，又有每月如此厚利，金某何至于忽然逃走？且近在咫尺，即使有个风吹草动，也便于察访，而能坐得若干酬劳，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签押盖印，为之代保。此后，金某也不时来往，力言营业如何发达，按期致送酬金。吴某得此微利，喜不自胜。

　　忽忽10　月过去，某日晨，吴某正在店中办事，忽有某包探手持白纸一张，入访主人，见面后即命吴某签字。吴某茫然不知何事，索纸一阅，则见上书：“李某所控吴某一案，准于某日下午三时将该被告投到本公堂候审无违。”吴某大惊，不知李某何人，所控何事，只得在本人名下画一“十”字，付之而去。次日即是堂期，吴某只得挺身到堂候审。堂上即将保单掷下，问道：“保单上是你的签字吗？图章是你的店号盖的吗？”吴某只得答“是”。堂上又问：“日前金某逃走，原告至本公堂控告后，即派包探至金处查勘，检得帐簿一册，载明按月支付你的酬劳金若干，你是否收到？”吴某又应曰：“收到。”堂上又道：“今车价计6000　元，车租共7500　元，原告前后共收车租2250　元，两项合计，尚欠1.125　万元，照例应由你保人赔偿，你有何意见申诉？”吴某苦思半晌方道：“恳求堂上宽限，容商人出外寻找金某到案。”堂上判吴某交保两星期，找寻金某到案后再核。吴某四下查询，如同大海捞针，转瞬期限已到，传到公堂，金某仍然未获，吴某理屈辞穷。堂上遂判吴某交足1.125　万元，当堂给予李某领去，此案遂了。岂知原告被告金李二人都是骗子呢！

　　（3）鱼目混珠。

　　上海有家当铺老掌柜，年逾六旬，经营四五十年，收徒百人以上。同行中人都尊之为老前辈。凡遇不常见的珠宝求质而又难辨真伪者，莫不求教于老前辈。岂知这位老前辈谨慎一生，疏忽一时，竟受了骗子之骗。事情是这样的：一日午后，老前辈端坐柜中。忽来一人，郑重地取出冬珠一颗，要求典当。老前辈细看那珍珠，其大如豆，精圆光润，真乃千金珍品。老前辈邀之入室，商量质价。来人坚索500，老前辈还以300，不允。增至400，还是不允。索还原珠要走，忽又止步，对老前辈道：“请您再细看看，这颗宝珠的价钱，实在千金以外。我经营珠宝，您经营典当，大家都是内行，应知时价。我因有急需，非500　元不可，您若能增加到450，我另以小珠20　颗再质50元，凑成500　之数，如何？”语毕，即取出小珠一颗，说道：“其他19　颗尚在店中，待我回去取。”老前辈答应了。不一会儿，那人果然又来。先取出冬珠授与老前辈，复取出小珠一盒，老前辈检点一遍，共50　粒，大小不等，光彩不一。那人道：“你选20　颗，多余的还我。”老前辈乃全神贯注地精选小珍珠。那人斜视一旁，满脸不快，继而嘲笑道：“您的慎密，可谓到家了。还是请您先收起冬珠，不要光在小珠上斤斤计较，须知我一周之后，即来赎取的。”老前辈闻言，颇觉自愧，便将大小珠收起，藏于内室，然后取出钞票，如数点交。那人去后，老前辈乃将大小两珠分装两盒，亲自送到首饰房，重新审视一番，则所谓冬珠，原是赝品。老前辈大惊失色，继而静坐回忆方才情景，始断定骗子求质之珠是真的，后来利用老前辈挑选小珍珠之机，以同样的假珠换了真珠，加之假珠异常巧妙，非详察不易辨别，故而得手了。者前辈受此诈骗，赔本还在其次，更可虑者从此大名扫地，无颜再营典业了。乃往谒见典东，自请辞职。典东再三挽留，老前辈坚执不可。回典之后，整理行装，准备走路。临行的前一日，忽发大批请帖，遍邀同行及珠宝业中的代表，至某大餐馆设宴话别，宾主不下100　余人。席间，老前辈取出伪珠，遍示座客，客人们也互相传观，无不啧啧称异，以为此珠制造极精巧，虽是假货，实难分辨。传观既毕，老前辈收珠在手，而对众宾客道：“老夫一世英名，断送于此；毕生积蓄，赔了一半。这固然由于我一时疏忽，咎由自取，不须怨天尤人。但那骗子手握如此精巧的伪珠，更用种种骗术乘机以进，我恐怕诸君遇到这等骗子，也难保不上当受骗。今日老夫辞职归家，复何颜面与诸君周旋？只因诸君来日方长，留此伪珠于世，它日必有像我这样的受骗人。我现在就将此害人之物捣碎，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聊以宣泄我心头之气！”便向菜馆侍者借来一柄铁锤，猛力一击，伪珠立时粉碎，座客掌声四起，老前辈亦哈哈大笑，各自干杯，尽欢而散。

　　次日，老前辈身体不适，未能成行。中午，忽来一人，出示本当质票一张，嘱店员核算本利。并取出钞票一卷，取赎当品。店员一看，则当票书明所质之物为冬珠一颗，质价为450　元。呵，这不就是老前辈受骗的那笔生意吗！但此珠昨日已被老前辈击碎，今天又来取赎，为之奈何？店员想到这里，神色立变，意欲携票人内与老前辈商量，来人不同意，要求立即核算，赎回原物。店员无奈，只得算帐收款，然后持当票入内找老前辈，惊叫道，“老前辈，大事不好了，那人来赎冬珠了！”老前辈闻言，霍然起立，大喜道：“他果然来了吗？我知道他必然要来的！”当即取出原珠，命店伙交还来人。来人端详再三，默无一言，怏怏自去。店员更觉骇异，请老前辈宣示玄妙。老前辈大笑道：“他用假货骗我，我也以假珠骗他。昨天席间传观的，是他的原物。而后砸碎的，则是我预先准备的另一颗假珠。在座诸人当然不会觉察到这一点。我故意大开筵席，使大家都知道原珠已碎。骗子听到这个消息，势必又起贪心。他所以持票取赎，无非是认定原物已失，大敲竹杠，哪里知道正好中了我的圈套呢！受骗骗人，其实是同样手段，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店员听了，皆大叹服。

　　（4）长线钓鱼。

　　上海有个当铺老板，结交了一位珠宝商人祝某。二人今日和酒，明日看戏，殆无虚夕。不论何种开销，祝某均慷慨解囊，不令当铺老板破费分文。而且祝某交往的，都为当世巨商，某为买办，某为经理，每于杯盘交错之时，谈论商情，大都盈千累万，习以为常。一天晚上，祝某对当铺老板道：“明天是月结之期，鄙人手头缺付款万余元，现有大胡珠数十颗，想在贵处暂抵一万，一周左右即来取赎，因此物已有买主了。”老板看那珠宝，果然罕见。但尚未敢决其真伪，但又碍于平日友谊，只好漫应道：“明天可以吗？”祝某道：“明日下午，也不为晚。”老板携珠回寓，即于次日晨至珠宝店估价，都说确值万金。下午，即如约将万元付与祝某。不数日，果然取赎。此后，每逢节关，祝某均以脂珠拿来抵押，习以为常，从未耽误赎期。当铺老板渐渐深信不疑了。

　　一日，又到了祝某取赎脂珠之期了。这次是笔大生意，赎金是3　万元。

　　而祝某竟例外地没有来。好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见踪影。于是，就想将脂珠转抵它处，仔细一看，竟都是伪珠！老板吓呆了，又拿到别处估价，所见略同。老板更着急了，就到祝某经常光顾的妓院、菜馆等去处寻访，终是奋不可得，平日的那些阔朋友，从此也不获一见。某日遇一银行执事，也是祝某的好友。老板急以自己被骗的事告诉他，那执事急忙摇手道：“别说了，我们彼此彼此！”原来他也同样受骗。

　　串骗。

　　大凡骗子，极少是“单干户”的，大都是合伙串通行骗，是为串骗。骗子集团“江相派”的“经典”《扎飞篇》上，就明明载着这条骗术：“善为‘相’者，莫不善用‘媒’，故曰：‘无媒不响，无媒不成’。”“媒”，也即骗子的助手，起着引人上当的媒介作用。

　　江湖上占卜看相一类骗子，多行串骗之术。北京有个占卜先生，自号赛诸葛，起初穷困潦倒，寄寓于一座破庙之中。几个月后，居然赁屋一幢，求卜者要先挂号。生意兴隆，几乎应接不暇。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某总长提携之力。”原来，某总长乃袁世凯的爪牙。袁氏称帝、西南兵起之时，此君仓惶逃遁，蛰居家中，郁郁不乐。一日携仆出游，见赛诸葛端坐于破庙檐下，就命他占了一卦，得七言四句：“君本当年万户侯，干戈拢攘暂时休。轻车熟路逢知己，盖世英豪第一流。”赛诸葛反复端详这篇卦词，道：“从卦词看来，先生曾为显宦，后因兵事发生，辞了职务。但是目下又将欣逢知己，官星又旺，且所任职务，从‘轻车熟路’四字来看，必属路政。末句虽是赞美之词，但先生本人以及知己者的名字隐藏其间，也未可知。”某总长一看，前两句已验，末句二三两字，恰是总长大名。于是心花怒放，给以银洋两枚，笑着说：“将来果然验了先生的卦词，当以200　金为先生祝寿。”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某总长一跃而为交通总长。于是视赛诸葛如神仙。还有许多官迷，也都来占上一卦，赛诸葛的生意便日渐兴隆起来了。读者可能更疑惑：这位赛诸葛难道真是神人吗？怎么会句句灵验？事属不然。原来跟随总长占卜的那个仆人，与赛诸葛是同乡，故从同乡口中知道了总长的历史。交通部长一席，时人称为“活财神”，某总长羡慕已久，仆人知其隐衷，也于事前告诉了赛诸葛。后来总长果居交通部长之位，实出于奔走运动之力，哪里是什么命运使然呢。

　　旧时有一种古董骗子，也常用串骗之术来行骗。有个常州人尤某，家资数百万，好古书古画如命，家中搜罗不下数百幅，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其实，确属古代名书画家之真迹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都是赝品。尤某本不识什么字，购古书画均请门客张先生鉴别。张先生说好，尤某亦说好；张先生说不好，尤某也说不好，自己是毫无主见的。尤某平日以未得唐伯虎之画为憾事，一日，有一个貌似旧时富家子弟者，手持古画一幅，登门求售。尤某展开一看，乃是一幅工笔人物画。画面上仅一男一女，男作书童装束，青衣皂帽，但却风度翩翩；女的好似丫环，但也千娇百媚，姿态绝艳。署名“六如居士”。尤某不知“六如居士”何许人也，急命人请张先生。张先生略加审视，即问售画者索价多少。售画者道：这幅画是先人传家之宝，本不该卖，实在因为穷极无聊，不得已而作此愧对先人之事，并无奢望，500　金就可以了。张先生急忙把尤某拉到另外一个房间说道：“这幅画请你急购勿失，它就是著名的点秋香图，画中一男一女，就是唐伯虎与秋香，六如居士，就是唐伯虎的别号。这幅画是唐伯虎生平最得意之作，过去有位相国曾以万金求购不得，其名贵可想而知了。尤某大喜，即以500　金将画买下。后经内行鉴别，此画乃是后人伪作。那位售画者，乃是一名古董骗子；而张先生则预先与之串通，共同谋骗尤某。

　　串骗中尤有骇人听闻之一幕，即串出洋人作“媒”行骗。有个公学毕业生李某寓居沪上，设一英文学社，教授30　来个学生，借以自立。他的父亲是前清官吏，广有积蓄但过早死去。李某将遗产存入上海银行。此后他与一广东人姓郭的结识了。来往既久，渐成莫逆之交。且郭某亦通英文，常帮李某做些批改作业之类的事情，更得李某信任。某星期天，郭某对李某道：“今有友人胡君，是某洋行大班（经理）的好朋友，现在那个洋人要办一分行，聘用买办，薪水佣金格外从丰。胡君已将我介绍给洋人，洋人也已允诺。但我苦于没有资本，您是否有意于这个位子呢？”李某平日本已饱闻洋行买办的阔绰，现在听说有此机会，不觉喜上眉梢，便竭力恳求代谋。郭某道：“这不是仓促间所能办成的。您既有意，我当先介绍给胡君，明日约来一谈，如何？”次日，胡某乘小汽车而来。只见他外罩“草上霜”袍褂，指戴钻戒，扣系金表，一派华贵气象。谈及买办之事，始知须先付垫押金一万元，每月薪水加上佣金可达六七百两。李某听了越发高兴。胡某提议道：“你既热心这个位子，明天就可以到跑马厅芦花塘那位洋人府上，与洋人当面一谈，然后签订合同，交款办事，岂不更好？”郭某着急道：“李兄事成之后，不要忘了介绍人。写字一职，应当聘我。”李某爽然承诺。第二天晨，胡某请李某同上汽车，驶至洋人住宅，递上名片，由侍者导入客厅。刚坐定，洋人脱帽而出，相见毕，胡某开言道：“贵行买办一席，今有李君为某公学高材生，自愿担任此职。今特引李君来此与行主面谈。”于是，李某一一详问买办职守及权利，洋人随问随答，李某大为满意。当即约定某日订立合同，签字付款。辞出后，胡某陪李到江西路的一幢洋房前，指示道，这就是未来洋行的办公室。适才所见的洋人，即是大名鼎鼎的洋行大班。李某更加深信不疑，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并付出了一万巨款。过了数日，到了李某就职之期，李某带了事先聘定的帐房、书记等一班职员，一同到江西路洋行办事。岂料该洋行之所谓买办，却无一货可买，无一事可办。从早到晚，寥无一人。李大惊，急寻胡某，胡已不见，再找郭某，郭亦无踪。不得已再去芦花塘拜访洋行经理，也不遇。转而一想，此处既然是那洋人的住宅，总不至于弃屋而去吧？就在那里等着，只见出入于该洋房的人很多，但他所等的那位洋行经理却不见踪影。忍不住前去询问华人仆人，方知此处是洋人开的一家旅社，只要手中有钱，人人都可住宿。李某恍然大悟，知是郭某串通洋人一起行骗，然心有不甘，就拿了那张洋人名片到处查询，无一人知其面目，原来那张名片也是临时伪造的。

　　骗子串“媒”行骗，总是要千方百计掩饰骗与“媒”的瓜葛，做到不露一丝痕迹，这样“媒”方能取得被骗者的信任，使得行骗得手，这也是串骗较其他骗术更为迷惑人的地方。有一天，广东顺德县大良城内，四五个仆人簇拥着三顶大轿招摇而过。第一顶轿里坐着一个50　上下的男人，打扮甚是阔绰，后两顶轿里坐着两个女人，也满身的珠光宝气，当下，这一行人住进了当地无人敢住的“鬼屋”。不久在大屋门前挂起了3　尺长的金漆招牌，上书“玄机子在此候教”7　个大字。同时在大良城内外广贴“招单”（即“街招”），声称玄机子自幼学习儒家经书，后得异人传授，晓得人们的命运，所以便以看相算命为业，云游四海，结交有缘人士。还标明价钱：口谈气色、流年，收毫洋5　元，看全相和批八字，看人订价，从10　元以至千元。当地有个龙二公子，父兄都做官，家财豪富，单是租谷每年就有10　几万石。他本不相信算命，成天和城里10　来个“二世祖”一起，寻花问柳。他有个心腹清客，姓徐，浑名叫做“打斋鹤”，充当龙二公子这伙人嫖赌的耳目。这一天，众人正在一家妓院饮酒作乐，忽见“打斋鹤”前来说：“又一宗好耍的玩意等着我们了。”说毕，便从衣袋里掏出玄机子的那张街招，惹得众人兴起，嚷着非劈了玄机子的招牌不可。当下，便在“打斋鹤”策划下，选出五个人去寻开心。“打斋鹤”扮成一个大绅士，徐三公子装做他的大儿子，苏大公子充做他的小儿子，龙二公子和另一“二世祖”穿着下人的服饰，还捧着衣帽，假作跟班，事前还演习一番，便向相命馆寻衅而去。迎接他们的是玄机子的徒弟，这个青年人有礼貌地请“三父子”进入内堂，并安排两个跟班在大厅伺候。不一会，玄机子穿着一件古铜色团鹤花的锦缎长衫，手摇一柄单金面的苏州折扇，悠悠然走出来，边走边笑着说：“破招牌的人来了！”这一句话，吓得三人你望我，我瞧你。玄机子对客人轻轻一揖，露出惊讶的样子对徒弟道：“就是三位吗？。。难道我的卦不灵？该是四龙一狗，五人才对呀。”徒弟答道：“不错，一共是五人，还有两个跟班的在大厅下面。”玄机子闻言，举目瞧一下两位“跟班”，便责备徒弟道：“老弟，你跟随我六七年，连相格贵贱也分不出，真枉费我教你一番心思了！那两位何尝是跟班，那是两条龙呵！快请，还要好好招待！”这番话，更吓得众人瞪大双眼。五人入座之后，玄机子便问他们是看相还是算命？“打斋鹤”按原先编好的话说：看见了先生的街招，特地带了两个儿子前来请求指点。玄机子瞧了瞧两个“儿子”，说道：“两位令公子的相格高贵，润例上写明按相索价，你这位大公子的相索500　两，二公子便宜点，也要400　两，少一文不行！”三人闻言，都喊价钱太贵，玄机子笑对龙二公子道：“你们嫌贵么？就是这位跟班的相，也值1000　两，另一位跟班值700　两，试想，跟班就值这么多钱，当主人的还会付不出吗？”各人口里虽说玄机子看错了，心里却很惊异。后来，玄机子对“打斋鹤”道：“既然他们四人都诈穷，我先给你看个全相吧，你这个相不需那么多钱，10　两就够了。”接着，玄机子把他打量一番，挖苦似的说：“你这个不肖的父亲，不是教儿子用功读书，却天天陪儿子逛妓院，饮花酒。”这句话，惹得众人哄笑起来，“打斋鹤”却板起面孔硬说不灵。玄机子问众人道：“诸位作证，我说错了，你们不但可以破我招牌，连我的眼珠也可挖下来！”又继续说下去，真是句句灵验，只说得“打斋鹤”瞪大眼睛，不敢出声。接着，龙二公子争着要先看，也是句句灵验，连他身上那里有颗朱砂痣也说了出来。其他三人也是一样灵验。这一下，五人服了，经他们捧场，大良城内外的许多大绅士、大富商也跑来请教，都赞他是“活神仙”。不到三个月，玄机子便捞到万两银钱，云游别处去了。你道这玄机子果真是“活神仙”吗？非也。他乃是“江相派”诈骗集团有名的大师爸，叫张雪庵。未来大良之前，早就布置了许多徒弟和助手，将大良城内外富贵人物的家世调查个一清二楚，尤其是那个“打斋鹤”，不过是张雪庵早就派到龙二公子身边作“媒”的同伙。龙二公子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心腹竟是这个外地骗子的同谋，当然一骗就上勾了。玄机子这套骗术，在江湖上叫做“火档”，是专骗富贵人家的。

　　以上，我们勾勒了骗子之面目，披露了骗术之奸诈，但从被骗者的教训方面，则还有几句话要说。凡设骗局，总是要精心制作诱饵的。而诱饵之设置，又总是因人而异的。贪图小利者，则以金钱为诱饵；喜欢女色的，则以色相为诱饵；官欲熏心的，则以官位为诱饵；信奉迷信的，则以神灵为诱饵。总之是因人而施，莫不针锋相对。骗术所以得逞，不独因骗子之狡诈，也因被骗一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在色、香、味俱全的诱饵面前，先自失去了戒心，解除了武装，只得乖乖地让骗子牵着鼻子走。

　　第二部分　赌

　　五花八门的赌博。

　　民国时代，赌博的名堂很多。连偏僻的广西都有几十种赌法，更不要说受西方赌风影响很深的通都大邑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了。当时国内“传统”赌法有：麻将、牌九、花会、铺票、山票、番摊、白鸽票、牛栏、顶牛、十二位、天九、打鸡、赶绵羊、三军、侯王、升官图、状元等、十点半、柑票、肉票、陶器票、啤牌、十三张、纸牌、诗韵、通宝、十五糊、斗鸡、斗狗、斗雀、斗蟋等等。此外，还输入了西洋的赌博方法，其中有三十六门转盘、扑克、打汽枪、抢场、彩票、赛马、回力球等等。从城市到村镇，赌场遍布，赌台广设，中西赌法，一任所好。

　　以上好些赌法，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闻所未闻，就是民国时代过来的人，也多说不清楚。故在揭露民国时期赌博黑幕之前，先得对一些主要赌法略作介绍。

　　麻将。

　　也叫“麻雀牌”，简称“雀牌”。由马吊牌（即叶子戏，始于明代中叶）演变而来。清代开始盛行赌雀牌。牌分万、索、筒三门，每门自一至九，各4　张。另加中、发、白、东、南、西、北各4　张，共136　张。后又增加花牌、百搭。四人同桌，每人13　张牌。谁先合成四组另一对牌，谁赢钱。

　　花会。

　　又称“字花”。据传清乾隆、嘉庆年间流行于广东，1870　年前后流传至香港。至于传到天津，那已是民国初年的事了。花会分为36　门，押中者得28　倍（他书或云36　倍）赌彩。赌注多少不拘，少到一仙（一分钱），多到几十、几百元，都可赌。押中了，都拿28　倍于赌注的赌彩。赌局利用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充当“航船”（或云“跑封”），挨家挨户收取赌注，并在开筒后将赌彩送到中彩者手中。跑封在赌局不拿工资或津贴，他们的外快便是向中彩者讨得的几个“喜钱”。由于本小本大都可赌，而且足不出户也可赌，故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儿童妇媪，都被吸引。花会的36　门，有皇帝、宰相、将军、状元、美女、乞丐、和尚、道士、尼姑、小孩、樵夫、读书人等。每门都用一句离奇古怪、毫无意义的话表示。（关于花会的赌法，说法不一。本书所说据钱可生《上海黑幕汇编》。）这36　句话开头几句是：太平为皇帝为龙。

　　坤山为宰相为虎。

　　志高为宰相为黄狗。

　　三槐为宰相为小猴。

　　光明为宰相为白马。

　　正顺为宰相为猪。

　　逢春为状元为孔雀。

　　攀挂为状元为田螺。

　　花会赌博集团由护筒、开筒、核算、写票、收洋、看洋、巡风、更夫（报钟点之人）、稽查等人员组成。一般都有三五十人，多则百人以上。参加赌博的，则没有一定人数，就看“航船”（人数也不定）四出活动，引诱赌客的本领了。在赌局中，坐第一把交椅，重要又而重要者，名曰“老师父”。他的唯一职责是决定每日早晚两场各开36　门中何门，这是决定每个赌客的命运的。这个权利属于他一个人。

　　花会赌场有堂屋，堂屋之上有小楼阁，楼阁地板中间开一洞，一尺见方，跟堂屋相通（如酒菜馆楼上楼下吊送酒菜用之孔）。小楼阁自洞中挂下一箱，叫“彩筒”。每天日夜开两次。“老师父”独居小楼阁，每日不到第二次开筒不得下来，也不得与任何人接触。每天上午“老师父”在36　门中提出四门（早晚各2　门），叫做“门将”。门将一般是前两天开出的门。门将是要当众宣布的。在余下的32　门中，任选一门（据说为了趋吉避凶，子日不开马，丑日不开羊等等）装入彩筒，封固、签字、插花、披花，自小孔悬挂而出。第一次开筒后，再选一门装入彩筒。

　　“老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多的赌客当然无从猜透的。他们只好碰“运气”了。他们见到猪就押猪，见到羊就押羊，或者押睡梦中见到的事物。他们日思夜想如何能押中，经常弄得神魂颠倒。只要有一人偶然押中，他便要到处宣扬，使得更多的人对花会发生兴趣。看起来花会赌场关防甚严，“老师父”不可能跟人串通作弊，似乎是天公地道、童叟无欺的，其实不然。花会的骗术留待后面详述。

　　白鸽票。

　　这种赌博方式，最初是以猜那只赛鸽得胜来下赌注的。那时赛鸽用《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编号。例如，比赛结果，“天字第一号”鸽胜了，那么，凡猜“天字第一号”的，都为赢家。后来，白鸽票的赌法有了变化。先由赌局将《千字文》前面80　个字印在票上，让每个参加赌博的人在票上各圈10　个字。然后赌局开出底字20　个，相当于中奖号码。赌客所圈10　字中，有5　字以上相符，便可得奖彩。白鸽票每张赌本3厘。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后，白鸽票每张赌本改为若干铜钱或一个铜仙。因赌本低微，参加赌白鸽票的人极多。抗战前，赌白鸽票之风尤以香港、广州等地为盛。

　　枪场。

　　枪场的赌博跟其他方式赌博不同之处在于，枪场赌博是赌客与赌场决输赢。这种赌法是，以大型轮盘一个，上绘1—12　个号码，另外还有一个零和一个花星，共计14　门。在距轮盘一定远的地方，放一支猎枪，由赌客轮流向轮盘射击，射中了某号，买该号票者即得奖。射中花星和零号，则全部落空，赌资概归赌场所得。

　　斗蟀。

　　斗蟋蟀的赌场，一般选在空旷地带。搭有棚子，棚子内用布帐分设若干圈。每圈内设斗蟋蟀场地及旁观者席位。斗蟋蟀双方约定输赢金额，旁观者也可押注。每次赌注多者几百两、上千两银子。这种赌博在天津一带曾盛极一时。天津益临照海张五（张锦文）家，南斜街郭家，北门里王家，都开设斗蟋蟀赌场，并派人各处捕捉优良品种蟋蟀，雇佣把式饲养。

　　广州在解放以前，每年端午节一过，赌斗蟋者就开始选购蟋蟀佳种，精心喂养，准备秋天斗蟋。蟋蟀一年产两季。初夏所产名茶蟀，夏末初秋所产为麻蟀。茶蟀比麻蟀寿命短，体重小，体力弱，只能参加小猎（小决斗）。故斗蟀者多注重喂养麻蟀。当麻蟀幼小时，要喂以草鸡虫、风车草、绿豆芽等。当其长大时，要用莲肉、豆角等滋补。当其衰老时，要喂给参汤、蟑螂肚燉饭等，以之培补。麻蟀壮大时，就可参加大猎（大决斗）。大猎地点选在广州城外10　里左右地方。为举行大猎，人们事前在近河的村子前搭起一座大棚子，并在河面上建起一排临时木屋，辟为酒楼酒馆、赌场烟室、旅店剧院及各种商店。斗蟋的赌场（蟀猎）设在一排临时小木屋的附近。赌场有方桌几十张，另有斗蟀小室数间。赛期一到，火轮鱼舫齐集河面。剧场开演，不售门票，任人入观。烟室里烟雾镣绕，有一种叫“珠娘”或“蛋女”的女子，专替烟客烧烟。每天早上，斗蟋蟀者们带着蟀盆，走进蟀猎，将蟀盆置于方桌上。这时便有“草证”（赌场人员）给斗蟀者作介绍。参加斗蟀的两方，如果一方携赌资180　两白银（60　两白银称为一“猪”），另一方携赌资120　两白银，那么，输赢就以120　两为限度。草证人将当斗双方及助兴之人带入斗蟀小室，入室人数，双方对等。室门拴着一根长索，赌场派人在室外手拉长索，将室门关紧。决斗结束，始得开门。胜负双方，分头向柜台领款、交款。如赢方所得超过180　两白银，赌场除送花红串炮之外，并赠给帅旗一面。得胜者高举帅旗得意而归，当晚是少不了要大排筵席的。

　　回力球。

　　回力球和赛马的赌博方式一样，都是借体育竞技下注赌钱，赌场按一定比例从中抽头。

　　回力球分单打和双打两种，单打一般6　人，其中两人对打，逐个淘汰产生优胜者。双打12　人，2　人一组，其中的两组对打，逐个淘汰产生第一名。单打6　人每赛一次，双打12　人每赛一次，都叫一盘，每晚可打8　至16　盘。球员背上都编有号码。赌客判断哪号球员得第一的可能性大，就购哪号票。如该号球员获第一，那么，购此号票的赌客均可赢钱若干倍。赌票分“独赢”、“双独赢”、“座位”、“联号”几种。“独赢”指某一球员独得5　分。“双独赢”是指两场球赛均得第一名。“座位”是指第一、第二名球员。“联号”是每一场的一、二名。除一般比赛外，还有特别赛，如红蓝赛，即由穿红、蓝球衣的两队球员角逐。每盘每张赌票2　元。

　　回力球场有跑票员100　多人，专替赌客购赌票，领彩金。赌客中了彩，跑票员能得到一笔赏金。一名跑票员的一月收入，多的达数百元。为得到跑票员的差使，须花一笔“运动费”，还要交纳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押金。有的跑票员专跑阔赌客的公馆，为其传递消息，购买赌票。这种跑票员，有的自备汽车，以车代步，气派不小。有的阔绰的豪赌者，在回力球场派有“驻场员”，令其守在电话机旁，随时报告场内情况。自己则在公馆内墙上挂起场上球员号码牌，按电话报来的胜负情况记录分数，用电话通知“驻场员”下注。

　　回力球场的老板从售出球票的总收入中，提取15％到20％，其余80％到85％作为彩金，在中彩的赌客中分配。回力球场生意兴隆，巨商豪富一掷千金。很多穷苦劳动者也带着侥幸心理来到球场，将血汗钱毫不吝惜地扔出。球场开张不久，老板就得以暴富。上海回力球场创办人之一海格，初来上海时，除了一双破皮鞋和一只破皮包，别无长物。不久就购置了汽车、洋楼。山票。

　　山票又称“十五字有奖义会”。其赌法是，票厂（赌场）出120　个字，任人猜买。这120　个字抄自《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到“遐迩壹体”，中间删去“吊民伐罪”一句）。投买者在这些字中选买15　字为一条，每条赌本1　角5　分，买多少条不拘。有一种叫做“带家”的人，专门负责串街走巷，兜售山票。所以，买山票不用到票厂。投买者将赌本和圈了15　个字的山票交给带家，带家开给临时收据。第二天投买者凭临时收据向带家换取票根。票根四联，每联有15　个空白小方格，由带家将投买者所圈15　个字，填在空格内（带家有一套木活字，刻着山票120　个字）。四联一式，编有号码，盖有图章。第一联交投买人，开票后，凭票根对奖、领奖。

　　山票每月开票3　次，日期为每旬的逢二日。开票就是从山票120　字中开出中彩的30　个字。这30　个字以“搞珠”的方式决定。票厂备有比乒乓球略大、一样大小的圆球三套。第一套120　个，不涂颜色，各刻山票上120　个字中的一个字；第二套30　个，涂红色，无字；第三套90　个，涂白色，也不刻字。开票的这一天，公证人都到场，参观者挤得水泄不通。台上左右两边，各放一个大圆筒。当众检查，圆筒内确实空无一物，这才把120　个有字的圆球一个一个放入左边的圆筒内，把30　个红色圆球和90　个白色圆球一起放入右边的圆筒内。封盖完毕，开始摇动。两个大圆筒都设有机关，每摇一次，即有一个小圆球滚出筒外。比如第一次左边摇出的是“河”字球，右边摇出的是个红球，左边的人便高唱：“海咸河淡个‘河’字”。右边的人接着唱道：“中”。意思是“河”字被选中了。有人随即将“河”字球和红球串连一起，挂到了前排显眼处。如左边摇出的是“壹”字球，右边摇出的是白球，左边便有人高唱：“遐迩壹体个‘壹’字”。右边的人接上去唱道：“吉”。这个“吉”意味着摇出的字落选。有人马上将“壹”字球和白球串连一起挂在后排绳子上。摇完120　次，30　个中彩的字也就开出了。“搞珠”完毕，揭开圆筒检查，仍空无一物，开票就算顺利结束。

　　开票后第二天，票厂即印发“谢教单”（奖金派彩单）。彩金总额为出售山票总收入的65％。如卖出20　万条，总收入就是3　万元。抽出65％，奖金即为1.95　万元。头、二、三奖各得全部奖金的60％、25％、15％。同中同分（这里头有很多名堂，后面还要讲到）。如10　人得头奖，则每人的奖金各占奖金总额的6％。通常开奖一次，头票独得的奖金总在万元以上。奖金不可谓不高。很多人都想侥幸取胜，一博成功，一夜之间，由赤贫户变为大富翁。故山票的吸引力极大，平民百姓趋之若鹜。投买者所买的15　个字，最低要买中11　个字甚至11　个字以上，才有得奖的希望。

　　出售山票的总收入，除去奖金，剩下的35％便是票厂的毛利。扣除税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票厂老板的纯利是十分可观的。

　　铺票。

　　风行于民国时代的铺票赌博，早在清代就开始了。民国时赌法跟清代有些不同。

　　清朝光绪年间，广东南海、顺德两县的士绅为筹款修筑防洪大堤，发起了有奖“铺票”活动。为何取名铺票呢？因它跟店铺、商号有关。先是向120家商店每家捐借款10　两，总计是1200　两，用作修筑大堤款项。为归还这笔款子，特印发一种奖票，票底印着捐借款各店铺的名称。如“兴隆”、“祥记”等，以示褒扬这些商店热心公众事业。这种奖票取名“铺票”，每张有1　两、5　钱两种，由各镇大商店售卖。投买者在票底所印各店铺名称中任选10　个字为一条，满1000　条为一卷。

　　铺票每月开奖一次，开票共开12　个字，用的是“杯卜”法。即用向空中抛出杯子，视其落地情况决定开何字。杯卜在神庙前举行。开票之日，庙前广场人头攒动。开票办事处人员，在人丛中抛出三色暗码，任众人抢夺。夺得暗码的三人，一人负责抛杯，一人负责执杯，另一人唱票。抛杯人先将木杯当众剖开，放在天平上称，使两杯重量相等。然后将两杯放在盆内，用力向上一抛，抛的高度不得低于面前预先所拉绳索的高度。杯子落下，执杯人将杯拾起，如两杯一只口朝上，一只口朝下，就报“胜杯”。两只都口朝上，报“阳杯”。两只都口朝下，报“阴杯”。唱票人先唱票底印的第一个字，如“兴隆”的“兴”字。得胜杯，再抛，一直抛到得阳杯或阴杯止。连续得几个胜杯，就叫做得几杯。第一字得几杯报完，接着唱第二字。以此类推，直到票底每个字都唱完。抛杯结束，当众选出得胜杯最多的12　个字，这12个字称为“票尴”（即票母，相当于中奖号码）。中字最多的为头票，次为二票，再次为三票。同中同分，如头票仅一张，则头票奖金由中奖者一人独得。奖金总额为1000　条票的票款1000　两的60％，即600　两。在这600　两奖金中，头奖得60％即360　两；二奖得25％即150　两；三奖得15％即90　两。开票办事处在总票款中提取40％即400　两，先归还10　家店铺的捐借款，共100　两（12　个月开票12　次，即可还清120　家的捐借款）。在余下的300　两中，抽取10％即30　两，作为办事处经费。还剩270　两，用作修堤专款。如每月售票1　万张，则除奖金外，尚余4000　两。归还捐借款100　两后，仍余3900两。开票办事处抽10％，即390　两。售票越多，开票办事处所得款越多。铺票最初为募款而设，但发起不久，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利用它谋取暴利，以致铺票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赌博。

　　清末，慈槽太后以筹措海防经费为名，大开赌禁。广东遂有一些赌商向藩台（主管一省财政）衙门承包铺票赌博，以助饷若干作为代价。赌商们编造了五言韵语24　句，共120　字，作为铺票的票字。开头几句是：首会发其祥，鸿图得意扬。

　　高标辉百粤，本是始基良。

　　秀丽赏琼芝，丁男协去时。

　　联芳常足愿，乐有好称宜。

　　巨业就恭逢，。。。

　　120　个票字，任投买者圈定10　字，作为一票。一张票价格有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几种（实际照九折收款）。1000　票为一卷，取《千字文》中一字为卷名，如“天字卷”、“地字卷”、“玄字卷”等。开票开12　个字，仍用杯卜法。奖金比前提高，为售票款总额的70％，其余30％为票厂费用及饷银。当时广州有铺票两厂，一名“昌兴”，一名“发财”。昌兴每月逢五、十开票，发财每月逢三、八开票。两厂一月共开票12　次。

　　民国元年曾一度禁赌。1915　年，赌商乘广东水灾之机，向省府请求开设“有奖义会”，理由冠冕堂皇：筹款救济嗷嗷待哺的遍地灾黎。所谓“有奖义会”，实即铺票。所不同的一点是，改杯卜为搅球。搅球就是：备圆盆两只，第一只放入120　颗圆珠，每珠刻一字，分别为“首”、“会”、“发”、“其”、“祥”等等。第二只盆盛108　个刻“吉”字的圆珠，12　个刻“得”字的圆珠。搅动第一只圆盆，漏出一珠，比如“祥”字。再搅动第二只盆，漏出一珠“得”字，则“祥”字即为所开12　字之一。也就是说，凡第一只盆漏出的字，遇上第二盆漏出的“得”字珠，就表示中；遇上第二盆漏出的“吉”字珠，则表示不中。两只盆各搅动120　次，12　字都开出，搅珠就此结束。番摊。

　　这是一种不定期的赌博，人数不限，十人八人也行，一人也行（因为是跟番摊馆赌，所以一人入场即可以赌起来）。赌法简单，易输易赢，旋输旋赢，往往一夜之间能使人倾家荡产。因而番摊为害尤烈。

　　其赌法是，在桌子上放一大堆铜钱或圆形豆青色光滑小瓷片，作为“摊皮”。从中又开一小堆，将有短柄的铜制盅盖（摊盅）盖住。另将一块正方形锡片或木片（名叫“摊正”）摆在一小堆摊皮之前。任人猜买“一”、“二”、“三”、“四”。如赌徒猜买“一”，就把赌注押在摊正靠一小堆摊皮的那一边；猜买三，押在摊正的对面；猜买“二”，押在摊正右边；猜买“四”，押在摊正左边。开摊时，揭去摊盅，用长约一尺的竹片（摊竹），将一小堆摊皮往大堆摊皮那边拨。一次四个（称作一皮）。根据最后剩余的摊皮数跟猜买的数字是否相符，来决定胜负。如猜买“一”，摊皮剩一，则猜买者赢。买法有多种。一是“番”，即专买一门。如买“四”，则开“四”得彩（赌本三倍），开“一”或“二”、“三”输。二是“捻”，即买一门为主，邻近为辅。如买“三”搭“四”，则开“三”得彩一倍，开四保本，开“一”或“二”输。三是“角”，即兼买相邻的两门。如买“二”、“三”，则开“二”或开“三”都中彩（照原本一样），开“一”或“四”皆输。四是“正”（又名“正头”），也是专买一门，但跟“番”的专买一门不同。如买“三”，开“三”时得彩照原本一样，开“二”或“四”不输不赢，开“一”输。除此之外，还有“射三红”和“两头番”。前者是买相邻的三个数字，如买“一”、“二”、“三”，即开这三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都中彩（原本1／3），只有开“四”才输。后者是同时买相对的两个数字，如买“一”、“三”，则开“一”、“三”都中彩（照原本一样），开“二”、“四”输。

　　番摊馆老板的主要收入是“抽头”（又名“抽水”）。投买者中了彩，不能全得，番摊馆要从中抽取1／10。清末初开番摊时抽1／22，后增至1／11，又增至1／10。番摊馆即使输与投买者，也只输九成，而赢了却赢十足。而投买者赢了只赢九成，输却输十足。所以番摊馆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加上每次猜买，同时有几个人，各人猜买数字不一，番摊馆纵然输给这个猜买者，也可从那个猜买者那里得到补偿，番摊馆更是稳操胜算，有恃无恐。只有投买者将赌本赌光，被抽头抽干的，没有番摊馆将老本赔光的。

　　流氓赌徒的赌博奇计。

　　流氓赌棍所以百赌百赢、“所向无敌”，是因为他们各有一套秘而不宣的赌博“奇计”。他们或是在赌具上玩花样，或是在赌法上动点子，有时“人自为战”，有时数人串通一气。他们的黑暗勾当，外人本无从知晓。只是由于赌博集团中有人走上自新之路，才揭开了赌博的一些黑幕。

　　牌九郎中的本领。

　　6　所谓牌九郎中，即精通牌九赌术的赌棍，其害人本事言之足以惊人。

　　（1）认牌法。

　　凡牌九郎中，最初都要练认牌这项“基本功”。要练至全副牙牌32　张没有一张不暗记默识。

　　认牌之法有四：一曰乱筋法。随意买一副牌，有的牌面竹丝很有条理，有的散乱无序。牌面竹丝不管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规律的（乱筋），都要一一牢记。这是认牌中最上乘之本领。

　　二曰对筋法。先到制作牌九的店铺定做一副牌，要求每对牌用同一段竹子刻成，以便同一对牌牌面竹丝相同。这样，记住了一张牌，也就记住了一对牌。记住了16　对牌，也就记住了全副牌32　张。

　　三曰云头法。就是将牌面染上极细微之污点，如天牌染左角，人牌染右角等等。

　　四曰准头法。此法即硬认每张牌牌边所镶之准头。一张牌竹与牙骨相合处总有些参差不齐，不齐的情况，各张牌不一样。记住怎么不一样，就可以辨别不同的牌。

　　（2）掉牌法。

　　掉牌之一法是“袖箭”。即预先将一张牌藏于抽中，必要时，自袖中取出，跟某张牌调换，就像演魔术一样。但至末条后洗牌时，要调还原牌。不然的话，要闹出三只天牌的笑话，被人拆穿西洋镜。

　　掉牌之第二法是“攉跳”，又名“跳龙梢”。即于靠身一幢之牌尾，脱下两只，而以无用之两只补之。运用此法，必须在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点色大的牌两只，叠成一幢，砌于牌尾，以备调用。

　　掉牌之第三法是“拍准”。即当着众人的面，硬用手法将牌拍下一只，之后又能以法收取。神鬼不觉，手段惊人。

　　掉牌之第四法是“挖角”。即在别幢角挖下两只，而以无用者补之。

　　（3）使骰法。

　　赌棍们掷骰子法门很多，有一种叫“掼杀”。骰子两粒，中有一颗名“根子”。作弊者事先将其中间挖空，以水银、象牙粉等充实其中。掷骰时，需要掷出七点就将骰子摆作七点，然后将骰子在赌桌上一拍，水银等物即下沉，掷出以后必为七点无疑。因一拍就成，每掷必准，故名曰：“掼杀”。

　　赌牌九老手相遇，必有一番好戏。某甲，赌牌九高手，人称“牌九师父”。他每天都要入赌场，并且每赌必胜。有人就想治治他，特邀来乙、丙，此二人也是“牌九师父”。一日，三“牌九师父”同入赌局，甲不知乙、丙底细及来意，欣然自任上风。乙、丙分坐上下门，赌了约一小时，乙、丙均大输。丙对乙说：“老兄，今天大大不利。”乙说：“不然，胜负兵家常事。况且第三条大有希望。不必胆怯，尽力下注就是了。”于是丙掏出皮夹一只，乙摸出钞票大卷，尽罄所有下注。上风分牌之后，丙忽顿足说：“完了！”将牌一掷站起来要走。大家一看，丙的牌是：“人牌配幺钉”，只得一点。乙急忙制止丙：“别急，别急。上风的牌是‘别十’，你赢了。”旁观者都不相信。果然上风认输，乙、丙大赢而去。其实上风手中的牌并非如乙所说，是“别十”，而是“幺钉配二四”，为最大的牌。乙的牌是“天方八”，上风应统吃。丙对此不是不知。他神不知鬼不觉将一张牌换成幺钉（事先准备好的），并抢先掷出。因一副牌不能有两幺钉，所以上风手中有幺钉而不敢掷出。因他掷出来，众人会指责他舞弊，并且不容他分辩。甲吃了哑巴亏，从此，这家赌场再也见不到他的踪迹。

　　麻将牌桌上的“抬轿”、“脱靴”

　　民国时，沪上麻将牌赌风终年不绝。麻将郎中日日活动于麻将赌场。洋场十里，赌害最烈，要数麻将。赌麻将，不仅上层社会盛行，而且中下层社会，也相当普遍。有的到赌场赌，有的在家中赌。平时睹，过年过节赌，甚至利用丧葬、嫁娶等赌。有沉溺其中，耗尽家财，熬干精力、心血，而至死不悔者。

　　麻将郎中作弊手法无奇不有。最常见的一种谓之“抬轿”，实即串骗。

　　其法大都两人串通一气，欺骗其他两人。比如四人同局，甲、乙为狡黠赌棍，而丙、了不知。甲、乙两人对面坐，佯作素昧平生，萍水相逢。赌时，甲须某牌，乙预先知之而照发。乙须某牌，甲也照发。由于配合默契，故甲、乙二人得心应手，百战不殆，无一度之失。其通风之法，赌棍谓之“令子”。令子分口令和手令两种。口令以一字代一牌，如以“打”、“拍”、“抚”、“摸”等字代东、南、西、北风，以“顺”、“湿”、“稳”等字代中、发、白，以“顶”字代一四七，以“釨”字代二五八，以“吃”字代三六九，“和”、“听”等字代同、索等。甲须东风这张牌，则只要说“打”，乙就立即发出东风。手令不须用嘴，也不靠手势，只要将香烟一支、火柴匣一只，摆在不同位置，就可给串通作弊者种种暗示。这只是一般的抬轿法。赌棍们还经常在临入局之前，约定某几种暗号，或变换某几种口令、手令。这其中的名堂就更多了，不是局外人所能尽知。

　　以上讲的是两人吃两人，还有一人吃三人这种奇而又奇的事。例如甲、乙、丙、丁四人同赌，甲是郎中，乙、丙、丁三人都是一般赌客，对甲不知底细，不加防备。甲先对乙讲：“我告诉你一个暗号，你可到某处去搓麻将，有必胜把握，终局后输赢我们两人分摊。”甲又以同样方法，分别跟丙、丁两人约定，只是跟各人讲定的暗号不同。甲跟乙、丙、丁三人中每一个人的“君子协定”，都不让另二人知道。入赌局后，乙暗示甲，需要一张什么牌，甲立即给予。丙、丁二人各以暗号告诉甲，需要什么牌，甲也一一予以满足。甲“慷慨”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为了供给其他三人所需之牌不惜自己输钱，而且输钱愈多愈好。手中虽有大牌，也都丢给别人。终局后，如甲输400　元，乙输200　元，丙、丁各赢300　元，甲便分别找乙、丙、丁三人要求“输赢共摊”。甲先对乙说：“唉，真没想到，今天牌运这么不好！我两人共输了600元，我已付出400　元，你应当还我100　元。”乙无话可说，只得给甲100　元。甲本输400　元，这一来，仅输300　元。甲又找丙，对他说：“我输400　元，你赢300　元。你应当拿你赢的300　元来补偿我输的钱。还差100　元，我们两人分担。”丙只得照办。至此，甲已转亏为盈，收入50　元。甲最后至丁处；将对丙说的话重述一遍。丁除了将赢的300　元全部交甲外，还倒贴50　元。甲不仅将所输400　元全部倒了回来，而且多得400　元。最大的输家居然是最大的赢家！这一玄而又玄的赌术，叫做“麻将脱靴”。

　　摇摊时吸铁石的妙用。

　　摇摊即是用骰子四颗，摇出青龙、白虎、进宝、出宝四个门色中的一个门色，以分输赢。此赌亦弊端丛生，奥秘莫测。赌法一般有“大家生”、“小家生”、“车轮”、“缆子”等，名字很怪。所谓大家生，就是利用吸铁石作弊。四颗骰子中，三颗以点数分配双单，其他一颗中空，实以铁屑。塞有铁屑的这颗骰子，名叫“药骰”，又叫“根子”。摇时，需单即单，需双即双。作为上风的赌客备有拳头大小的吸铁石一块，置于膝盖之上，藏于赌桌之下。如见龙虎门下注重，上风便移动吸铁石，使缸内药骰由双色变为单色。开盆时，竟变龙虎而为出进。如见出进门下注重，使用同法，即可由单色而变为双色。施展这种鬼蜮伎俩，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稳操胜券。“小家生”、“车轮”、“缆子”等赌术异法而同功，无甚大出入。

　　用吸铁石的赌徒，并不能始终如愿以偿，有时也会棋逢对手。因为他知道用吸铁石，别的赌徒也懂得这一手。吸铁石有大有小，使用吸铁石有先有后，各自巧妙不同，所以同样拿着吸铁石这种赌博利器，仍可以分出输赢来。某甲素来靠骰子和吸铁石为生。一日忽遇到同道中一前辈。那人戴着一顶有披霞的帽子，样子像北方人，甲在赌场中从未见过。那人下赌注，由轻而重。某甲因有吸铁石，故有恃无恐，不把那人放在心上。那入斜眼看了看甲，轻蔑地笑了笑，把钱包往桌上一掷。开盆时，那人因急于看结果，头低下贴近盆盖。点色看清了，那人赢。甲大惊，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交给了那人。钱数还没有凑足，好在那人并不计较，让甲立一字据作罢。甲心想，我用了吸铁石，怎么会有这样的错着？思前想后，不得要领。后来，甲又遇到那人，竭诚向他求教赌术。那人居然和盘托出。原来那次赌博，先是甲用吸铁石在赌桌下吸转骰色，等到那人举起钱包一掷，甲又用吸铁石一次，那人看在眼里，只是不动声色。他在甲第二次用过吸铁石之后，也用吸铁石吸转骰色。那人的吸铁石较甲所用为大，预先藏在帽沿披霞之中，一低头骰子点色即变。甲只知自己会用吸铁石，不曾想到对手更精于此道，所以他输了还不知是怎么输的。听了那人的一席话，他才恍然大悟。真是小偷遇到了强盗。

　　有一个姓潘的人，是官宦后裔，本饶于家财，因沉湎赌博，家道中落。

　　然而赌技却因此日精。他尤善摇摊。除了使用吸铁石外，还在四颗骰子中灌铅。在赌桌上，他脚趾间藏吸铁石，用吸铁石吸骰子，想摇出几点就摇出几点。可说是所向披靡，战无不利。跟他交过手的赌徒，都躲避三舍。没有人肯跟潘某赌，潘某的赌博利器就只能搁置不用。他将四颗骰子售出，索价4000元之巨，平均一颗骰子1000　元。他卖掉了灌铅骰子，丢掉了吸铁石，照样能赌赢。有个姓王的人，摇摊赌技尤精，骰子中并不灌铅，也能摇如所欲。姓潘的人在跟他同赌之前，作了一番准备。他密购摇盆一只，大小、色泽跟姓王的人所用摇盆相同。在盆盖内面靠边沿处，镶玻璃一层，嵌入骰子四颗。一天，潘、王同赌。潘买通侍役一人，又拉同伙一人入局。姓王的做庄，开三（即出门）。这时，潘递个眼色，让侍役给姓王的人送上热毛巾一条（赌场有送热毛巾规矩）。潘的同伙故意伸手押注，将衣油遮住王的视线。潘乘机将王所用摇盆之盖换成自己准备的有夹层的盖子。王哪里知道，就在他在用热毛巾擦脸的一两秒钟内，赌局风云突变。自此，每次所开，点色都是出门。王输于潘之手。

　　掷骰“捉牛头”。

　　掷骰赌博中的歪门邪道也不少，有一种掷法叫做“掷老牛”。一次同时掷出六颗骰子，有三颗点数相同，方论输赢，称作“合”。除去三颗点数相同的骰子，其余三颗骰子点数合而计之，以决胜负。掷老牛中，又有“掷十十二”、“掷九十三”等名目。掷十十二，即由上风一人独掷。合计10　点，上风输；11　点和12　点，上风赢。有一个混名叫小记根的流氓赌徒，擅长“捉牛头”的赌术。何为“捉牛头”？原来赌棍切口（黑话），五六谓之“牛头”。捉牛头即每次掷骰子，能确保六颗骰子中，有一颗是五点，有一颗是六点。小记根练就了一种本事，掷骰子时，能将六颗骰子由碗内抓起，两只夹于指缝中，不管其他四颗骰子落下时是什么点色，指缝中掉下的两颗，必定一为五点，一为六点。除去三颗点数相同的骰子，余下三颗，有两颗点数之和恒为11。另外一颗，不论是一是二，或者为四为五，跟11　相加，点数至少为12。故捉住牛头，即每掷必胜。

　　铺票“搞珠”开彩时的鬼名堂铺票开字的方法之一是“搞珠”。赌场老板作弊的手法一般这样：预先特制一套120　颗分别刻着“首”、“发”、“会”等字的圆珠，和12　颗都刻着“得”字的圆珠，比标准的圆珠略小一些，准备到时应用。另外，在每一券铺票（1000　张）中，偷偷塞进一票。开字时，按塞进铺票上圈定的几个字，拣取几个略小圆珠，混入标准圆珠。并将几个“得”字略小圆珠，混入12个“得”字标准圆珠。搞珠时，两个盆子首先漏出混入的略小圆珠。这样，就能保证塞进的票得彩。如一般投买之票没有一票中彩，则赌场老板可独得奖金。即便一般投买之票有几张得彩，赌场老板也能平均分得一份奖金。赌场老板做手脚是很方便的，尤其是在开“联榜”和“大联榜”的铺票时。这两种铺票，每条票分别收二角、一元。联榜每月逢三、八开字。大联榜每月逢五、十开字。联榜是几十万条、几百万条票联在一榜，不设卷口。多一条头票（头奖）根本就没法查对。二票（二奖）、三票（三奖）随意增加几百份，也不会让人看出破绽。所以，铺票的赌法，极便于赌场老板上下其手。花会开字连骗带赖。

　　花会老板有时也要赔钱，赔点钱可以取信于投买者，表示他们本分、公正。但他们既不会赔大钱，又不会老是赔钱。如果某一天他们见所开之门色，被人投买得多，他们就借口军警可能来抓赌，提前截流（停止投买）和开简，以免输得过多。截流和开筒的时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根据需要，时而早，时而迟。

　　花会彩筒装入应开门色，就加锁并贴上封条，似乎做不了手脚。其实彩筒的门做得较厚，中空而夹以薄板，置有弹簧。每次将两个门色各卷成一卷，一投入箱中，一夹于中空的门，然后加锁、贴封条。及截流后，如投买者最多的门色跟投入彩筒中的门色相符，就把夹在中空的门上的门色取出，以扭转败局。开筒时，因有打手围着，同时又燃放大串爆竹，故花会老板捣什么鬼，投买者是发觉不了的。若是投入筒中及夹在门上的门色，投买者都很多，花会老板赔起来心疼，便暗中指使一些人假装劫赌场，将彩筒抢走。花会老板向投买者虚报被匪徒抢劫，乘机将投买者的赌本吞没。有时为维护“信誉”，将赌本发还各投买者，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花会老板生意清淡时，便求助于鬼神。当时有些寺庙为配合社会上的花会赌博，特设字花筒，以备人们前来向菩萨求字。求字就像求签一样，将字花筒摇一阵，就有字掉下。如求得“逢春”，就买“逢春为状元为孔雀”这个门色。花会老板买通庙中主管字花筒的僧人，通过僧人之口广为宣传，某人（也是被花会老板收买的人）到菩萨前求得某字，于某日中彩。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出自僧人之口，是不会有人怀疑的。同时指使“中彩”的某人，装作好像真的中了彩，特意制做“横财就手”或“佑我生财”之类的红地金字匾额，大张旗鼓抬到庙里去，说是“还神”，意即感谢菩萨庇佑他中了彩。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花会老板还指派一名“航船（即带家，专司上门收集赌资及投买门色）出来作伪证，说是某人中彩，是他经手的。因僧人、带家、“中彩”的某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故人们深信不疑。花会生意随即兴隆起来。

　　番摊馆“老撇”。

　　在广东话中，“老撇”（又称“老千”或“老迁”）即骗子。其骗术之一名曰“落冧”，就是借助特制的摊皮（“冧”）作弊。这种特制的摊皮跟普通的摊皮看似一样，到必要时用摊竹的尖端轻轻一拨，一颗就变成两颗。开摊时，揭去摊盅，掌管扒摊的摊官用摊竹将摊皮四个一扒，扒到最后一下，大约需要一分钟左右时间。这时几双甚至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摊官手中的摊竹。特别是快到扒最后一下的时候，赌客的眼睛眨都不敢眨。摊官的助手冒充赌客，夹在人群中。看到即将开出的门是重门，就装作很随便地抽进一口烟，然后喷出，模糊众赌客视线。摊官乘机用摊竹将特制的摊皮一挑，使一颗变为两颗。所开之门如本应为1，这么一搞，就变为2，番摊馆老板就可转输为赢。

　　“老撇”的骗术之二名曰“飞子”。摊官扒摊皮扒到最后时，看到所开之门为重门，赌场老板要赔大钱，而剩下的摊皮中又没有叫作“冧”的特制的摊皮，不能将一颗变为两颗，此时便施展“飞子”的魔法，即在剩下摊皮中飞去一颗。本来该开2，由于飞去一子，变成开1。

　　骗术之三名曰”扒大细”，或曰“扒三鸡五公”。照规矩，摊官扒摊皮应该四个一扒。但当摊官看到即将开出重门时，便违反规则，三个一扒，或五个一扒。三个一扒叫“扒三鸡（细），五个一扒叫“扒五公（大）”。一次少扒一个或多扒一个叫“扒大细”。如果摊官骗术不精，手脚不灵，被赌客当场捉住，那么，不论赌客押哪一门，押多少，番摊馆老板都要照赔。所以，摊官不轻易“扒大细”。只有乡间演戏时临时所设番摊赌场，因有流氓恶霸做后台，敢于肆无忌惮地“扒大细”。但赌客中也自有强横之人，有的搬来人马，踢盘抢摊，闹得天翻地覆，甚至生出人命案来。

　　番摊馆蒙骗赌客，赌客也不甘心认输，琢磨了一套对付番摊馆的办法。

　　有些赌客考虑到无计划的“硬赌”挤不过番摊馆，就转而凭借雄厚赌资，运用周密注码，靠着坚忍的耐心，花费长久的时间，来跟番摊馆博胜负。这种赌博叫赌缆。赌缆一般买“番”或“角”，很少买“捻”或“正”。如买“角”（兼买相临两门），第一次买1　元，输了，第二次买3　元。要是买中，得彩2.7　元，除第一次赌本1　元，还有1.7　元盈余。如此赌下去，以一、三、八、十八。。的比例累增赌注，像缆绳一样，连绵不断。如接连10　次都输，就算“断缆”，从头再赌。若是买“番”（专买一门），按一、二、四、八。。的比例累进赌注。赌本比买“角”要小一些，但买番不容易中，要连买10多次、20　次，才有赢的机会。即使赌缆赢了，也是以巨注博取小胜，一天不过赢三五十元酒食钱。旧时下台的政界人物和失意文人，常合伙赌缆，运用数学知识，制订“赌缆计划”，指定“舰长”（即赌缆负责人）和“参谋”，成年累月向番摊馆进攻。断了缆，筹集赌资再赌，似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之概。侥幸赢了钱，即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久赌必败。合伙赌缆，不管“舰长”有多少临场指挥才能，不管“参谋”有多少奇计秘策，最后都惨败而归。番摊馆对付赌缆者的高招是，将一次赌注限定在1000　元以内。这样，赌缆者赢，赢不了大钱；输，欲翻本而不能。这叫做：你有张良计，他有过墙梯。赌缆者总是斗不过番摊馆的。

　　赛马会“做趟子”。

　　“做趟子”，即舞弊，也即故意让某号马赢，让某几号马输。

　　天津在1937　年以前，春秋两季起码要进行28　天赛马赌博。在日伪时期，只要天气允许，几乎每星期六、日都有赛马。每天最多赛13　次。比赛的主要项目有新马龙门赛、大比赛、新老马香槟赛。在每趟比赛前，赛马会要出售彩票，每张一元、二元。彩票号码由摇彩决定。如某日第一趟比赛准备出马5　匹，出售1000　张彩票，便将1—5　号五个木球投入第一个圆铜球内，另将l—1000　号的木球投入第二个圆铜球。在赛马会董事监督下，当众摇动圆铜球。如前第一个圆铜球摇出4　号，第二个圆铜球摇出150　号，那么，4　号马的彩票号就是150　号。5　匹马的彩票号都摇出后，即张榜公布。赌客判断某号马最有获胜可能，就买某号马的彩票。若果真这号马得了头马，则买这号马彩票的人便得奖。赛马会“做趟子”，就是要让买彩票的赌客中奖的希望化为泡影，将他们的赌资吞没。

　　“做趟子”的手法多种多样。例如：（1）欲赢先输。

　　某匹马明明是骏马，马主人和骑马师在长期操练中都知道，它完全能得头马。但赛马会为骗取赌客更多的赌本，采取了“欲取故予”的策略，授意骑马师让某匹马多次输掉，以便在赌客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匹没有希望的马。等到谁也不会把赌注下在这匹马身上时，马主人和骑马师却买了该马的彩票。在比赛时，骑马师让该马把潜在优势全部发挥出来，出奇制胜，夺得头马。奖金为马主人和骑马师所得，众多的赌客上了大当。

　　（2）私让头马。

　　甲、乙两马势均力敌，在比赛中谁胜谁负还很难说。赛前，甲、乙两马的主人或骑师暗中达成一项协议，让两马中的某一匹马胜。两马的主人和骑师都买这匹马的票。比赛结果，奖金自然归他们所得。而局外人怎能知道赛马会中有这笔肮脏交易呢？

　　（3）故意溜缰。

　　数匹马角力赛马场，其中有一匹马显然对众马占有绝对优势。赌客都能判断出来，头马必定是这匹马，因而都买了这马的票。但出乎意料，这匹马输了。比赛一开始，该马的骑师蓄意让它脱缰，跑了一段路后再回去起跑。纵然快马加鞭，也追赶不上。买该马票的赌客都只好自认晦气。

　　（4）转移铅饼。

　　参赛的马匹，必须按照规定，负重比赛。马身高3.2　尺，负重158　磅；高3.1　尺，负重155　磅；3　尺以下，负重152　磅。如骑马师和马鞍的重量不足规定的负重数，应加铅饼。如马高3　尺，骑马师和马鞍重140　磅，应加铅饼12　磅。使达到规定的152　磅负重数，每次赛马前，骑马师都必须亲自拿着马鞍，在马会过磅员监督下过磅。过磅以后，备马鞍之时，骑马师就开始做文章了。他偷将铅饼交给马夫，让马夫暗藏在身。比赛结束，卸鞍时再由马夫将身藏铅饼偷偷取出，放在马鞍袋里去复磅，参赛的马因负重减轻，故跑得轻快，易于获胜。

　　士荷丹牌桌上的“偷鸡牌”和“十全大补汤”。

　　士荷丹纸牌由扑克牌变来，输赢很大。赌法是：有一人（首家）发牌，各发暗牌一张，明牌一张。然后每个赌客在碟子里下赌注，赌注或一元，或数元，或几十、上百元，由各赌客商定。再发牌，以下所发都是明牌。赌客如觉得自己的牌可以赌下去，就添加赌注，添注没有定额。如牌不行，不堪一博，就不再添注，暂停赌博，已下赌注算是输掉。添加赌注由明牌大者带头（施令），他向碟中投入50　元，下家如愿继续赌，就也向碟于投50　元，也可超过此数。超过多少，则带头添注者应向碟中补多少。这么一轮一轮赌下去，赌注越下越大，赌客没有把握的都暂时退出，最后剩下两人。这时碟子赌注已堆得很高，争夺更形激烈。甲以为自己必胜，成千元地加赌注。乙不甘示弱，也照这个数字加赌注。接着继续发牌，继续添赌注。牌未发完，甲宣布不再赌下去，各赌客所下全部赌注为乙所得。其实最后胜利的，牌不一定最大。因其每次加注数字都特别大，出手特别干脆，把别的赌客都吓住了。这种虚张声势的赌法，名曰“偷鸡牌”。

　　除了采用“偷鸡牌”这种心理战术外，士荷丹纸牌上的“老迁”（赌棍、骗子）还经常交替使用以下10　种赌术。

　　一曰“卖”。即同党合伙捉弄、对付、挤垮非同党赌客。

　　二曰“要”。同党与非同党赌博，同党中某人有大牌，但缺一张牌，不能成对，或不能顺。他便用某个动作或符号暗示手中有这张牌的同党，很快地就能从同党那里得到他要的这张牌。

　　三曰“飞片”。即牌由同党中一人之手递到另一人之手。传递可在赌桌底下进行。

　　四曰“带”。也就是夹带。赌客身上藏着几张牌，必要时即带出来使用。五曰“叫”。手中无某张牌，能叫之使来，就像玩魔术一样。

　　六曰“照”。请技术高明的工匠，将绿豆大小的镜子一块，镶于戒指面上。赌荷士丹纸牌时，将镜面向里，朝另一只手的手掌，发暗牌时，从镜子里即能见到发给自己的是什么牌，下赌注就心中有数了。

　　七曰“天开眼”。一般赌桌桌面都涂着暗色油漆，能照出入影，又不很显著。赌时，眼睛一扫桌面影子，何人手中暗牌是何牌，基本可以弄清。

　　八曰“自然来”。荷士丹牌桌上的老迁有这样一种本事，能在洗牌时将每张牌记住。虽经别人倒牌（随手抓一叠，放到余下一堆牌的下面），仍然不会认错。同赌几人，各人发到什么牌，老迁一清二楚。桌上有这么一人，同赌者必输无疑。

　　九曰“藏牌”。赌客将牌藏于一只手的掌心和另一只手的手背间。掌心朝下，牌在掌心；掌心向上，牌到了手背，牌在手心手背间转移来转移去，十分自如。虽在稠人广座之中，虽有极锐利眼光，也难以看出破绽。

　　十曰“清”。老迁能用一种办法将赌桌上各人暗牌算出。先记住各人的明牌，再用某个动作或符号询问同党手中暗牌是什么，则非同党赌客手中的暗牌就可以推算出来。

　　以上十种赌法，名叫“十种老迁魔术”，又名“十全大补汤”。一般的赌客遇到“十全大补汤”，一博一负，再博再负，终博终负，以至“捐祖业，卖妻孥”。

　　旧时有句俗话，叫做：“十赌九骗”。其实“十赌”何止“九骗”，应当说无赌不骗，赌局即骗局。赌局如陷阶，一旦被人诱至赌桌旁，就堕入陷阶，不能自拔。

　　以上所叙，是赌棍、赌场老板们的一些鬼蜮伎俩。更有甚者，另有一些人借赌博为名，精心设计骗局，诱人上钩，骗人钱财。

　　下面所讲的真实故事，只是无数这类案件中的一个。

　　曾经当过安徽省财政厅处长的唐少侯，失势后携巨款至上海，当起了寓公。这么一个老于世故、工于计谋的下台官僚，居然一次赌博即被骗50　万元。骗子有两人，一名刘瑞卿，一名魏仞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瑞卿和魏仞千从外地到上海后，搜罗了10　几名赌棍，开设起单双保（又名“百子摊”、“金钱摊”）赌局。一次，魏仞千化名“陶然客”，带着两名仆人，乘小包车来到唐少侯的公馆。唐少侯见到名片，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来访者，便叫门房询问来意。“陶然客”答曰：“拜会旧交老友。”既然是“旧交老友”，那就见吧。“陶然客”进得门来，寒暄过后，即自我介绍：20　多年前，唐少侯在河南某县当油行经理时，正好他也在该县某街开杂行，而且他的财东即是唐少侯的财东。唐少侯听了，觉得来访者所说都对，只是眼前这个人，似从未谋面。他不敢轻易相信，就在“陶然客”告辞后，驱车往访黄金荣。对黄说，有个叫“陶然客”的来访，疑其有诈，请给予帮助。黄金荣建议唐少侯次日回访，探查虚实。他指派四名暗带手枪的便衣，随唐前往。第二天，唐少侯来到“陶然客”住处，见其住房华丽，排场阔绰，所谈无非是生意经，疑心顿时冰释。以后你来我往，关系渐渐融洽。“陶然客”特地托唐少侯代购一批货物，价值100　根金条的费用一次爽快付清。唐少侯感到“陶然客”是可信赖之人，便衣已用不着了，就还给了黄金荣。不久，“陶然客”约唐少侯到寓所共进早餐，并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唐如约而至。“陶然客”对他说，有人有2500　根金条要出手，不知能否购进，想听听他的意见。正说着，仆人报：“老师长”来了。“陶然客”于是介绍唐少侯跟“老师长”钱守仁认识。少时，仆人又报：“侯羊子”来会。“侯羊子”见屋内有客，欲进又止。“陶然客”说：“没有外人，就请进来坐吧。”“侯羊子”说：“既无外人，就坐一坐吧。”接着悻悻地说：“你说到我家去，为什么又不去？你既然失约，我就只好上门了。请你把欠款交我带回去，我急等着用钱。”“陶然客”央告道：“眼下款子不够，请你稍待，今日准能将款送到。”“侯羊子”不答应。“老师长”板起面孔说：“我们在这里研究一点事，请你先回去，过一会就给你送款，不会食言的。你看如何？”“侯羊子”说：“既是这位老兄这么说了，那我先回去。到时如不将款子送到，我还会来的。”“侯羊子”出门后，“老师长”愤愤地说：“这是你的什么朋友，这么不讲道理？真是半吊子。你欠他什么钱，催得这么急？”“陶然客”装作难以启齿的样子，半晌才说：“姓侯的霸占了一个已故的军官的姨太太，吞没了她的家产，很有财势。前日偶然在他家赌钱，我输了，欠他1万多元钱。他今天上门就是收赌帐的。”“你们赌的是什么？”“老师长”问。“我们赌的是‘单双保’，就是把100　个钱币放在包里、伸手抓一把，放在桌子上，用茶碗盖上。下赌注后，把碗揭开，将钱币五个一数。数到最后，剩下一枚钱币，就是单保；余两枚，则是双保。如果押单保，而开出的是双保，那么押单保的就输。如果押单保，开出的也是单保，则押单保的就赢。这种赌法是很规矩的。“陶然客”回答说。“老师长”对“陶然客”所说单双保是一种规矩赌法表示怀疑，他说道：我要去赌，一定有办法赢那个姓侯的。“陶然客”见有了救星，忙说：“你既有把握，请你给我出了这口气吧？”但“老师长”表示不屑于跟“侯羊子”那种人较量。在旁的唐少侯这时插话道：“我看那个人很狂，我们就帮朋友出这口气吧。”当即三人商定，打电话约“侯羊子”来赌单双保。很快“侯羊子”就赶来了。赌了十保，“侯”输了1.6　万多元。他打开皮包要付款，“老师长”说：“你说我们没有现款，我现在也不要你的款。我们拿了现钱来，你还赌不赌？”“侯”说：“看来你们也很规矩，如能对款赌，输死我都要来的。”“侯”走后，“陶然客”和唐少侯都问“老师长”，为什么不收“侯”的钱。“老师长”说：“要叫他相信我们，我们还要多搞他一点。”他又说：“我来上海玩，带的钱不多，只有20　多万元。”“陶然客”说他有50　万元。唐少侯也说，他有准备购货的40　万元支票，可拿来作赌本。“老师长”说：“有100　万元就行了。我们把款子拿到桌面上，给那个姓侯的王八蛋看见。”三人款子凑集，一个电话，把“侯羊子”召来。这一回，“老师长”、“陶然客”跟“侯羊子”穿起连裆裤来，赌不了几保，就叫唐少侯输了50　万元。唐少侯方知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叫苦不迭。

　　原来“老师长”即刘瑞卿，“侯羊子”真名叫吴彦臣。在上述单双保赌博骗局中，刘瑞卿、吴彦臣和“陶然客”魏仞千各自扮演了一个角色。魏仞千充当“套客”，其使命是诱人上钩；刘瑞卿作“前面子”，即会赌人；吴彦臣作“后面子”，即向“套客”要帐者。三人演戏演得逼真，阅历之深如唐少侯者都中了他们的圈套，可见他们骗术之高明。

　　赌窟——魔窟。

　　旧时几乎无时无地不可以赌博。聚赌的地点，可以在租界，也可以在华界；可以在专门的赌场，也可以在军政要员的公馆；可以在银行，也可以在商场；可以在寺庙，也可以在民居；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可以在婚嫁等喜庆日，也可以在办丧事时；。。上海虹口赌窟。

　　上海虹口大赌窟是民国黑社会中万千赌博团体和场所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旧时在上海居住稍久的人，都能知道上海虹口大赌窟中赌棍神通广大，一掷盈千累万，毫无吝色。至于个中黑幕，则知之者鲜矣。那些赌棍居心险诈，善于隐秘，其赌窟中内幕，实非外界所能窥知。

　　有一名青年，曾被那些赌棍诱惑，沉沦赌窟中三四年，俨然成为中坚分子。其赌术愈精，而德性愈坏，为亲朋所不齿。其胞兄自南洋返回，闻其胞弟堕落，便邀集亲戚、朋友多人，劝导其弟归家。后其弟出浊流而上正途，并将赌窟种种黑幕揭露出来。

　　（1）赌窟组织。

　　赌窟中赌棍结成了“义利会”的赌博团体，会员分内部、外部、银主三部分。

　　内部会员大约400　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分三等，即先生、上手、快手。

　　先生仅四人，其中一人掌金库，为党魁；一人掌赌场监视；一人掌“规费”（贿赂费）。党魁为广东人，高视阔步，状类富绅巨贾，日吸广福和烟膏一两二（价值20　元），年年月月如此，既不减，也不增。众赌徒奉若神明。若问党魁真实姓名，连其徒子徒孙也无有知者。党魁与人交往，从不提及自己的履历，也无入敢于询问。有人说，党魁实为某省一巨案中之逃犯。以上四人，在赌窟中被称为“四大天王”。上手共48　人，有宝官（赌场主席，掌抓摊权）、楂牌（每次宝官抓子毕，由楂牌高声问：“天牌注若干，买某番？”得到赌客回答后，以薄铁片摆在一定方位，作为赌客买某番的标记）、银台（掌管检验、估定银元、钞币、金珠宝饰等的真假、价值）等。快手负责弹压赌场、跑腿、望风、传递现金入库等。

　　外部会员有大好佬（流氓中之强有力者）、同道之老千（赌棍、骗子）

　　等。

　　银主是投资入股者，只分红利，不负内部责任。

　　（2）按等分肥。

　　内部会员中的先生每日工资20　元，每夜工资也是20　元，按日发给。先生中的党魁工资加半。上手每天工资4　元至10　元不等。快手每天工资最多1元，最少4　角。每天免费供应四顿酒食，每餐必四盘、八碗、两汤、酒四壶（每壶半斤）。

　　外部会员每人每日少则分1　角，多则得一二十元，这要看他们各人的势力如何，赌徒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如何。钱由掌“规费”的先生亲自送上门，或差人送去；也有外部会员自己来领取的。收受虹口赌窟“规费”的，人数多达千余，一个赌窟，喂养多少流氓、渣滓！

　　银主所得，不及内部会员中坚分子的1／10。

　　（3）赌博地点。

　　赌博场所有时一日三四迁，有时一月不换地方。一般选在：小巷之内冷僻残陋住宅；交界地点、四不管处；租界内高大洋房地下室等等。由于赌博场所隐秘无常，即使老练的侦探，也难以侦知。

　　（4）望风防捕。

　　赌窟为防警方拘捕，除了贿买警方人员、买通警察机关附近小商店老板（警方一出动，店老板就用电话向赌窟报信）外，还在警察机关至赌窟的沿途，每隔20　步布置一岗哨，以顽劣儿童充任。倘警方采取行动，最靠近警察机关的岗哨就用暗号通知下一岗哨，这么一岗一岗传至赌窟。暗号有搔头、脱帽、举手、叫车、倒行（与警察迎面行）等。警察才出门，赌徒早跑得无影无踪。

　　天津租界赌窟。

　　天津过去曾有英、法、德、日、俄、意、奥、比八国租界，没有一个租界不设赌窟，尤以日租界为甚。

　　（1）日租界赌窟。

　　同文俱乐部：日租界具有政治作用的最早赌窟之一，曾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署备案。由亲日的方若（药雨）纠集周寅初、费振甫等宁波帮、粤帮商人在桥立街（同庆后大胡同）开办。大厅中高悬日本驻津领事署发给的执照。俱乐部每日备有中西餐和点心，步入赌窟的赌徒，即使不赌，也可无偿地享用。再加上俱乐部以“业余雅集”相标榜，故官僚政客、富商大贾经常光顾此俱乐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弧，是俱乐部常客和最大赌客。大约在1928　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同文俱乐部推牌九，随身所带两万几千元输得精光；把赌窟中现金全部借来作赌本，又输得干干净净；俱乐部会计替他从别处挪借了2　万元，不一会又都被他输掉。这一晚他一共输去6　万元，他是既不急，又不恼，既不心慌，又不心疼，依然嘴叼雪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该赌窟赌牌九，2000　元一庄，赌麻将500　元。此外，还有金钱摊、骰子摊等赌博。赌桌上以高级香烟为筹码，桌面不见钱，赌局终了，到经理处结帐。

　　中和公会：前身是1919　年帮会流氓刘金标开设的小赌局，那时仅有一张借来的打弹子的球台，权作赌桌。不久由日本人豢养的流氓、走狗谢介石（后充任伪满洲国外交总长）主持。赌窟设于芙蓉街（今新华北路）一幢大楼里。日文《天津日报》的中村博彦是其主事人。中和公会不仅是赌窟，而且是以赌博作掩护的日本间谍组织。在这里，赌博的名目有牌九、盒子宝、金钱摊、骰子摊等。四大汽车行赌窟：在春日街（今河北北路）。恶霸袁文会特地从上海请来一个叫汪渭渔的人，主持此赌窟。经常有一二万人在那里聚赌。赌窟养着一帮打手。赌客输了钱，有时被剥光衣服，等亲属、朋友来赎回。即使隆冬也是如此。

　　日租界赌窟还有心天道龙华会、松岛街赌窟、万国赛马会、富山石厂赌窟、太平里赌窟等。

　　（2）意租界赌窟。

　　安乐宫：在今五马路。赌窟老板为刘德标。赌法多种多样：三十六门转盘赌场设一楼；二楼赌金钱摊、骰子摊、盒子宝等；三楼赌八九点、麻将、扑克。三十六门转盘由上海传来，天津赌客觉得新鲜，入局者很多。不仅官僚、富户赌，有些姨太太、小姐也着了迷。有时输光了，只得脱下手镯、钻戒等装饰品作抵押。此外还有吉拉枪场、回力球场等。

　　（3）英租界赌窟。

　　英商赛马会：英国人施就、好屋司等创办，股金近百万元。今工业展览馆即其旧址。每逢赛期，不仅街谈巷议以赛马为主要话题，而且报纸也以赛马为报道中心。如《商报》还刊登头马预测表。英商赛马会不仅吮吸天津市民的血汗，而且侵占了马场道西南大片土地。

　　此外，英国营盘赌窟、潘复公馆等赌窟，也都在英租界。

　　（4）法租界赌窟。

　　泰安俱乐部：在二十六号路（今赤峰道）泰安里口，由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天津海关道监督蔡绍基之子蔡国葆等组织。赌博项目有金钱摊、牌九、麻将等。经常光顾的有张弧、李律阁、苏守愚、潘复、张宗昌等人，多为官僚政客、巨商豪富。如李律阁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署长。这家俱乐部是高级赌窟，只有会员和会员所介绍之人才能人局，一般赌客不敢问津。赌窟特聘川、粤高级厨师，烹调佳肴名点。有的人为饱尝口福来到赌窟。

　　法租界固定赌窟较少，多为流动性赌局。

　　（5）德租界赌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租界收回，这里改成特别一区。这一区域的赌窟有德国球房、光陆影院、无锡道白俄赌窟、万国球房、堂子街赌窟等。其中无锡道（今徐州道）白俄赌窟规模颇大。除了赌三十六门转盘外，还赌金钱摊、牌九等。赌窟有男有女，多是上流社会人。袁世凯的两个儿子袁六、袁八，京津《泰晤士报》经理熊少豪等，是这个赌窟的常客。赌窟每月报效特别一区主任（初为卢篆，后多次易人）5000　元。

　　天津租界各赌窟除吉拉枪场外，都不与赌客直接赌博，而只是负责安全保卫。它们的收入靠抽头（又叫水子）。赌家来赌窟坐庄开赌，赌窟按一定标准向庄家抽头。三十六门转盘赌按天抽头，每天一二百元不等。也有赌窟跟庄家对半分帐，或四六分帐的。

　　赌窟中有一种特别的祭神仪式。其密室内设神堂，两侧贴字条，各书“杀杀杀”三字。所祀何神，外人无从知晓。每月朔、望，赌头是必得祭祀的。除了朔、望外，赌窟还择定吉日良辰祭祀。祭祀时，要烧香、放鞭炮、上供，还要杀一只大公鸡。神案前悬一张写着“大杀三方”四字的长长红纸条。深圳赌场。

　　深圳跟九龙仅一水之隔。民国初年，香港诸赌皆备，唯独没有摊馆，因此就有一个叫张寿的人在深圳圩内开办了一家摊馆，招引港客聚赌。赌客当天来，当天去，甚感方便。张寿的摊馆特聘男女“进客”若干名，负责到香港勾引赌客。摊馆从各人拉来的赌客所下的赌注中，按一定比例抽取佣金，作为进客的报酬。一些女进客能言善辩，到处钻营，拉来女赌客不少，好些是港商们的宠妾和小姐。女进客中有个绰号叫“肥婆五姑”的，打扮阔绰，特别活跃。

　　1930　年前后，广东省税捐局局长关道的心腹郑润琦，在广州募集10　万元（其中有关道等人股本），交给他的弟弟，人称“郑六叔”的，带到深圳开办赌场。“郑六叔”在深圳圩上大街设立了大利公司，专营赌博。他派人跟摊馆老板张寿洽谈，要买下张寿摊馆。没有靠山的张寿不敢违抗有来头的“郑六叔”，只得将摊馆转让大利公司。大利公司资本雄厚，雇用的进客多，虽还是利用原属张寿的摊馆，但生意好得多了。不久，大利公司在深圳大车站旁边空地上，搭起一座大棚，将赌场迁至此处。除了这座深圳大赌场外，圩内还有五家小摊馆，都是大利公司所设。原来张寿雇用的女进客“肥婆五姑”，这时为大利公司所用。大利公司每月付给她的佣金近千元。公司属下各摊馆特规定，外埠赌客，不论是输是赢，回去的路费一律由公司支付。香港来的赌客在深圳输光了，不愁回不去。到深圳赌博的，三教九流都有，有的既是赌客又是嫖客，而有些穷极无聊、到深圳赌博取乐的妇女，输了就出卖肉体。于是赌窟变成了淫窟。

　　关道等人下台后，大利公司失去了靠山，“郑六叔”等人不得不离开深圳。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小老婆莫秀英，在独霸广东的陈济棠的支持下，于深圳大赌场原址，盖起了一座官殿式大楼，叫做“深圳大饭店”。这里既是赌场，又是烟馆、淫窟。至少须付上1000　元，才能购得进入该饭店赌、嫖和抽大烟的筹码。

　　秘密赌窟。

　　旧时每逢过年，上海总有一批人租借秘室，大开赌场，抽头渔利。这种勾当，叫做“挑头场”。其具体做法是：事先遍邀有名赌客，约定开赌日期。为笼络赌客，招徕生意，“挑头场”的场主还奉茶送酒，敬赌客如上宾。开赌之日，场主特备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将赌客——迎至秘密赌室。场主首先开口：“今天请诸位帮帮兄弟的忙。幸得诸位光临，兄弟实深感激。且请哪位先掳几方（意即当上风）。”赌客中必有一人出而为上风。若推牌九，吃注（赢）10　元，抽头5　角；配出（输）者1　元抽5　分。这叫“进出头”，抽头都是5％。要是上风赢了，又须抽若干，叫作“护庄头”。而代为“戳角”（在赌桌旁帮助点钞、收付款）、供应茶水、递送毛巾等，还有一笔收入。每一名赌客，不论是赢是输，总须向场主支付费用，谓之“拆小头”。大约赢100　元实得不过70　元，另外30　元被场主以各种名目所攫取。若是输100　元，则须抽头5％，所以实际是输105　元。1　元钱在赌桌上进出20　次，这一元钱就尽入头盆（场主存放头钱用）中。场主每天收入，一般数百元，多则一二千元。“挑头场”的营生，有时要从春节一直干到阴历三月底。民国时，上海除春节前后有秘密赌窟外，平日也到处都有。一处秘密赌博地点用过一二次后，即迁往他处。变动不已，出没无常，警方不易觉察。秘密赌窟的开办者，专喜物色富有者，找准对象，才肯下手。要掳就掳一大笔，小打小敲，是不屑为之的。有个姓潘的富家子，从外地到上海。住得久了，上海三教九流都熟悉。经友人介绍，潘某认识张某。张某自称是某买办之子。日子一长，两人深相投契。一天，张某拿出一只小方匣，对潘某说：“这个小方匣，是我发明的赌具，它用厚纸板制成，里面暗装弹簧四副，各夹着‘天’、‘地’、‘人’、‘我’四张牌中的一张。在纸匣两端紧捺，欲得之牌即应手而下。另在袋中装入跟纸匣里相同的四张牌。入局时伪装探囊取牌，罩入纸匣中，其实纸匣中牌并未取。匣旁用白纸一张写‘天’、‘地’、‘人’、‘我’四字，作下注用。若见‘天’、‘地’、‘人’牌上有重注，即捺纸匣两端，使‘我’牌出现于赌桌。此赌具操纵灵活，胜负在我。我有一个朋友，是前清要人的孙子，家资丰厚，酷嗜赌博，十万八万不惜付诸一掷。若用这个赌具，巨款不难立得。可惜家中财政大权操于严父之手，我搞不到赌本，无法下注。”潘某听了，为之动心。将赌具拿过来，多次试验，无一失误。心中大喜。急问张某：“就是不知需要多少赌本才能去赌。”张某说：“如果想得到数万巨款，至少需准备1　万元。”张某去后，潘某自忖，能赢三四万元，两人备可得一二万元，何乐而不为。但要赢钱，就要先筹1万元赌本。踌躇良久，决定窃取其父往来庄折。得手后，潘某带着钱急忙找到张某住处。张某说：“先要找好地方，再邀某公子登场同赌。”过了一两天，张某前来通知潘某：“今晚可开赌了。我再三邀请某公子，他已答应了。”张某去不多时，即有张某所派包车夫来迎潘某，潘某立即携带万元乘车前往。到了赌场，已有所谓某道尹、某少爷、某富商等六七人先到，某公子也在座。品茗片刻，张某即提议入局。因向某公子说：“鄙人发明一种新赌法，匣于中装‘天’、‘地’、‘人’、‘我’四牌，任人猜押。中者下1　元赌注可赢2.8　元。今有敝友潘，最喜这种赌博，平常万金出入毫不在念，今即请潘君坐庄，与诸君一战何如？”在场几人都表赞同。潘某即拿出赌具。各人团团围坐，随意下注。开盒三四次，潘某已赢2000　余元。第五次，公子一人下注2000　元，又遭失败。至第六次，公子怒曰：“下注有限制吗？”张某说：“没有，没有。只管下注好了。”公子便将钱包的一半倒了出来，押“人”牌一门。数一数，有7000　多元。加上其他人下的注，合计1　万元出头。“天”、“地”两牌虽有注，但数目很少。张某特别示意潘某小心在意。潘某抱笃定态度，以为上场以来一帆风顺，这次也不难手到成功。谁知一开匣，竟是一张“人”牌。潘某初以为眼花，没看清楚。待定神再看；三魂吓掉了两魂。而张某还对潘某怒目直视，深恨其疏忽。潘某呆若木鸡。公子等人喜不自胜，坐等潘某赔2.8　倍钱。潘某已不能点钱，幸张某从旁帮忙。潘某共须赔2.8万元，除去前次盈余，还输2.4　万元。将带来的1　万元全部交出，尚少1.4万元。张故意问潘：“还带有现金吗？”潘某说：“我就带了这么些，请诸位明晚再来吧。”其他赌客散后，张某喋喋不休地责怪潘某：“你怎么这样糊涂，竟错开了‘人’牌。”潘某说：“不要再说了，明天去翻本。”第二天，潘某窃取庄折私提万元之事被其父察觉，否则还要一再上当。原来开赌之前，张某就跟某公子设计好圈套。第五次开匣后，潘某赢，来不及数钱，张某在一旁协助。张又帮助收匣藏牌，乘机将“人”、“我”两牌颠倒了位置。第六次众人均下重注于“人”牌，“天”、“地”两牌也有数百元小注。潘某见“我”牌无注，遂按机关，捺“我”牌下，不知早有人以“人”牌顶替“我”牌。故开出的恰恰是众人下重注的“人”牌。

　　寺庙赌窟。

　　寺庙本是礼佛之地，但流氓赌徒也钻进了有的寺庙，毒化了那里的空气，亵渎了佛教教义。杭州有一名不知从哪里来的“游方僧”，人称赌博魔王。他在杭州的寺庙中另辟密室，作为赌窟。为引诱更多的人到寺庙中赌博，特在上海设置“办事处”，招牌上写着“杭州三□竺院”。“办事处”尤喜招集不安于室的巨绅豪商家的姨太太等，往杭州以烧香为名，任情狂赌。输赢之数，动辄干元。姨太太们回上海后，她们的丈夫问起钱怎么用的，她们都推托说已施舍寺院，或作了水陆道场。该游方僧雇有流妓一人，20　余岁，取名百媚，姿容俏丽，能操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广东五处方言。在赌场应酬灵活异常，人多呼为“和尚嫂”。该游方僧给百媚封了个“女总会总理”。以这个流妓作为钓饵，引诱上海、杭州、宁波等处一些不守佛教戒律的阔和尚，到赌窟中聚赌。游方僧以“倒脱靴”等种种手段将阔和尚们的钱包洗劫一空。富僧们明知落入陷阶，但因犯了赌、嫖两条，不敢到官府告发，只得自认晦气。以故该游方僧更加嚣张。

　　银行贿窟。

　　民国时期，成都的字号、银号，好些都设有秘密赌窟。如华兴街多益字号，南新街东升字号，春熙南段利丰银号，春熙北段西南银号等，都是日夜聚赌的赌场。有个旅长叫覃筱楼，1927　年春节期间，在利丰银行当宝官推牌九，一夜之间输掉20　几万元。当时步枪50　元一支，20　万元可卖4000　支步枪。覃筱楼一夜所输的钱，如果买成步枪，可武装比一个旅还要多的部队。后覃筱楼从宜宾贩了几十船硫磺和很多鸦片，倒卖后赚了很多钱，才把赌帐还清。

　　那时成都的银行，有些专为赌博服务。各大银行都乐意放赌帐。一般放款利息为二分，放赌帐利息为三分，年利率30％，放赌帐比一般放款利息高出50％。

　　搅赌局。

　　赌局抽头，收入之大可用“日进斗金”四字形容。有的人想争行夺市，取而代之；有的人则企图通过大闹赌场，分得一杯羹，因而便有“搅赌局”这种事。

　　清末至民国年间，天津有一种流氓叫“混混儿”，又叫“混星子”，官方称为“锅匪”，专喜搅赌局。有时是单枪匹马闯进赌场，平白无故破口大骂，扬言如赌局局头不将赌局让给他干几天，他就把赌局闹个天翻地覆。赌局局头亲自出面，连哄带吓，混混儿不吃这一套，仍吵闹不止。局头一声令下，打手们蜂拥而上，操起斧把乱打。混混儿立即躺倒在地，两手抱后脑，胳膊护住太阳穴，两条大腿并紧，侧身而卧。倒还要倒在门口，拦住去路。倒下后，口中还恶骂不止，为的是刺激赌局局头等人，好叫他们将自己痛打一顿。打够了，局头吩咐打手们住手。这时另有人来问明受伤的混混儿的姓名、住址，用门板将他抬回去治疗、养伤。按当时天津地方的规矩，赌局局头还要亲自登门探病，送钱送礼。痊愈后，赌局每天给予一两吊钱津贴。只要赌局开一天，就要给一天津贴，这叫“拿挂钱”，或叫“拿毛钿”。这是用送上门去挨打的方式搅赌局。

　　另有一种搅赌局的方式，讲起来叫人简直不敢相信。混混儿闯进赌场，到赌桌前操刀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块肉，作为押注。有的宝官二话不说，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三倍大的肉，作为赔注。如混混儿赌输了，宝官将混混儿的腿肉拎走，混混儿就占不到便宜。只好使出另一招，就是进行挑衅，有意招来毒打。有的赌局局头怕把事情搞大，赶快对混混儿赔笑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并吩咐手下：“快给这位朋友上药！”有人便拿来“药”——一把盐：敷在混混儿的伤口上。混混儿尽管疼痛难熬，也要装作不在话下。敷过了“药”，赌局劝解一番，答应每天支付津贴，混混儿才肯收场。混混儿送上门挨打，要让人打出个名堂来，方能得到赌局每天开给津贴的报偿。如打得不重，或打时忍不住哼了两声，混混儿就达不到目的，有时还要被奚落。

　　这就是赌棍和流氓相遇，演出的一幕丑剧。

　　混混儿集体搅赌局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伙混混儿，冲进赌局，掀翻赌桌，砸坏家具。宣称：今天要来接收赌局。赌局打手在赌局局头指挥下，一拥而上，双方展开恶战。交战结果，如赌局败，则赌局局头就带着手下人弃赌场而去，赌场为混混儿所占领；如混混儿输，他们便乖乖地撤走，赌场仍为赌局局头所有。要是双方相持不下，就会由局外人从中调解，以混混儿跟赌局局头共同占有赌场而了结纷争，混混儿算是达到了目的。这种集体搅赌局的场面，真有点像群狗抢啃肉骨头，你咬它，它咬你，难分难解。

　　吃人魔窟民国时期有赌博嗜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谁都想一夜之间发横财。固然有通过赌博成为暴发户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都是些黑心的赌场老板，狡诈的流氓赌棍，赌博集团骨干分子，赌场实权在握的职员，赌场聘用的无孔不入的“进客”、“航船”之流，跟赌场串通作弊的赌徒，等等。绝大多数是必输无疑。输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赌输了随身所带现金，也就歇手了。有的输得囊空如洗，偏不认输。越输越想赌，这大概是这类赌徒的共同心理吧。没有钱可押，就向赌场上“放包人”（专放赌博款的高利贷者）借债。而一旦跟“放包人”打上了交道，就如妖魔缠身，摆脱不掉。有一种赌博高利贷叫“八撞十”，即借10　元钱实际只付给8　元，另2　元作为利息先行扣下，但在还债时，还10　元是分文不能短少，并且限定一天内归还。隔日还款，即加利息半成至一成。借了款再赌，又一次输了，就只好廉价变卖衣物来还债。衣物卖光了还偿不清债务，便只得变卖田地、产业。输得极惨，死不回头的赌徒，甚至有卖妻鬻子的。当然，还有比这个结局更悲惨的，一些人赌到最后，或是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很多赌博者的归宿。

　　安徽合肥有一个姓陈的人，祖传房屋、良田颇多，家境富裕。但此人嗜赌，几年之间即将田地房产变卖殆尽。其妻屡劝不听，绝望之余，竟上吊而死。死前留下谏夫诗十首。

　　其一云。

　　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良人暮作朝？

　　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幺。

　　其二云。

　　焚香宝鼎祝苍天，点佑良人性早迁。

　　菽水奉亲书教子，妾归泉下也安然。

　　妻子的死并没有使陈某痛心疾首，翻然悔悟。老天爷是更不会“点佑”

　　他了。陈某没有照他妻子所说，在家服侍父母，教导子女，克尽为子、为父之道，而是狂赌不止。后陈某沦为乞丐，流落他乡，不知所终。

　　合肥还有个吴某，曾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其兄吴新田手下任职。1920　年后，携巨资返乡定居。刚回乡时，貂冠狐裘，气派不凡；广置良田、华屋，富甲一方。他日日夜夜为“方城之战”，赌博劲头没有减弱之时。几年之后，竟一贫如洗，不齿乡里。其女一再央求他不要再赌，他怎么也听不进去。于是她以投井自尽来警告其父。但女儿自杀归自杀，他赌博归赌博。1937　年，吴某家徒四壁，瓮餐不继，无以为生，与妻子双双投河自尽。

　　像合肥陈某、吴某这样的赌徒，在民国时代是处处都有的。据统计，上海沦陷时期参加赌博的人有50　万以上，其中因赌博而破产的不下4000　家。赌风之盛，不独上海为然。赌博而毁家者，各地都有很多。

　　官场与赌场。

　　官场和赌场以各种不同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好些官场人物，包括当时在台上的，以及下了台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的，都是赌场的常客。有的官场人物甚至本身就是赌场老板，或者是赌场后台。即使有人以“禁赌者”面目出现，也往往是为了借禁赌索贿。

　　承办赌博。

　　1912　年至1913　年上半年，广东省实行禁赌，赌商们转入地下。但过不多久，赌商们就时来运转。1914　年龙济光一进入广东，即恢复山票和铺票赌博，改名“十字有奖义会”和“十五字有奖义会”。1916　年，陆荣廷赶走了龙济光，次年升任两广巡阅使。在他执掌两广政权的四年时间里，他的部下、先后任广东督军的陈炳焜、谭浩明等，借筹措军饷之名，招商承办番摊馆。在提交省议会讨论时，副议长陆盂飞和一批议员支持招商承办赌博，为此他们都捞到了一大笔钱。招商承办赌博，还得到了省长李耀汉的支持。为冠冕堂皇起见，承办赌博称作“承办防务经费”。先由一个大赌博商向省财政厅承包。为获批准，大赌博商除交纳“正饷”之外，还要向省有关方面分送“公礼”和“干脩”，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要孝敬到，“烧香”要烧遍。大赌博商承包下来，再划片转包给其他赌博商人。层层转包，层层刮皮。很快，全省各县各乡都办起了番摊馆，旗号都是“办防务”。除了番摊，山票、铺票也都招商承包。

　　广东省财政厅招商承包赌博，收入可观。1927　年以后，省库收入有所谓“筹饷收入”一栏，即是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的收入。1932　年5　月，区芳浦任财政厅长，为增加赌捐收入，他在《整顿税捐办法大纲》中，将所谓“防务经费”照原额增加三成。同年又规定，承办番摊和山票铺票（官方文书中分别称为“防”、“义”）须以广州市不动产作保。区芳浦为借赌博发财，巧立了“监办费”的名目。监办费就是财政厅长派出监办员监督赌商的承办情况，赌商为此而付出的费用。“监办”其实是有名无实，财政厅根本就没有派人下去。有时随便派个张三、李四，并不是监办员，但“监办费”是少下了的。这笔费用就在财政厅的高级职员中瓜分。连财政厅的秘书，每月都分得300　元的“监办费”，主办“防务经费”的人和主要头目就更不用说了。“公礼”、“干脩”在布告上是被禁止了，“监办费”实际上是变相的“公礼”、“干脩”。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政权也招商承办赌博。

　　1938　年10　月21　日广州陷落后的第六天，大街上就到处摆开了番摊、骰宝、牌九等赌案。一些天良丧尽的地痞恶棍，将趁火打劫得来的财物作押注，尽兴赌博。又过了几天，赌博忽然变得有“秩序”起来。赌棍们纷纷将赌案搬入空无一物的店铺内，门前有一日本兵把守。店内另有一日本士兵坐在高椅上监视，用日语告诉赌徒们不必害怕，由皇军保护着呢，放心赌好了。每天赌毕，由日本士兵按赌桌收取保护费。伪维持会开张后，1938　年6　月由伪财政处批准裕荣公司承办番摊、骰宝，大利公司承办山、铺票及白鸽票。他们给番摊、骰宝赌捐取了个雅驯的名字：“第一娱乐捐”。似乎天下娱乐莫过于番摊、骰宝。娱乐场指定设在南华路、大同路、带河路、米市路、天成路。

　　1941　年，伪广东省财政厅撤销市区的赌博公司，另指定广州市郊的南村（南田）为特别区，准予开设赌场，由广福公司承办。从南村村口泰山庙到村中，设立10　多个“娱乐场”，番摊、骰宝、烟馆等色色俱全。从海珠桥到南村，赌徒熙熙攘攘，不绝于途。各县的“第一娱乐捐”照旧办理。

　　借赌索贿和行贿。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当局，对赌博态度不完全一样。有时有些地方当局公开提倡赌博；有时有些地方当局虽然口喊“禁赌”，但却是明禁暗护。民国赌风日炽，跟官吏们的鼓励、支持、庇护有关。官吏们为何采取这种于国于民有害的态度呢？因为赌博对他们来说，是一大财路。他们不仅可以借赌博筹饷，还可以借赌博索贿。要是真的禁起赌来，岂非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

　　拿在西北独霸一方的马鸿逵（曾任昭武军帮统、师长、军长、绥西清乡总司令、十五路军剿匪总指挥、宁夏省主席）来说，他经常邀请其下属、幕僚中家底厚实者到他公馆中赌博。他对下属、幕僚谁能拿出多大赌资摸得很清楚。他点到谁，谁就不得不往，而且要带一笔巨款。非输到分文不剩，不得回家。有个秦某，在有“宁绥门户”之称的磴口县任税务局长，搜刮了很多钱财。马鸿逵知道他是“肉头户”，特找他来赌。一次，秦某在马公馆将所带2000　元现洋赌光了，马鸿逵还不放他走。秦某只得借1000　元再赌，很快又输光了。马鸿逵觉得这次油榨得差不多了，才放他出马公馆。马鸿逵的部下个个都清楚，凡进马公馆赌博，就是向“马老总”“进贡”。

　　20　年代，安徽安庆一带的土皇帝马联甲经常在他的营务处长袁生杰家中（安庆小二郎巷）推牌九。每晚输赢都是几万元。入局者大半是各县知事和厘金局长，他们故意输给马联甲，把赌博作为行贿的一种巧妙方式。马联甲有次做生日，一群附炎趋势之徒借机孝敬，取悦主子。和县知事金保权，用黄金特制麻将牌一副，作为寿礼。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的姓名作了注解：“金保权”，即用黄金行贿保权位。

　　旧时安庆的商人，尤其是钱业商人，常以请客为由，请地方官到家中赌博。或推牌九，或叉麻将，或摇摊。如昌祥钱庄、春祥钱庄等，都曾以这种方式结纳官府中人。那些官员一旦得了县知事、厘金局长等肥缺，到任后，即将公款存入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钱庄，所得利息装入个人腰包。贪污款也存入钱庄，或由钱庄代为转移。

　　赌场发放“香烟费”。

　　赌场要在地方上立脚生根，防止被捣掉，必须跟备有关方面搞好关系。

　　官吏、军警、地痞流氓，都必须一一打通关节，千万怠慢不得。

　　江苏无锡市在日伪占领时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赌场，设在观前街（曾数度迁移）。该赌场规模宏大，设备富丽，职员多达数百人。帐房间钞票宛如山积，简直就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大银行。该赌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各机关部队发放所谓“香烟费”（这真是挖空心思想出的名词）。县政府从科长到听差，警察局由局长到门岗，各部队的翻译、密探，马路上的白相朋友，等等，都统计周密，无一遗漏。名册厚厚一本，姓甚名谁，何处任何职，“香烟费”若干，全都记载详明。数目最低者每月1　元，最高达数百元。有的派专人送致，有的须自行领取。赌场特辟三间大厅，排列10　几张桌子，作为“香烟费”发放处。并指定10　几名职员，每天在大厅分发“香烟费”。前往领钱的（当时社会上称作“领饷”），一天有数千人。县政府的职员照样跟地痞流氓挤在一起。只要有钱，也就顾不得体面了。领饷者每人持有赌场发给的卡片一张，正面注明姓名、地址、每日应领金额，背面是一张月历。领过几号的钱，就在几号上盖个章，就像现在的牛奶订户每天清晨到牛奶站拿牛奶划奶证一样。每天上午9　时，大厅开门，各色人等把卡片放在桌上。10　时开始呼名领钱。先到老先领，据说还秩序良好，没有争先恐后现象。“香烟费”起初一天一发，不久改为两天一发，最后定为五天一给。总计一天开支约在几万元以上（那时米价10　几元一石）。你看，无锡的这家赌场，它的关系网多大多密，它的社会基础多广多深。

　　赌场开办久了，向赌场索要“香烟费”的机关、个人越来越多。尽管赌场进帐很大，也觉得渐渐承受不起。无锡的这家赌场，靠“香烟费”站住了脚，又因“香烟费”浩繁而倒了台。

　　那几千名领香烟费的人（主要是官府中人），谁希望赌场关门呢？

　　上海在沦陷时期，沪西一带的大赌场从6　个迅速发展到21　个，各赌场不仅在日本宪兵沪西分队领有执照，取得了日本宪兵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还到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登记注册。每月按照规定，根据各自资本、规模和营业额，向七十六号交纳“孝敬费”。七十六号负责赌场业务的是吴四宝，他派出手下特务，到各赌场“抱台脚”，即充当保镖。一则严防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的特工人员进行破坏活动，二则监督各赌场的营业情况，防止赌场少交“孝敬费”。各赌场老板因有日本宪兵、汪伪特务保护，故腰杆特硬，胆子特大，手段特狡诈。赌场天天用汽车接送赌徒，并免费供应西餐、茶点、鸦片。附设舞厅，还有舞女陪舞。鸦片、舞女、西餐、赌博，每样都是那么诱人。不仅上海一地的赌徒，而且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赌徒，也被吸引到这些赌场，这些甘愿做亡国奴的人，沉溺赌窟，听任中华河山沦于敌手，听任中华儿女在日本铁蹄下呻吟。当时沪西赌风之盛，为上海建城以来所未有。赌场老板一个个大发横财，志满意得。七十六号的大小特务也将腰包塞得鼓鼓的。“孝敬费”在七十六号“劈霸”（分赃）时，处长级的头目每月可得500　元，以下400、300、200　元不等。丁默村、吴四宝等人当比处长级头目分得更多。

　　赌场“片官”有恃无恐。

　　旧时成都地区赌场一般晚上营业，流氓、土匪、地主、商人等白天无所事事，就相约在某些公馆开设临时赌场，叫做“摆片”。赌场经常变动，一处公馆赌个把月或四五十天就换地方。这种流动赌场的负责人叫做“片官”。他们负责赌场招待（有上等饭菜和鸦片等），并垫钱放赌帐。片官还负责赌场安全。有片官在，赌徒就赖不了帐，军警就不会来抓赌。

　　赌客输了，第二天交现金四成，其余允许欠帐。再赌输，第二天再交四成现金。每次所输的钱都许可欠六成（中间赢了须还帐），到一次摆片结束，再算总帐。如付不清，可向片官请求拖欠一段时间，等卖了房产等再清偿债务。因片官放帐，钱少能赌，无钱也能赌，所以赌徒们都放开手脚大赌起来。片官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原来他们大都是帮会头子，有的是一些旧军官。如广汉的侯少煊、向载明（绰号豌豆米儿），郸县的钟汉芳等，都是帮会头子，都当过片官。新都的李显之曾任团长，也当过片官。他们本人有相当的势力，又多与军政要人有勾结。根本用不着给军警送“包袱”（贿赂），军警也不敢过问他们。赌徒如在赌场发生争吵，自有片官的兄弟伙维持秩序。赌徒赖帐，片官便派兄弟伙去索要，不怕赌徒不给。片官要是不客气，就会派兄弟伙把赖帐的赌徒“毛了”（暗中收拾掉）。赌徒们知道轻重利害，他们是再也不敢赖帐的。

　　片官的责任是组织摆片，负责赌场安全等，其权利是向赢家和输家按5％抽头。扑克抽头按“朗”计算，20　转为一个大朗。一个大朗，片官可抽头10　几元。一副扑克，每天要打20　个大朗，一共要抽头200　多元。如同时有10　副扑克在赌，那一天抽头就有2000　元。一天开一二十桌是平常的事。除了奖赏兄弟伙，招待赌徒，赏给赌徒所雇车夫酒钱用去很少一点外，头钱绝大部分为片官所得。片官有势又有财。

　　官员开赌。

　　四川地区因军阀、官吏、哥老会头子、恶霸地主、大小土匪参与赌博而赌风更盛。

　　驻川各军军官大都嗜好赌钱。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驻扎成都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高级首脑的部下，都要到首脑家去拜年。借此机会，就在首脑家推牌九、掷骰子。各军首脑团拜时，也要推牌九，并且跟各军部属一起赌。首脑赢了钱，也要赏一些给各军部属，以示笼络。正月初一是刘文辉部师长邓权才的生日，当天午后，各军将领就以拜年拜寿为名到他家赌博。麻将、牌九、骰子，外加扑克、纸牌，一开就是10　几桌、20　桌。初二上午，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将领相约到刘文辉家拜年，少不了又要聚赌。初三以后，则按次序到什么参谋长、什么处长家拜年、赌博。初五以后，三军将领又互相请客。再掀起一次赌博高潮。正月里吃春酒一直要吃到二月赶青羊宫花会时，军官们的赌会也要一直延续到这时。这么转过来赌，转过去赌，叫做“吃转转会”。每次赌博，每人输赢至少几百元，多者万元以上。过了青羊宫花会，转转会吃完了，赌场就从官员们的公馆转移到银行、字号和俱乐部等赌窟。除了打仗，子弹飞来时，不得不停一下外，平时是一年赌到头。军队中的将领如此嗜赌，其下层军官和兵士是可想而知了。

　　军官们不但吃转转会，而且还公开地或秘密地开设赌场，招徕中小官吏、帮会流氓、土匪、商人等聚赌。公开的赌场叫做“明堂子”，秘密的赌窟叫做“私窝子”。刘文辉的护卫队队长朱瀛洲开设的牌坊巷赌场，是成都的四个著名的明堂子之一。其他三个是：刘文辉的亲信、朱瀛洲的连长冷少康开设的狮子巷赌场；邓锡侯的侍从副官喻载阳、荣昌义、谷毅、王席儒等开设的塘坎街赌场；田颂尧部郑南夫师的团长张绍泉开设的笆笆巷赌场。朱、冷、喻等的赌场，所得头钱，连刘文辉、邓锡侯公馆里的弃兵、奶妈等都能分得一份。“下人”都有份，主子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赌场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保护。就是军警团的巡查队，也不敢打这里经过，要绕道而行，怕引起赌场误会，以为是来抓赌的。

　　军官开设的私窝子就更多了。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驻川代表吴楷儒的如是庵街公馆，田颂尧的驻省文报处长冯笃生的棉花街公馆，邓锡侯的副官长文盂陶的三多里公馆，等等，都是私窝子。每天晚上，这些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主子们在屋里赌，弁兵、保镖、车夫们在门口地上赌。呼么喝六，里应外合，好不热闹。巡查队、年轻妇女都不敢从这里经过。前者怕引起冲突，后者怕被污辱。

　　抓赌闹剧。

　　国民党政府在《违警罚法》内规定，凡违犯赌博条例的可处罚款（不超过15　元）或拘役（不超过一星期）。而广西省府制定的《广西禁赌单行条例》载明，凡犯有赌博罪者，最高可罚款500　元广西金库券，同时没收全部赌资（不仅有现款，还有金银、首饰等）。所得罚金，20％归省库，40％奖励检举报信者，抓赌者和办案者各得20％。条例并规定，对检举报信人要加以保护，不得泄露其姓名。

　　此条例一公布，检举、告密之风大兴。很多人为得到数额可观的奖金，“六亲不认”，涌至警察局、所密报亲友赌博。警察局、所听说报赌案，顿时来了劲头，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警察局、所去抓赌，除了按规定获得奖金外，还可乘机敲诈勒索，顺手牵羊，并克扣发给密报人的奖金（起码扣去1／4），多的扣去1／2。在警察局、所，抓赌被视作美差，莫不个个争先，人人奋勇。有一名警探长，破获了“亚卢”、“会仙乡”两个大赌窟，共得奖金1000　元，抵得上大半年的工资收入。

　　在抓赌闹得很凶的时候，广西的很多赌商都转入地下，并寻找保护。桂林的赌商们私下里给临桂县府（1940　年前，桂林归临桂县府管辖）、广西绥署宪兵团（后改为特务团）、省会警察局等有关人员送去“保护费”。赌商们认为，这下赌场“保了险”。哪知仍常有抓赌的事发生。原来”保护费”有的环节送到了，有的环节没有送到；有的送得多，有的送得少。这样，赌商们取得了这部分人的庇护，相反却同时得罪了那部分人。

　　1939　年秋，广西省会警察局白桂分局派局员曹凯率一队员警到榕荫路湖南会馆隔壁的一幢房屋内抓赌。这个赌扈受宪兵团二营营长陈某庇护。宪兵二营就驻扎在湖南会馆内，闻知白桂分局到隔壁抓赌，认为有意跟他们作对，断他们的财路。于是派出大队武装宪兵，将白桂分局抓赌员警一一缴械，还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打个半死。又将赌徒、赌具、赌资全部抢回。省会警察局得到白桂分局告急，立即派出大批武装保安警察，前往出事地点。他们一到榕荫路，就跟宪兵二营的人真枪真刀干了起来。事情闹大了。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得报，立即派军警督察处处长唐纪到现场制止。并责令宪兵团长邓光伦和省会警察局局长周炳各自将部下撤回，严加管束。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是避免了，但白桂分局的曹凯等人均被打伤。事后，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不作认真调查，不分是非曲直，即将白桂分局局长陶荣，以及宪兵二营营长陈某一起撤职。

　　而在天津租界，工部局的捕头、警官、“师爷”（翻译）、便衣侦探等收了秘密赌窟的贿赂（赌窟不时要给他们送钱），还要经常到秘密赌窟抓赌，为的是一次捞几千元钱的外快。他们捉了就放，放了之后赌窟照常营业。就这么捉捉放放，捕头们钱也捞了，赌窟也得以存在下去。捕头、警官、师爷和便衣侦探们是不愿把赌窟彻底端掉的，因赌窟是他们的财源之一。

　　第三部分　帮

　　帮会概述

　　谈起帮会，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上海的青红帮。帮会黑势力与政界、租界洋人相勾结，私运军火，制造伪钞，贩卖人口，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逼良为娼，。。真是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其实，旧中国的帮会，并不仅限于上海，可以说遍布全国，尤以东南沿海、长江南北为甚。帮会之种类，也不是仅有青红两帮，而是有洪、清（青）、汉、礼、白五类。只不过青、红两帮势力更大、为害更烈罢了。

　　青帮之起源与演变清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运输“皇粮”）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约建于清雍正初年，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通常所谓“青帮”，实为“清帮”之误。

　　清代时，统治者从江淮各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经由运河运往北京，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有400　多万石，运粮的船只有4.2　万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他们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运总督”。又把各地潜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下面是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就统称为“粮帮”或“粮米帮”。据传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当时有翁、钱、潘三人揭下榜文，承办漕运任务。翁、钱、潘何许人也？翁是翁岩，江苏常熟人；钱是钱坚，江苏武进人；潘是潘清，浙江杭州人。三人都是天地会成员。他们接受任务后，便联络旧有粮帮，组成了一个“道友会”，清帮便由此而产生了。

　　清帮建立后，乃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翁岩按八仙之数收8　名，钱坚按二十八宿之数收28　名，潘清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36　名，三人共收徒72　人。下立三堂：翁佑堂、潘安堂、钱保堂。以后，徒又收徒，清帮组织便渐渐扩大起来。所有关于清帮的秘籍，在提到清帮源流时，都无例外他说它是创自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三人，把他们尊为“后三祖”。

　　那么，既有“后三祖”，有没有“前三祖”呢？有的。清帮各种秘籍一律说，翁、钱、潘三人有一个师父叫陆逵，陆逵的师父是罗祖教的创教祖师罗清，罗清的师父姓金，叫金幼孜。金、罗、陆三人被尊为清帮的“前三祖”。由于翁、钱、潘三人原来都是天地会中人，天地会是洪门中的一个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翁岩等为清廷运粮，就违背了洪门宗旨，所以洪门中人认为清帮是洪门的叛徒。但清帮中人却辩解说，他们开帮收徒积蓄力量，也是为了反清复明。不过考查清帮承担漕运初期，并没有什么反清活动。后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内河外海行驶汽轮，京汉、津浦、沪杭铁道修成，运河的运粮作用大力减弱，清帮老头子的威风不如从前，“安清”目的渐渐淡忘。至清朝末年，清帮有些门徒也曾加入反清运动。

　　到了民国时期，清帮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相勾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著名的清帮头目黄金荣、社月笙、张啸林便是这股黑势力的臭名昭著的代表。

　　红帮之起源与演变。

　　洪门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明朝覆亡，清兵长驱入关，明代遗臣不甘明朝败亡，遂秘密结社，企图利用群众的力量恢复旧业，这样便创立了洪门。通常所谓“红帮”，乃为“洪帮”之误。

　　洪门究竟始于何时，创于何人，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洪门内的秘密文件中普遍流行这样一个近于神话的传说：清兵南犯时，山西平阳府太平县进士洪英偕门人南下投史可法。其时史可法正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命洪英至燕京侦察虚实。洪英一路联络抗清志士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等人，从事抗清活动。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洪英至安徽芜湖，投奔明将黄德功。黄战败自刎，部众溃散，洪英招抚黄部2万多人，继续武装抗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屡战屡败，公元1645　年洪英卒于距芜湖60　余里的三汊河。

　　此后，洪英的儿子洪旭与洪英门入蔡德忠等至杭州投奔明潞王，不料潞王降清，他们就投奔郑成功，公元1661　年，蔡德忠等随郑成功等据守台湾。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团结，效法梁山，开立“金台山”、“明论堂”，此为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为了发展大陆上的反清秘密组织，郑成功派原洪英旧部蔡德忠等5　人化装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为僧。此5　人在洪门尊称“前五祖”，世传洪门的祖师是和尚。

　　雍正年间，有一奸臣进奏谗言，谓“少林寺内教授法术，意图谋反”。

　　雍正便派兵3000　火烧少林寺，一夜烧死110　人，幸亏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救出18　人，最后只有蔡德忠等5　人走脱。

　　蔡德忠等辗转到达湖北。其时，万云山万云寺的方丈万云龙和陈近南结义，共图反清复明。万云龙原是明潞王部将，在山东起义失败至此。陈近南是清王朝翰林院学士，因反对清帝焚烧少林寺，力谏无效辞官云游，回到湖北故乡，就在白鹤洞修道，自号“白鹤道人”。他同情少林寺僧众的遭遇，为图替僧众报仇，改装江湖卖卜，结交天下豪士。一日途遇蔡德忠等，就迎至家中，把他们安顿在附近的下普庵红花亭。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7　月25　日，由陈近南主香，在红花亭结义。他们用两个花盆，对之祈祷：“若能为被害的少林寺弟兄报仇，若能反清复明，二花盆落地不碎！”他们把花盆掷于空中，落地后果然不碎。然后饮血酒为盟，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其中有个朱洪竹，据说是明崇祯帝的孙子，大家因他是明帝后裔，拥戴他为盟主，并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红花亭”为兄弟出生之地，“结盟日”为兄弟诞生之日，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这次集会称为“洪家大会”，”洪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后洪门在湖北为清兵所败，伤亡惨重，不得已改变战略，分散部众，到各地自行开山立堂，以图日后发展，临别时以一诗作为日后相会时的证词，其诗云：“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　年），洪门在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其时，陈近南已殁，乃由苏洪光主持。众推苏为主帅，他改名天祐洪，定其组织为“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义。起兵反清，连战皆捷，声震东南七省。后有明总兵周遇吉侄周豪率部来归，遂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蜀。清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军势大，就派其心腹符、田二人诈降，天祐洪信以为真，竟加信任，将符排第四，田排第七，任副军师。军抵重庆，与清军接战，符、田内应，使三合军遭到大败。天佑洪中流矢负伤，全军溃退白虎山，幸而符四、田六均被擒获处决。从此，洪门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四、七两排忌男子，只安插女将，称“四姐”、“七妹”。并重订规章，严防奸细。

　　此后，洪门不断起义反清，可谓前仆后继，屡败屡起。但由于清廷镇压，难以在城市立足，就向南洋各埠及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或开山据寨，或秘密结社，均自立名称，如九龙山、三点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扩大力量，待机再起。清末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洪门会徒踊跃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四川、陕西、湖南、浙江等地均由洪门率先发动，对于推翻清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朝灭亡以后，“反清”“安清”都失去意义。丧失了斗争目标的洪门逐渐蜕化变质。各地组织多数力帮会头目所利用，勾结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和流氓势力，包赌、包娼、包鸦片，哄吓诈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其他帮会之起源及演变。

　　民国时期的帮会，除了青帮、红帮外，较有影响者尚有汉流、礼门、白门等组织。

　　汉流，系汉族流民之意。传说为顾亭林所创立。明亡，顾亭林在陕西云台山讲学，以民族大义感化诸生，仿洪门秘密结社，举义倒清复明，顾为首领，组织“汉流”，亦称“汉流哥老”、“袍哥”，以大哥、大爷、二哥、么哥相称呼。其组织成份比洪门复杂，相传有惊（相命）、培（草药）、飘（变相行乞）、猜（赌局）、风（骗局）、火（炼金）、爵（卖假官）、耀（骗局）、僧、道、隶、卒、戏、解（卖艺）、幻（神道巫术）、听（音乐）等等。因此，汉流发展甚快，组织遍大河南北、西北西南，直至山海关外东北地区。清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和保镖大都为汉流支系，如窦二敦就是一支。民国成立后，汉流反清目标已经实现，许多组织遂告瓦解。而在四川、西康一带的汉流则仍然控制一方，人称“袍哥”，作恶多端，跟土匪无异。

　　“礼”为“礼门”、系洪门的一个分支。洪门反清，查出了要抄家灭族，活动困难，于是借戒烟、戒嫖、戒赌、戒酒为号召，设礼门公所，有师有徒，是为礼门。在江淮涟泗一带有一定势力，但总的来说号召力不大。

　　“白门”以神道设教，繁殖面广，如白莲教、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均属之，对于鼓动农民反对清朝统治起过一定作用。清朝末年，支系繁多，其中有一支系叫“东震堂”，于光绪年间改名为“一贯道”。民国期间，一贯道由一个较小的迷信秘密团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后，在民族斗争中发展、兴盛起来的帮会组织，进入了一个蜕变、衰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帮会失去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就逐渐变为藏污纳垢的躯壳，成了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的帮凶，成了扰乱社会、残害民众的黑势力集团。其中势力尤大、为害尤烈者为青帮、红帮，以及从白门演化而来的一贯道反动集团。

　　帮会组织之膨胀。

　　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比如上海青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　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一下余人，包括上海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青、红两帮，有徒弟2000　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收徒5000　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18　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3000　多道徒，建立了30　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开香堂”奇观。

　　清帮中人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何谓“开香堂”？这就得从入帮的程序说起。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僻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甩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子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札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老头子便再谆谆训海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们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红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部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红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僻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正中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3　盏，中层8　盏，内层21　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环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答：“能！”最后一一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香堂方告完毕。

　　随着帮会收徒愈来愈滥，入会形式也日趋简化，但大体上不脱帮会旧习。如社月笙30　年代创“恒社”，入社先要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称的“入社费”，由杜的总帐房万墨林递进去，这当然也要先送一份厚礼。等杜点了头，或单独，或集体，要举行一次见师典礼，最初还是叩头，以后“现代化”了，改成三鞠躬。如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老师”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经过这番手续后，理事会才开会“审查”，发给社证。

　　利益——帮会膨胀的秘密。

　　民国期间，帮会组织何以能急剧膨胀？要解开这个谜，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帮会头目为何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二是社会各界为何有许多人急于挤进帮会门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黄金荣收门生的故事。

　　在帮会头子中，黄金荣收门生是比较滥的一个。晚年退居以后还是不断收纳，多多益善，以致闹出了“爬香头”的笑话。

　　何谓“爬香头”？原来青帮师徒相承，最初以20　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　个字。到了清末，20字用完了，又添上了“大通悟觉”4　个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规矩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收的帮徒是没有字辈的门生。只因他位高势大，无需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反比几个大字辈的吃得开。他自己也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虽然如此，在黄的门生中，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这些门生再开堂收徒，按理说就是黄金荣的徒孙辈了。而这些徒孙又辗转请人介绍，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一来，徒孙们就和他原来的者头子成了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叫做“爬香头”，是一件犯忌的事。可黄金荣管它犯忌不犯忌，还是照收不误。因为这里头的好处大着呢。黄退隐后，想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钱从哪里来？在黄门子弟中募捐。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少则三四十元，多则千余元。募捐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得几万元余款。

　　自从6O　岁生辰后，黄金荣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敲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　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　或1000。因他性好阿堵物，门生摸透他的脾气，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黄门子弟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一个门生通常都妄送上几百元的节礼，黄门子弟众多，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可见，多收一个门徒就多了一条财路呵，安得不滥？

　　这种情况不独青帮如此，别的帮会亦然。一贯道的师尊张天然利用迷信不知骗取了道徒多少钱财。1946　年他去四川时，用飞机就运去1500　条黄金。北京的一个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当了点传师后，用骗来的钱买房80多间，他得意地说：“我发财，全靠老佛爷。”

　　一贯道的《碑文》里，专门有一段赤裸裸地向道徒伸手要钱的话：“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帐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功，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功，以后加倍还。”一句话，威胁加劝诱：“拿钱来！”

　　一个初进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曰财施，即出钱；二曰法施，即出力；三曰无畏施，即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了“三施”后，就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分两大类，即功德费和财施。

　　功德费是道徒必须交纳的。它有一定数目，由各地道首任意规定，逐级上交。包括：入道费，即入道时交纳的手续费，少则数元，多则一二十元；超拔费，又叫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已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交一笔超拔费；渡大仙费，这是欺骗富裕道徒超渡无名鬼魂成为大仙时交纳的费用。

　　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对道内应尽的某些义务所出的钱财，名目繁多，包括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尽孝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冤费、印书费、开班费、求寿费等等。此外还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办法，搜刮道徒的腰包，要道徒们“牺牲财产净尽，为大义”。

　　沈阳广化坛，在1948　年内，仅行功费就收入4.45　亿多元，银元360　多块。张天然在北京渡大仙，几天之内就收入钱财折合面粉达4000　多袋。一贯道的骗财机构北平“中华善书局”，在日伪时期每天收入18　条黄金以上。北京点传师刘景泰骗取道徒1.5　万斤玉米。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道徒20　条黄金。1939　年天津有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1　万银元。有人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一点不错。难怪道首们那么热中于遍地“开荒”了！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干不成。比如说吧，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先雇红帮头目沿途保护，因为红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游一带。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青帮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又大多数是红帮成员。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勾结，才能把事情办成，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帮会头目谁收的徒多，谁的势力就大，谁的“经营”就发达，财路就宽广。这也是帮会头目滥收门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从门徒这方面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想跨进帮会门槛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有些新老军阀、官僚入帮，为的是借帮会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军阀韩复柒曾拜青帮老头子张仁奎为师。有人问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解释说：“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宗棠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军士多是帮会成员）。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心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约束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张仁奎），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二是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上海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板是浦东人。他发了财，想在家乡盖一幢别墅，以便周末、假日去享享田园之乐。不料，有个姓黄的当地大亨硬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侵越了他家的祖基，先是率众破坏，继而向法院起诉。绸布店老板请人调解，不成；提出赔偿损失，对方索价愈来愈高。这时，有个朋友向这位绸布店老板进言：“你与其求小鬼，何如求菩萨？如果你能拜杜先生为师，那就谁都不敢再碰你了。”于是这位老板托人向杜的当家大徒弟万墨林送了一大笔钱。过了几天，回话来了，说“杜先生”先是不愿意收这个徒弟，后来活动了，建议“打铁趁热”，先送一份“起眼”的礼。于是，他花了近1　万元，打了“福、禄、寿”三尊金像，装潢好送去，承蒙“笑纳”了。不久即来了消息，说杜已定期行收徒礼，但一切从简，见面时三鞠躬好了。开香堂那天，礼节果然简单，杜坐在正中，他进去鞠了三个躬，杜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事多找墨林谈谈。你的委屈，墨林给我谈了，你去找章大律师，他会办好的，我已关照过了。”前后不过5　分钟，“典礼”完毕。章大律师开的“手续费”要5　万元，说一不二，他也只得如数交纳。果然不几天开庭，败诉改判为胜诉，对方不服上诉，也被驳回，而报纸记载，也一百八十度翻转过来，描绘他是一直受冤枉、被欺侮的受害者。他后来对人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只想敲诈1　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上律师费，共花了我近10　万元。”而这位大律师则暗中向他说明：“这5　万元，要送杜先生3　万，给你在法院上下‘铺路’约花5000，应酬新闻记者5000。我实得的1　万元，还要分些给助手和写状子的。”

　　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　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像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浑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以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人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义气——帮会之内聚力。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青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红帮中也很牢固。红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粑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可见红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青帮原本是潜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青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青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青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　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第36　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八棍）。”第25　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于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对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动为非，声气甚广。”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红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便暗约心腹弟兄若干人不辞而别，到葵花岗另立山头。保三怀恨在心，便重贿一名心腹李某前去刺杀王得标，并答应事成之后再赏千金。李某效《三国演义》黄盖的苦肉计，割断一根臂筋，包好伤痕，带一心腹直奔葵花岗见王得标说：“我跟保三共患难五六年，今为一点小事就割断我的臂筋，忍无可忍，特来投奔山主，万望收容。”王得标不知有诈，待李如同上宾，朝夕相聚，深为投合。一天早晨，岗中适有事等王得标处理。谁知日上三竿，王犹未起。推门一看，只见一把白刃刺入王的咽喉，早已气绝身亡。遍查同门，仅缺李某，方知他是保三派遣而来，但已追之不及了。那李某行刺得手之后，兴高采烈地连夜返报保三，领取酬劳。保三如约付予千金，且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又派他到邻县办事，一面却于暗中另遣一心腹于要路等候。当李某经过时，一声枪响，李应声倒于血泊之中，保三杀人灭口之计又得逞了。当时各地的帮会在“义气”的漂亮幌子下，演出了多少互相残杀的闹剧！

　　当然，有些帮会头目曾获得“讲义气”、“够朋友”的美名，上海的杜月笙便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他捧为“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那么，杜的所谓“讲义气”是怎么回事呢？

　　杜的一个特点是肯花钱结交人。但是这种结交有个前提条件：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并有很大赚头。倘符合这个条件，他总是能很快答应别人的请求。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对人帮助有其特有的一套手腕：自己往往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更加感激，到处宣扬他的“义气”。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也使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这样就可以掩护他放开手脚经营种种“特种事业”了。这正是：花钱买义，以义生财，实乃一本万利的生意经。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

　　杜月笙还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路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碍于“义气”从来不答应做这种事。而对于帮助同帮兄弟发横财有时却非常之“够朋友”。1946　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杜的一个朋友找杜商量，杜果然为之谋画，且亲自出面说情，终于顶到一个仓库，使他的朋友一次赚黄金3000　多两。从这里可以看到，杜的所谓“义气”，乃是他勾结各种黑势力的手段。

　　1927　年4　月11　日夜，杜月笙跟黄金荣、张啸林等，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次日晨，他们便指挥青红帮的徒子徒孙们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为蒋介石的“全面清共”建立了殊勋。这里的“义”，完全是帮会头子为屠杀共产党人所结成的反革命之“义”了。家法——帮会之强制力。

　　帮会的巩固和发展，不但在思想上依赖于“义”的维系，而且在组织上依赖于“法”的强制。如果说义气是帮会的内聚力，那么，家法则是帮会之强制力。二者都是帮会封建性的典型的表现。

　　青帮有着极严格的家法制度。相传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青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盘龙棍一条，上书“违犯帮规，打死无罪”八字，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供奉佛堂香案。

　　青帮施用家法时，还有一套仪式。先由犯规弟子的本师，会同传道师和引见师，并传到本门弟子若干人，开设香堂，如同收徒时的开香堂一般。将“家法”（或板或棍）供于香案上。接着是上香、上烛、请祖、参祖一套仪式，完毕之后，便传犯规弟于前来，命跪于香案之前，询问事由。待到把犯规情节问清楚了，本师即请执法师、护法师等，议处应得的罪名。再问犯规者是否心服口服？犯规者承认之后，就请家法，由执法师向家法行三跪九拜之礼，将家法棍顶在头上，口念诵词云：“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规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念毕，即派人执刑。执刑人进前参拜，跪接家法，顶在头上，立起站于左上首。又命犯规者跪听宣布罪状，完毕即命爬在地毯之上，双腿交叉靠紧，由四人分别揿住上下身。执刑人即对犯规者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今天你犯了祖师爷的帮规，我奉执法师的命令，责打你几十龙盘棍。一要你心服，二要你情愿。”犯规者须答：“心服情愿。”执刑人再念诵词道：“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念毕，即举棍责打。打完，又诵词：“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念毕，将家法送交执法师，置于原处。犯规者爬起叩头谢罪。由两名帮徒扶至堂下。执法至此完毕。

　　青帮的十条家法，包括对违犯帮规者、忤逆双亲者、不遵师训者、不敬长上者、侵占帮中财物者、殴打帮中老少者、不务正业者、奸盗邪淫者等的处治办法，表面看来，也似乎是惩恶扬善，实际上却是帮会中的“把头”们欺压、凌虐帮徒的工具。他们的“香堂”就是私立的“公堂”，“家法”就是私刑，老头子们可以随意动用。清代的一篇《刑部咨文》里，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嘉庆帮的一个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一名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对此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这种风气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例如抗战胜利后，天津一个号称“四霸天”的青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沉重一事，而将六名工人“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于此可见青帮把头凶恶嘴脸之一斑。至于帮徒因触犯帮规或得罪了老头子因而被暗中处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红帮的家法制度比青帮更为完备，也更为严酷。其规则有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律书、十条、十款和议戒十条等等。兹举十条为例，可见其纪律之大概。十条的内容是：一、尽忠报国；二、孝顺父母；三、长幼有序；四、和睦乡邻；五、为人正道；六、讲仁讲义；七、叔嫂相敬；八、兄仁弟义；九、遵守香规；十、互信互助。按照各种帮规，凡违反者，处罚甚严。依据犯规情节轻重，分为“五刑”；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轻刑，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黜刑，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红帮的这些家法可不是虚设的，执行起来至为酷烈。江苏红帮组织春保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小头目率领20　余名帮徒到海滨贩盐，行至半途，遭到10　余只缉私船围攻。这个小头目率死党10　余人力战得脱，而舟盐及银两均被夺无遗。他们深知返山报告势必获罪，便结成一个小团体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鼠窃狗偷的营生，帮中黑话谓之“跑底子”。一日，忽与帮中派出的一名探子遇见，这个探子立即返山密报山主。等到轮船靠码头时，立时围而捕之，无一获免，解至春保山中。专司赏罚的老五问道：“帮规第三条你们忘了吗？”犯规者同声战栗而答道：“不敢忘，临阵逃脱者斩。”又问：“第六条你们忘记了吗？”又同声叩头答道：“不敢忘，吞没水头者斩。”那者五拈须冷笑道：“好一个不敢忘！你们临阵脱逃，擅跑底子，一次也没有回山禀报，是何原故？”那几个犯规者犹欲申辩，老五突然对两旁的值日兄弟道：“去，放了他们，快放了他们！”出言未毕，即有专门负责“放人”者捉之而去，不问情由，头颅已滚滚而下，10　余人无或幸免。复将各尸体分成数段，以芦席卷成一束，抛于江中。并立时布告全帮，以警其余。原来，红帮所谓“放人”，并非把人释放，乃杀人之谓也。

　　红帮还有一条帮规，即不许外人冒充。帮内流行这样两句话：“冒充进红，一刀两洞。”汉口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乡下人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兄弟）看见了，报告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当时，红帮头目、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听了禀报，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就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红帮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红帮大哥的旗号，他说没有。一切一切，都是巧合，他根本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几个红帮头目经过研究，还认为他是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红帮本是反清秘密组织。严格的家法制度是为了严防奸细的需要。后来，反清斗争结束，家法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纯粹成为帮会头子控制、凌虐其会徒的工具了。

　　帮会经营的特种事业。

　　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种大小头目的控制下，聚众结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日进斗金，挥金如土，有一批头目成了百万巨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生财之道，便是经营各种不法的“特种事业”，主要有：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绑架勒索、开码头、包做人等等，这里一一加以揭露，以见“黑社会”之“黑”，“恶势力”之“恶”。

　　烟毒“保险”。

　　民国时期的鸦片，流毒全国。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一大批青红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运销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而大发横财。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上海垄断性大土行——三鑫公司。

　　谈到三鑫公司的由来，得从上海的“水老虫”说起。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沉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将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早期就曾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1923　年的《时报》，就登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4　时许，纠集党徒10　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同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　万元的烟土数箱，装汽车而逃。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三鑫者，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也。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载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的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

　　报道中说“由警察保护”，确系事实。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名义上派出500　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　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　到一两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但这并没有使黄金荣等为难，因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出在贩卖鸦片的那20　来家大土行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在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杜、黄、张，中六股是他们的六个合伙者，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巨额保险费外，还用其他方法对鸦片商人进行敲诈。

　　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每逢一年三节，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就互相商量了凑够给他送去。谁也不敢讨价还价，更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要的这个数，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既要得多，又让这些人拿得出，还给他们留下相当厚利。杜月笙也懂得，对大烟商们不能杀鸡取卵。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向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埠，可以放心派车公开去运。这些车辆，租界的巡捕都是熟悉的，不但不会拦阻检查，还加以保护。这样果然避免了鸦片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而烟毒也就迅速传播开来。上海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窝”）。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迷信诈财。

　　在各地帮会的形形色色的“特种事业”中，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可谓历史最久的“传统经营”。民国时期，南方的“江相派”集团，北方的“一贯道”，都是为害尤烈者。

　　“江相派”是旧时广州语系地区内的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份非常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僧尼，也有江湖贩药者、骗子、流氓、小偷等。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都是洪门会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所以，“江相派”的迷信诈财活动，实际上也就成了洪门的一种“营业”了。这个集团在旧中国存在200　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师门传下的“法”和“术”，更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和愚弄群众，诈取钱财。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座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破落不堪，很少有人来参神了。忽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的走来，仪仗队后边，还有一大群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这伙人到达仙童庙前，就停了下来，引得当地的住民都跑出来看热闹。那仪仗队为首的一人向群众宣传道：“我姓冯，是个神功会的案首。前10　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穿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我们升天的日子，你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缎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像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　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很蔑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乎”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入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　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　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　年至1936　年间，贩运5　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　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　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　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　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　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　法郎不等。3　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　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　个月约可余8000　至1　万法郎。3　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　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　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　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

　　占码头。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稍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从而坐享厚利，此为“占码头”。这些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成了各种流氓恶霸。例如，当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赌场霸。20　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为变相赌场。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半路181　号等。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上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月从一个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码头霸。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佣了许多“码头小工”搬运货物。这些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他们即码头霸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　斤，重则600　斤，每件运费霸头抽取60％，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40％，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把头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层层剥削。解放前，最大的码头霸主有：沈关生，杜月笙的同门兄弟，又身在洪帮；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张春宝，苏州河内河码头霸主。他们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在上海置有大批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用马桶，不论雨雪阴晴，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农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共有粪车400　辆，付给粪车夫每人每月拉车费8　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　元外，每月可净赚1　万到1.2　万元左右。除了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扒窃霸。这是一种专事扒窃的秘密组织，有500　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七岁起即开始训练，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该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这个扒窃组织还与租界捕房相勾结。1934　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家居民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65　人，法租界捕房有17　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82　人后全被开革。

　　此外，还有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黄包车霸等各种霸头。以上各霸都是以业为霸，一业一霸，姑名之曰“专业霸”。还有一种是以地为霸，一地一霸，姑名之曰“地方霸”。某地若被某帮中头目霸占之后，即独揽其中一切不正当营业之经济收入，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同占，严然有“国无二主”之概。因此，与占码头相伴随的，是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

　　上海浦东地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红帮头目丁某与孙某因占码头之事暗中争斗。两人表面互相谦让，不露痕迹，而内里各怀你死我活之决心。因此，双方平时出入都要带上五六个或10　来个亲信随行保护，互相戒备。一日，丁某忽邀孙某至某处赴宴，孙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又不肯示弱，遂带上吃斗兄弟20　余人，各各暗藏武器，应邀赴会。丁某亲自出迎，请孙上坐。酒至半酣，忽有五六十人突然闯入，各举武器。孙某知道不妙，飞起一足踢翻桌椅，同来兄弟也各出武器准备迎敌。这时，丁某说道：“孙大哥今日屈驾光临，已为瓮中之鳖。但因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我今要向大哥告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孙某道：“好，请说吧。”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红帮称眼珠叫“枣子”），请老哥自己取下为妙，免得弟兄们动手。”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丁大哥，能否给我暂留一只呢？”丁某也答应了。说罢，孙某立即举刀自取右眼一珠，掷于桌上，但已痛极而晕倒。他带来的弟兄在旁只好相顾无言。丁某道：“好，另一只眼暂借与你，去罢。”言毕，率领徒众一哄而散。孙某醒来后，同行弟兄同声问道：“老大何不让我们与他拚个你死我活？”孙某答道：“你们懂得什么！今天我牺牲的，只是一只眼珠罢了。如果与他们打起来，他人多，我人少，他为主，我为客，我们20　余人，恐怕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何不暂留一目，以待后用？”自此之后，丁某即于该码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孙某从此再不能与他相争了。然而事有不测。起初，孙某果然退避三舍，而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势力。半年之后的一天午夜，丁某突然与孙某的徒众遇于途中，而被活捉捆绑，带到船上，扬帆启航至一村庄。那少掉一只眼睛的孙某开言道：“大哥到这里来做什么哉？难道半年前一目之赠尚未使你满意，还要来第二次‘借枣’吗？”丁某道：“不要废话了，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利息，也无不可。”孙某道：“好来！”两旁即有武装少年数人，拔刀而出，猛地向丁某肩膀两腿等处连戳数十下，一时尚不致死。丁某受此巨创，刀孔密若蜂窝，但咬牙忍受，不作半句求饶的话。但已血流满地，呼吸如丝，半晌方醒。孙某问道：“我今天放你回去，你还想报仇吗？”丁某道：“如得生还，誓必报仇，还请你杀我为是！”孙某张开他的一只眼微笑道：“誓必报仇，好呵！我今天本想杀了你，但因你尚要报仇，故不杀你，倒要看看你日后复仇的手段，你快去吧！”丁某回家后，请名医治疗，三月后痊愈。而独眼龙孙某虽当时自充好汉，放丁回家，实口硬心虚。后来听说丁果然未死，怕他来报复。便在风头最紧之时，每夜迁移住宿的地方。如此冤冤相报，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此事为上海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约定日期，为双方讲和，帮中人名曰“叫开”。叫开之后，双方订立攻守盟约，分领浦东一带各码头，互相策应。至此，孙、丁二人争码头一案才算了结。

　　浦东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争码头案：该地有两个著名的洪帮恶棍，一个浑名“小铁墩”，一个绰号“小黄牛”，二人为争码头斗得不可开交。有一天，黄牛一人在茶馆吃茶，小铁墩突然纠集一帮人找来。黄牛明知狭路相逢，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齿，便坦然而出与铁墩相见。铁墩一声令下，铁棍、铁尺如雨点般打将下来，数分钟便打得黄牛体无完肤。后经多人劝解，未伤性命。但已当街横卧，不能行动。稍息片刻，只得手脚并用，爬到茅厕坑，饱饮小便一顿，而后仰卧坑旁，等人来救。不多时，地保赶来问道：“不碍事吗？”黄牛答道：“不妨不妨，自家人互相耍耍儿戏罢了。”又问道：“打你的人你认识吗？要不要为你禀官查办？”黄牛忿然答道：“倚官仗势，假公报私，黄牛不做这样的事。”地保送他回家之后，事隔三月，黄牛又强壮如初。铁墩得知以后，害怕今后会冤冤相报，便邀请了几个著名的帮会头目来“叫开”。黄牛说道：“我们本是一家人，请诸位老哥不必干预此事。而且我与铁墩既属同门，又共过患难，以前他打我想必是受了坏人愚弄。所幸的是他尚未置我死地，足见我们是患难弟兄，并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他若要取我性命，易如拾芥。我有今天，都是铁墩所惠赐，哪里还敢存报复之心呢？”讲话时显得很诚恳的样子。来人见黄牛并无报复之意，便据实告诉铁墩，铁墩就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了。哪里知道黄牛存心刻毒呢。只不过因为势力不足，暂时不敢发作罢了。从此以后，黄牛带领亲信弟兄匿居他处，潜养势力。有一天，铁墩正到某码头收陋规，正巧黄牛住在那里，而铁墩却不知道。铁墩带领三五兄弟沿街勒索，被黄牛兄弟所见，急忙返回报告。黄牛立时传知众兄弟密议，大家听说铁墩到此，无不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将铁墩处死。黄牛却说道：“弟兄们的热心，我很感激。只是本处为县治之地，倘若大庭广众之中将他放倒，事关人命，必然获罪。我们还是稍等几天，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机方可下手。”次日，铁墩收陋规完毕，带领四五个弟兄径出北门，打算一路敲诈而去。行不数里，忽见密林深处跳出大汉10　余人，或持短棍，或握利刃，拦住去路，大呼“留下买路钱来！”铁墩举目一一辨认，竟无一个认识的人，不禁狂笑道：“这真是强盗遇贼了！快去罢，某山某堂某老大铁墩在此，谁敢胡闹？”话犹未毕，左边林中又冲出一个人来，对襟褂裤，手持单刀，几步跃至铁墩面前。铁墩一看，见是黄牛，不觉大吃一惊，急欲转身逃跑，已无退路。黄牛大声喊道：“铁墩大哥，黄牛恭候已久了！”铁墩闻言，自知难以逃脱，只得应道：“黄牛哥别来无恙？”黄牛道：“承蒙您铁尺教训以来，贱体反而日益强壮，实在是老哥所赐。今天老哥既到此地，不可没有东西孝敬，敢请老哥饱饮一顿清水，以报昔日之恩，如何？”铁墩举目向左一看，但见银涛滚滚，波浪滔滔，黄浦江奔腾而去，听得“饱饮清水”一语，知道黄牛必要把他送到海龙王宫中，求也无益，只得应道：“悉听牛哥尊命！”当时铁墩同来的徒众，一齐为铁墩乞怜，无奈黄牛心坚如铁。即命部下将铁墩绑缚于一大石上，连人带石，抛入黄浦江中去了。这铁墩占码头逞强半世，遂被黄牛“种荷花”（红帮中人将活人投于江中，称为“种荷花”）了事。

　　开码头。

　　占码头是帮会固定“经营”，开码头则为帮会之流动“事业”。诸如演戏法、卖拳头以及巫医、相命等一切走江湖之辈，帮会中皆谓之开码头，一般地说，此辈虽难免有不轨举动，但强诈勒索尚不多见。而独有“收丐捐”一幕，堪称“开码头”中的奇观，不可不多花费点笔墨。

　　每年旧历二、八两月，总有一批批乞丐结队成群，纷纷至各内地乡镇，向各店铺强打秋风，勒索商民，帮中谓之“收丐捐”。奇怪的是，当时政府对此辈非但不加过问，还实行保护政策，许多县都设有“丐头”一职，由当地有面子的帮会头目充任，特许其每年收丐捐两次。凡纳了捐的店铺，丐头就发给红纸黑字的“丐条”一张，各自粘贴于大门之上。若问这丐条有何用处？用处大着呢！凡门上贴有丐条的，每逢二、八两月，管保没有强叫花子上门勒索钱财，真像贴了门神一样灵验。

　　收丐捐之时，各地丐头公然带了伙计，各各肩背钱袋，挨家逐户收取。

　　交了钱，随时即换贴新的丐条，大有一番“新桃换旧符”的气象。若遇一时无钱交纳的，也可以通融欠帐，约期付款，先贴丐条。但如果遇到有意取巧不付的人家，他们决不肯善罢甘休。待到二、八两月，乞丐们陆续而来，络绎不绝，丐头必指使他们终日登门，强索硬要，务使你家宅不安，鸡犬不宁，最后解围之法，还得请求丐头帮忙。这下好机会来了，丐头必181　然乘机敲诈，特别“开讲”，比原定要交的丐捐数目，要高出好几倍，方肯挥令让乞丐们退去，否则就推托不管。大凡商铺住家，经过这番骚扰和损失，下次收丐捐时，自然唯命是从，左邻右舍亦必引以为戒，再不敢取巧了。因此凡城镇中等以上人家，没有人敢不纳丐捐的。这一来可把各地的丐头们养肥啦。即使有一两户未交的，也很难侥幸漏网，因为逃过初一，逃不过月半，下次收丐捐时，帮徒们必先将大街小巷巡视一遍，看看各家大门上有无丐条。若没有，勒索的机会又来了。或则以铁镖飞掷至店家柜台上，声称“过路镖客，流落贵地”；或以刀枪剑戟等诸般武器列于商店门前，逐一使弄；或则口唱京调昆曲，高拉胡琴，请主人聆听其雅奏。戏演完，即伸手要钱若干，且须立付。如有拖延，即口出恶声，并加倍勒索。若有某店主就是顶住不给，能奈我何，他们也有办法。因为他们人多，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第三、四批复至，可聚到数十人之众，环绕门外，闹闹嚷嚷，在商家则生意停顿，在居户则惊恐万端。相持有时，最终获胜的，还是这些蛮横的丐头。广州有个著名的乞丐集团，叫“关帝厅人马”，势力最大时发展到5　万多人，总头目叫陈起凤，就是靠收丐捐起家的。过去广州民家对于红白喜事的“喜钱”（即丐捐），懂事的人家，是在事先送到关帝厅的丐头处去，领回一张写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丐条归来贴在门口，借以避免乞丐们滋扰。至于丐捐的数量，富户大约四五元，中等人家约二三元，贫苦的也要交一块数角。如果不懂事，等到丐头亲自上门来“恭喜”时，可就麻烦了，他认为“唔俾面”（不赏脸的意思），就会加倍勒索，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就会纠集群丐来闹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广州河南有家富户，因办丧事时未能满足“关帝厅”的要求，在一个晚上陈起凤就传令集合起二三千人马，在事主门口捣乱生事，警察没有办法制伏，官厅也一时干涉不了，结果事主还是给钱道歉了事。根据关帝厅的惯例，收来的丐捐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群丐占三份，其余一份归当时的那个段警。在你办事期间如有外人来干扰，他们就会代你赶跑，保证无事故发生。其他各地丐捐都有其一定的分法，不再赘述。

　　帮会中收丐捐者势力之大，踪迹之广，遍及许多省市。江、浙两省100多个州县中，几乎无一县不见他们的踪迹，无一县不发生上述之怪状。在一县中又不限于一乡一镇，凡乡村中稍有市面的，都有他们的“分丐头”。相当于县丐头派出的驻外伙计。凡有收丐捐的帮徒惠顾，由他们负责招待食宿。故每当二、八月开码头之时，各帮徒众逢镇过村蜂拥结队而来，其声势之壮观，宛如乞丐大游行。

　　虽然如此，各帮徒众开码头并不乱跑，各有一定的地点。甲帮所跑的码头，乙帮不得再跑；乙帮所跑的码头，丙帮也不得插足。因此，某县、某乡、某镇应到若干组，均有一定界限，并不互相干扰。而跑码头的帮徒，对于他所跑之码头，不啻视为自己的不动产，其保管码头的办法非常严格。如有他人私自乱跑，则必立即驱逐，甚或置之死地。如同占码头的帮徒经常争码头一样，开码头的帮徒也经常演出争码头的闹剧。

　　苏南某镇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帮私跑码头的徒众五六人沿街勒索，已经交纳了丐捐的各户还要再交一遍。他们既至东村，复到西镇，商民们被扰乱得没有办法，只得向县丐头救援。县丐头来到镇上，得知是一伙私跑码头者，就命令他们离开此地。谁料那伙人竟置若罔闻，挥之不去，依然沿街纷扰不休。县丐头见丐法不行，武力又不敌，只好听其胡闹。当时全镇商民哗然，以为此次丐头威令不行，面子大丢。次日，天尚未明，忽听外面“救命”之声大作，商民们挑灯起视，只见有五六人一丝不挂地被绑缚着，为10　多人簇拥向东市而去。过了片刻，天已大亮，又见昨天来镇的那个县丐头率领了一大群乞丐，耀武扬威地由东向西而去。有人大着胆子问县丐头发生了什么事，丐头说，昨天私跑码头、违抗命令的一批强叫花子，今早被“活种”了！

　　何谓“活种”？原来此辈将生人沉入河中叫“种荷花”，活埋土里叫“活种”。商民们听说那五六个叫花子都被“活种”了，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丐头越发自鸣得意，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天那几个私跑码头的乞丐，被驱之后理应到别处去，怎奈他们不畏丐法。我只好回到县里找各处过境的兄弟商量，大家都说，要保镇上安宁，并杜绝私跑现象，除活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连夜带领20　多个兄弟带绳索、铁锹来此，到各个客栈把几个私跑码头的一一绑缚起来，送到镇东的一块墓地，挖了两三个地穴，逐一把他们活埋了完事，我这就要回县报告帮中的老大去。”商民听罢，莫不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子大的，跑到东市，想看个究竟，果然于累累荒草野冢之中，又添儿处新坟！

　　收陋规。

　　凡一码头上种种不法事业，如抽头聚赌、贩卖鸦片、秘密卖淫、拐卖人口等，若为帮徒所经营，自然受到帮会组织的庇护；若为帮外流氓无赖所经营，也必须借重帮会中有面子的头目做靠山，以求保险。不用说，那是要交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费为代价的，帮中人称之为“收陋规”。

　　比如说，有一个帮外流氓某甲打算邀集赌客抽头聚赌，他就必须在事前将聚赌的地点选定了，先到占码头的帮会头目那里挂号，交上一笔挂号费。挂号之后，帮中就派一个善于说话应对的门徒到该赌场去作为常驻代表，专门负责应付外来“寻铜钱”的流氓（帮中把拆赌场之梢称为寻铜钱），复派“吃得做得打得死得”的“四得”兄弟10　余人，分布赌场四周，严加保护。而后，该赌场方可安心聚赌，不致发生意外。

　　万一有官中差役前来捉赌怎么办？那也不怕，因为帮会中的那位“常驻代表”与官中差役是互通声息的。捉赌之人未至，而通风之人先到，场主与赌客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逃之夭夭。因此，“挂号”又叫“保险”，确是名副其实的。当然，要请帮中保险也不容易，场主必须向码头霸主预先声明，保险费完全由场主负责支付。如果场主不走运，赌场生意不佳，弄得入不敷出，保险费也不能短少分文。因此，场主做这种大生意必须反复掂量，如果没有充分把握，是不敢贸然向帮中请保的。

　　也有些赌场场主，既垂涎于聚赌之厚利，又害怕请保之后，入不敷出反致亏本，就偷偷地做起不挂号的生意。但这样一来，种种不测之祸便接踵而至了。一则帮中兄弟探知某处有个赌场没有挂号，必定互相报信，源源而来勒索小费，每人至少要给个二三角钱。假如场主摆下脸来不给，那么“四得”兄弟就会把他们那套“打得死得”的功夫一一献将出来，甚或逢人便打，灭灯抢钱，闹得天翻地覆，再发达的赌场经过这番折腾，也不能安然聚赌了。二则当地没有入帮的流氓无赖，总是与帮徒狼狈为奸。他们如果得知某处有这样一个不挂号的赌场，而且帮徒们已经前往索费，他们岂肯错过良机？也必定是三五成群，紧随帮徒之后。如果每人也以二三角计算，他们一呼百集，叫你给钱又给不起，不给他们又闹个不休，你这个赌场也就没法开下去。还有一层，官中差役与帮会徒众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凡挂了号的赌局，均须提一定的保险费分给差役。那些未挂号者，则帮中人一边去拿开销，一边又去通知差役前去“排炮”。“差役一到，总是张牙舞爪，声称“奉宪捉赌”，场主无可奈何，势必又要拿出若干金钱了结。如若不然，他们就来个弄假成真，当场将场主及赌客一齐抓走。因此各赌场无不畏之如虎，惟命是听，只求免得吃官司。因为这样三层原因，帮会经营的赌场“保险”事业，得以兴旺发达，且帮外无人能与之抗争。

　　然而，在此帮与彼帮之间，帮内这个山头与那个山头之间，为了“收陋规”也常会发生残酷争夺的。20　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作为变相的赌场。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仗着会员都诸拳术，居然向黄、社提出要求每月5000　元的津贴，当然遭到拒绝，因此常派人到几个赌场捣乱，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有时，“寻铜钱”者当场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如此惨死者，每年有10　多人，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熟视无睹。

　　此外诸如秘密卖淫、串贩人口等项不轨事业，帮中均无不收其陋规。其手续与赌场“保险”大同小异，其精义不外乎“予之则安，拒之则乱”而已。具体收法，则可分为月规和节规两大类。收月规的办法是双方先订好价格，由帮中占码头者按月前往支取。有些进项不大的小生意不能月月奉敬的，则按节开销，是为节规。假使有人秘密私做，如能永远保密则已；倘若有朝一日为帮中所知，大则捉将官里吃官司，小则纠缠不休永无宁日。久而久之，仍需按月开销或按节奉敬，并且会追加临时陋规若干。当然，交了陋规，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遇有外来流氓欺侮，帮中可以出力保护；如被官差拆梢，帮中也可出面说情。总而言之，帮中得人钱财，就负有保护之责，通风之任。无怪乎各经营不法事业之私商倚之为“长城”，恃之为护符了。在过去没有帮会庇护时，虽有少数不法分子冒险尝试，但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自从各码头有帮会包办之后，就敢于堂而皇之地公开经营，并且几乎无处不有了。

　　包揽事件。

　　占码头的帮会流氓在一地势力之大，简直与第二个行政衙门无异。其所管之事件，办事之性质，诸如断曲直、伸冤屈，或使两仇讲和，或加严刑峻法，都与衙门讼事相类似。这样，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得以把一切与讼事性质相似之厚利，装到自己腰包里了。

　　江、浙两省交界的某县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曲折离奇的案件：该县富商于某是个暴发户，有个儿子很没出息，惯与下流为伍，人称老八。这个于老八癖性好淫，遇到稍有姿色的女人，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本地不远处的尼姑庵里有个小当家，年方二八，称艳一时，于老八垂涎三尺，每逢初一月半，必然前往烧香，正是：一度复一度，烧香望尼姑。女尼都是清心寡欲之人，但也有个别不惯过寂寞生活的。久而久之，小当家居然被187他勾搭成奸。

　　在此之前，这个小尼姑已被另一个官宦之子、外号叫“小丁香”的人所诱惑，并被拉下水。自从与于老八搭上之后，自不免对小丁香冷淡了些。丁香大疑，于是秘密察访，知道了事情原委，立时对于老八恨之入骨，几乎要拿性命相拚。幸好他的一个好朋友朱某从中调解，事情才暂时搁下。他哪里知道，朱某正是该县红帮中之头面人物，早就垂涎于小丁香和于老八家的钱财，眼下二人为一个小尼姑闹起来，正好给他提供了发财的良机呢。

　　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明月当空，尼姑庵中，于老八正搂着小尼姑在一张床上睡觉。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庵堂大门已被冲开，突然涌入10　几条大汉。“捉奸！捉奸！”响成一片。老八大惊，急忙披衣出房，已被众大汉团团围住，为首一人，乃是小丁香。老八一见，恍然得知这伙人光临的缘由了。当时，小丁香复指挥来人，将老八与尼姑二人面对面绑做一处，口口声声要送县里查办。老八与小尼慌忙告饶，情愿处罚了事。主庵老尼等也相继而出，跪着求情。事主丁香有点退步了。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同来大汉都是帮中流氓，岂肯就这样了结？当下声言道：如要私了，也很容易。我们半夜三更来到这里办事，必须偿我们一夜不眠的损失费100　元。否则，只有送到官中查办，以清佛地。那于老八被缚已久，手足麻木难耐，一听此言，知有转机。急忙大声说：“请赶快把我放了！这么一点钱，好商量。”那些大汉听说，便将二人松了绑。于老八立即写了一张便条，遣人回家，把100　元如数取来，付给各大汉了结。

　　那于老八事后寻思，此事都是小丁香指使的。今日受了他的敲诈，必定要设法报复，以泄我心中愤恨。主意既定，次日也跑到帮会头目朱某那里去，将昨晚情形，一一申诉，并求帮中公断是非曲直。朱某闻言，也吃了一惊，因为昨晚的事正是他包办的呀，于老八被敲诈的100　元现在还留在他那儿呢！

　　不过，于老八的请求并未使朱某为难，他当即欣然答道：“一个漂亮的小尼姑，难道就该小丁香一人独占吗？你不要怕，我一定为你出这口气。”老八欢喜无限，说道：“仰仗你的大力，事成之后，必有厚报。”朱某道：“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只须如此这般就行了。”老八满口应允而去。过了三天，于老八亲自率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去寻觅小丁香。他自恃人多，要与丁香决一雌雄。走到一座庙前，正逢小丁香也率领一帮人过来，似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正好在庙前戏场上相遇。一声令下，戏场变作战场。双方各各亮出武器恶斗起来。丁、于两事主一为官宦出身，一为富家子弟，都是胆小如鼠之辈，何曾见过这样场面？吓得如筛糠一般。于是，双方各有帮徒四五人，保护大驾远远退避。交战片刻，有人来向老八报告道：某某受伤了。不一会儿，又来报：某某将死了。吓得老八大惊失色。对面小丁香所得报告，也与这边相同。再过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将小丁香那伙人打散了，但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现已送去医治了。至此，于老八才稍稍放心下来，由保驾的小帮徒们送回家中。

　　过了不久，朱某来了，叹息道：“唉，不知小了香何以备了这么多的人为他保驾、使我们不能得手。但他那边负伤的人比我们多。我们这边仅少数几人负有重伤，但不至于死。此外轻伤10　余人更不足虑。但打蛇不死，必有后患。此次肇事之后，更难保丁香不下毒手，你可要及早谋画呵。至于这次帮忙费用，未伤的每人3　元，我已代你开销了。轻伤的另加医药费3　元，也已忖讫。但还有四五名重伤者暂留在我那里请医调治。究竟如何处置，听你裁决，我的看法还是各给医药费让他们回家医治为妙。”于老八听此一席话，不觉又怕又恨，又惜金钱，又无别的办法，只得忍痛掏腰包，出大洋数百给朱某携之而去。

　　可怜一个小丁香，一个于老八，都以为朱某是帮着自己的，是大好人。

　　殊不知他们两人都蒙在鼓里，真正在戏中唱主角的，正是这个帮会头子呢。原来，他为于老八出谋画策的时候，早有成竹在胸了。一方面怂恿老八带一帮人去找丁香复仇，同时却命一个帮徒到丁香处报信，告诉丁香道：“老八对你极为嫉恨，已约了一帮打手，要于某日某时置你于死地。”丁香心想，你于老八既夺了我的小尼姑，又要取我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是立即找他的好朋友朱某商量，决定召集数十名吃斗之徒，与老八对敌。其实，双方所召集的打手，都是朱某手下的帮徒。朱某私下吩咐道：“今日两方面都是自家人，只须在事主面前各出武器交过排场完事，千万不可当真。”当下朱某邀丁香同行。丁香深信今日必有一番恶斗，唯恐危及自身安全，不想同去。朱某却说：“蛇无头不行，你如胆小，可多派些人保护。”丁香无奈，只得勉强随行。到了庙前戏场上，果见老八带领一群武夫昂然直冲而来。既相遇，一声令下，双方打手立即蜂拥而上，互相目视，暗中会意。丁香一方先分出一小队挟着丁香离开战场，余下的人高擎武器，直取老八，口中大叫：休得走脱！老八那方见势，也立即分出一批人拥着老八逃窜，把双方事主吓跑之后，余下的都是帮中自家人，于是乎就仿效戏台上的武打，表演一番之后便停锣歇鼓，各自散去。所苦的是两个事主，既被愚弄，又破大财，每人损失各在千金以上。

　　然而，帮会头目的欲壑仍未满足。从此以后，朱某又密令门徒分头向丁香、于八两方挑拨恫吓。对丁香则说老八还要如何如何与你为难，你的生命如何如何危险，目下最妥善的办法不如请托帮中有面子的人物，出面为双方讲开。到老八处也说同样的话。好在两人已被他们闹成不世之仇，永无会面交谈之日，故一经他们危言挑拨，就更加堕入五里雾中，但知你忌我恨，誓不两立，哪里会有不遵从之理？双方果然托朱某讲开。讲开的酬劳金以及各种花费，又不下千余金。

　　经过以上三番敲诈，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帮首播弄之手段反而更加升级了。讲开之后不久，有一天朱某秘密跑到丁香处说道：“老八居心不良，现在名虽讲开，其用心仍然险恶。你如想长久安宁，唯有把他做脱（帮中杀人之谓），方可绝了后患。”岂知丁香本一文人，前几次虽受愚弄，无非为求自保。今听朱某竟提出要包办人命，不觉大惊，当即严词拒绝。朱某见此方未能得逞，复转向老八处，亦用同样的话播弄。老八一听大喜，当场付2000金，托朱某“包做”。此后一天晚上，丁香果在回家的途中被杀。朱某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　金之卖命钱！后来此案被县衙侦破，朱、于二人伏法，案情因此而大白于世。笔者不惜笔墨，详加披露，目的是使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见旧中国黑社会之黑。民国时期之社会昏天黑地竟到如此之地步！

　　包做人。

　　红帮对于秘杀仇人，称为“做人”。“做人”者，杀人之谓也。“包做人”，包办杀人的意思。这也是帮会黑势力的特种营业之一。谓予不信，有帮中流行的一句黑话为证，叫做：“不杀不要钱！”

　　民国时期，该帮包办杀人之营业，一度非常发达，最盛时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其承接的事务大致有这样几项：一、奸杀，二、仇杀，三、政杀。其中以奸杀、仇杀二者为常见。

　　兹举一例：河北省有个艺人，以青衣闻名于艺坛。他的大老婆有狐臭，被这位艺人所冷淡。后来这个艺人到上海演出，娶了一个名妓做小老婆。但这个小老婆却不大规矩，乘丈夫酣歌醉舞之时，常常外出勾引英俊少年，有一次竟把一个走江湖卖拳头的男人引入家中。艺人得知后怒不可遏，就找了他的一个红帮中朋友商量，决计把那个卖拳头的除掉，二人还立了一份包做人的契约，代价是500　大洋。

　　某日清晨，一艘轮船即将离开码头。忽有一人匆匆上船，把肩上的一只背包和手中一只竹篮放到舱内，即返身上岸，声称要取其他东西。当时正好有一警察局的探员在船上，见其神色慌张，包裹沉重，怀疑他带了危险物品。偷偷把背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只胳臂，两条腿，和一具躯干，血肉淋漓，斧痕犹新。再把竹篮打开，竟是一颗带发辫的人头！探员骇极而号，立即到岸上捉拿凶手，已杳无踪迹。后来，该凶手因醉酒被获，吐出实情，原来包裹中的尸体，就是那个与艺人的小老婆通奸的卖拳头者。这便是包做妒奸之一幕。

　　如果以为“包做人”这样的黑生意，仅仅是帮会下层流氓的专利，那就错了。事实上，一些上层有面子的大流氓也会干出这样的勾当。1934　年，国民党要人宋某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姓张的舞女发生关系，舞女受孕，多次向宋要求一笔10　万元的津贴，宋不给，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这个舞女，却预先布置下四个流氓（都是赌台保镖），俟舞女一到即将她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处，用“种荷花”的方式把她扔入大海“做脱”，连同胎儿一齐毙命。1936　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得知一切内情。因事关国民党政府要人宋某，法租界当局请示巴黎政府处置办法，后因中日战事发生，不了了之。

　　帮会所经营之特种事业，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它如绑架勒索，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1933　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后由黄出面“讲斤头”，贝家花了2　万银元才将小孩赎回，还另送了黄一辆汽车。黄金荣还曾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绑架案。此外，还有贩卖军火、秘密卖淫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帮会与各种腐朽势力之勾结。

　　在旧中国，帮会流氓势力经营种种不法事业为何能畅通无阻呢？他们不务正业何以能日进斗金，有些人还成了百万富翁呢？旧上海滩上，为什么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皮流氓而能成为“海上闻人”，后来又一变而为“党国要人”呢？这是因为帮会流氓势力巧妙地利用了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社会条件，运用各种手段，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人物相勾结，与军警界的势力相勾结，结果便造成了帮会流氓势力前所未有的神通，而成为民国黑社会的控制力量。

　　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的大检阅为了能对帮会流氓与各种黑暗势力的勾结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说起。

　　杜家祠堂是从1930　年初开始兴建的，地点在杜月笙的家乡浦东高桥。据当时报纸介绍，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石狮子。看来并不怎么特别壮观。

　　然而，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的，并不是杜祠本身，而是杜祠的落成典礼。1931　年6　月9　日晨，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彩旗飘扬，金牌林立。9　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最前面的仪仗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　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　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10　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紧随其后的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以及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殿后的是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杜月笙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轿后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头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　里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杜祠前面，搭着一座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100　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上海邮政局还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杜月笙肖像，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吃饭。

　　举行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载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看，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竟派代表道贺！

　　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宋子文等人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共1　万多人参加典礼。南北京戏第一流名角也云集上海，从10　日到12　日连演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1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张入场证。每次开饭1000　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预先熬好的5000　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3000　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杜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这样，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然而，就是那个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也未能组成那样一个仪仗队。社祠落成之后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绑，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那样的排场。事后杜月笙说，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最使他感激的，是法国主子准许他那样大摆威风。正如当时报上特别点出的，中国的武装军警，租界是从来不许通过的，连蒋介石去上海住法租界公馆时，也只能带便衣警卫，那天，却整队整队，全副武装，鱼贯而过，说明帝国主义如何给杜月笙以“法”外的殊荣！

　　难怪多少年后，杜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得意非凡，视为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应该说，这是帮会流氓头子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一次大检阅。

　　帮会与官场之勾结。

　　与官场相勾结，依仗官府的势力为非作歹，这在某些帮会，例如青帮中，是有其历史传统的。青帮创始，本来就是为清廷漕运服务的，帮首及各级头目，均有职有响，这就使其有条件与各类官场人物由相接近进而相勾结。再加上青帮所立十大帮规，也明明有不许奸盗邪淫之条，恪守仁义忠信之语，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以为该帮宗旨与他们信奉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并不违背，因而官员入帮并不罕见。青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等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中，有10％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

　　尔后漕运既废，青帮生计断绝，无所事事，种种横行不法行为于是滋生起来。而此时官员入帮人数已日渐众多，久而久之，官员通帮之事就一幕幕地发生了。

　　清末民初，某县有个地方叫十八段，方圆数十里，几乎全为帮会世界。

　　该会徒众聚集于此为数超过万人，为首者名叫顾三五子。他部下统有男帮徒数千人，分居于各村庄各乡里，每段派有男女帮徒上百户，分界居住。段的四周筑有土城，厚五六尺，高2　丈余，且辟有东、西、南、北四门。墙垣之上，造有更楼，筑有炮位。帮徒居于其中，无事时也从事耕织，并开有各种杂货店，以贩卖本地土产。有事时一声令下，就变为四处抢劫的土匪了。类似这样的段，共有18　处，因此此地就叫“十八段”。各段平时守望相助，都备有当时最新式的枪械。因而附近驻扎的政府军队，除了与之勾通一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与他们对抗。

　　各段中的徒众（以红帮为主，青帮次之），开始时劫夺行人，抢掠邻近地面，弄得商旅视为畏途，富户都迁往别处，连小商贩也逐渐绝迹了。后来，帮会就逐渐扩张其势力，合队远出，到其他县境抢劫，干起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勾当。因为帮匪众多，每月每段出去抢掠一次，就有18　次。因此邻近各县官厅，今日闻报被抢，明日闻报被劫，自然申报上级，要求会拿帮匪。省警厅看到各县详报，就命某长官率军警1000，驰赴犯案地点，相机剿办。谁知该军既到之后，十八段一带反而如虎添翼了，因为这个带兵的长官乃是在帮的会徒。他与顾三五子会见之后，始知为同参兄弟。从此严守帮规，猫鼠合为一窝，双方“有福同享”了。于是，该长官与顾三五子立约，此后不得在本州境内犯案。如顾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开武差”，必定事先通知该长官，得到允许方可“出差”。从此以后，附近10　余县果然盗风顿息，而那位带兵的长官因此而声威大振了。

　　然而，奇怪的是，此处盗风虽然暂息，彼处却从此鸡犬不宁。原来，自顾三五子与该长官洽谈以后，便派段中兄弟远出，至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去从事劫掠，因而盗案发现大都在数百里之外。并且定下章程，一县之内，一月不得犯案两次。即其他被劫的远处各地，所受“待遇”似非常公允，一县一起，循环往复，而不至于多少不均，甘苦不一。

　　这个办法可谓止于至善了，但久而久之也露出了破绽。有一次，州官细查境内各盗案之申详文件，每每看到“尾得各盗携赃窜入十八段而去”等语，忽然忆及以前犯案本以十八段一带为多，何以现在竟无一次告劫？此中真相，不能无疑。于是就派了一名委员秘密到该处调查。岂知一到十八段，耳闻目睹，竟是一片对那位长官的颂扬声。再逐段考察，则果然一派“升平景象”：男子执犁于田，妇女采桑于野，孩童则牧牛而吹笛。和风霭霭，暖日融融，何异于世外桃源！该委员一路行来，不觉喷喷称羡。他哪里知道帮会世界内部组织之完善若此？每每是抢劫得手，则三三两两，秘密回段，披蓑戴笠，从事农耕。加之不扰近邻，不劫本地，近处居民得以安居无忧，对于帮匪就没有什么恶感，那个委员当然调查不出真相了。唯有一端，他曾引起注意，即各段土城筑得非常坚固，且置有炮位，各住户又都藏有快枪。他就查询几家住户，问其武器从何而来，都这样回答：“委员大人，你难道不知道此地过去是盗风最盛的地方吗？我们农民从前因没有枪械，因而时时被抢。故而今天为了自卫，特严装以待。各地盗匪都知道到此地劫掠不易，近几年才保得个太平无事。”该委员再到别段查询，所答众口一词，毫无破绽，只得如实上报。而那个长官通帮匪之事，竟长久未得泄露。这一幕可谓当时帮官勾结之缩影。

　　民国时期，是青帮红帮等帮会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帮会上层分子与新老军阀、官僚政客进一步互相勾结的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如吴佩罕、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杨字霆、陈调元、张之江之流，都是青帮著名的老头子。而帮会内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头子，也莫不竞相向上层趋附，走上帮会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闻人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便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蒋介石没有发迹的时候，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甚微。为了找个靠山，就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1921　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不久，黄又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前往广州。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所以，作为“帮首”的黄金荣与后来作为“党魁”的蒋介石，建立了特殊关系，1926　年至1927　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到上海后，蒋由虞洽卿陪同，特地去黄家探望。黄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对这只金表，极为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尤其使黄感到荣幸的，是他80　寿辰的庆典上，蒋居然亲自前来拜寿。1947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次日下午蒋介石果然光临，他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一批门人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搬了一张红木大椅，陈希曾上前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并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以后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当然，蒋介石如此厚爱黄金荣，既非出于徒弟对老师的尊重，也不是因为这个总统特别讲义气，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利害关系。从上海滩混出头的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更清楚在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帮会流氓势力具有多大的能量。在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一再巧妙地利用过这种黑社会势力，为其反共反人民的事业效力。

　　蒋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就曾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队伍，并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上刊登反共启事。接着又与第二师刘峙部策划，由黄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不知是计，竟去践约，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抢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果实。为了表彰黄金荣及其徒众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三人就成了“党国”新贵。黄金荣一直以此为荣，杜也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这一事件在青红帮发展史上，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帮会由社会黑势力演变为政治黑势力，而帮会上层流氓则走上政客化的道路。

　　此后，蒋介石曾一再指示把帮会流氓组织起来搞特务活动。1937　年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戴笠就秉承蒋的旨意，借抗日的名义，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建立了一支拥有5　个支队、2　万余人的别动军。这支别动队与日作战一触即溃，残部经蒋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归军统局领导，成了一支特务武装部队。抗战胜利前夕，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一次，而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协助蒋军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必须利用青红帮，青红帮更须投靠蒋介石。流氓政客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政治地位提高、权势增长的过程。而“有势就有财”，权势的增长意味着财源的茂盛，意味着他们原先经营的种种不法事业可以得到权势的保护而畅通无阻，并且可以勾结官场的上层人物共同经营。比如杜月笙就曾乘日本侵略和投降之机，一再勾结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一再勾结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做贩运鸦片的生意，关键时刻还一再从蒋介石那里求得保护。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闹了一次大吗啡案：这里一家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杜月笙叫他的徒弟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下令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于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另一件事是杜月笙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将徐逮捕。蒋同意了杜的请求，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而戴笠和杜是拜把兄弟，对杜更是言听计从，加之此案以后又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帮会与军警之勾结。

　　民国之前，差役入帮者已屡见不鲜。民国时期，随着帮会组织之膨胀及势力之增长，军警入帮者就越来越多了。而按照帮规，凡出了事情，在帮的军警负有通风报信的责任。这样，帮会徒众犯下盗案、命案、赌案或其他案件，被警厅、捕房追捕时，因有在帮军警通风报信，作案者轻易就能逃脱，等到军警虚张声势列队而至，则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各地帮会经营种种不法事业，无论是“开文差”，还是“开武差”，更觉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

　　当时苏南有一镇叫望平桥，东西街长约二里多，市面繁盛，居户众多。

　　镇北有条纪家弄，居户较少一点。弄内终年设有一种赌台，叫摇宝台，即以四粒骰子分输赢。赌台多时有10　余处，均在空地上搭起席棚以避风雨。每棚两台或三台不等。赌台之主都是青红帮里的光蛋。以此为生者，每日不下数十人。他们日则在棚内聚赌，夜则在自备的船上住宿。因此江中光蛋们的船只，多至百余艘。船中均备有新式快枪，以备不测。而且他们初至该镇，所设赌台全是崭新，故镇中喜赌之人都往这里聚集。不数月，赌名大震，远近数十里的赌徒闻风而至，雇船乘车而来者，每日数十起，镇中各种营业居然借此而发达起来。两三年内地方官厅也就听之任之，从未过问。久而久之，该镇及附近一带的居民中，因报效赌台弄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该镇镇长李某就向县里密告。县警长亲自带领数十名兵士前来捉拿。谁知到了镇上，但见这一天各赌棚内无声无息，赌台亦不复见，仅有10　余处空棚而已。警长遂命兵士举火焚之而去。再到江边查看，光蛋船只也已杳无踪影。及至警长回城之后，镇上依然狂赌如故。于是，镇长又请兵捉拿，如此此来彼往，彼往此来，警长疲于奔命，而该镇之赌台依旧，从来没有一个光蛋被拿获过。其中奥秘，都是因为在帮之军警通风报信的原故。后来，镇长访得实情，一一禀告警长。警长就在第一天晚上只命一队军警出差，而不告诉他们出发地点，使其来不及通风。次日黎明，大队军警突然来到镇上，各光蛋尚在梦中，及至闻警跃起执械抵抗，已经来不及，当场被捉10　余人，从此各光蛋在该镇绝迹了。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这次捉赌，在帮之兵警都怀故纵之念，因而仅抓获光蛋船只五六艘，大部均被逃脱，安然驶入太湖之中。从此，这伙漏网之光蛋对镇长李某衔刻骨仇恨。不久，这伙光蛋会合大队帮匪船只夜间驶至该镇登岸。五更时分，即明火执仗向李家村进发。李村虽然也有数十杆快枪以资防卫，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匪徒冲进庄来，大事抢杀掳掠，李镇长亦被击毙。临末，忽有一人声言：“李某屡次请兵烧我们的席棚，今日何不以火报复？”该匪一言，李村数百户房屋就被付之一炬了。烧毕，安然上船出发。数小时后，号角响起，捉拿帮匪之军警浩荡而来，例行公事地沿湖追击一番，举枪乱开，仿佛为匪船送行。这便是军警捉拿帮匪之战功！

　　长江沿岸许多州县、码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过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反映了帮会与军警勾结之密切程度。

　　何以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呢？因为军警职在破案，而在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之处，犯案者必定是帮中人物为多。如使帮外人经办其事，就理不着头绪，宛如“瞎子摸竹园，一世摸不清”了，势必百案而难破其一。如果军警在帮，则犯案之人，多为军警所熟识。案发之后，只须略加查询，就可以知道此案为谁所犯了。正因为如此，帮会头目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神通。这里略举几例。

　　约在1928　年春，英国政府派一外交官携带重要文件，由伦敦专程来华，轮船到上海外码头，这位外交官年纪较轻，初次来华，稍不留神，手臂所夹一公文包不翼而飞。当时他惊得面容失色，包里钞票是小事，一份英国政府给上海领事馆的国际性密件一旦遗失，非同小可。他赶紧向领事馆报告公文包失窃的情况，整个领事馆人员也急得手足无措。只得通知巡捕房立即出动探捕，限三天侦破。

　　英国人明白，上海五方杂处，人口众多，英巡捕人生路不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中国侦探来破案。因是密件，不敢告诉中国上海市政府，任务落到了捕房华探长身上，这位华探长侦查了一天一夜，音讯全无，于是不得不到成都路季公馆，请老头子帮忙。

　　老头子是谁？无锡人季云卿也。他是20　年代著名的青帮老头，常居上海，门徒众多，能与上海三闻人分庭抗礼。这位英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便是他的大徒弟。那一天，他听到大徒弟报告的案情，觉得问题严重，决定从摸底入手。原来，上海那些“跑生意”的扒手、小偷等，绝大多数是青帮的徒子徒孙，且各有门头，设小头目管理，一有所获，须向头目汇报，将物件或现金交出，然后分配，帮规如此规定，谁也不敢违反。于是他命大徒弟派出手下探员，分片通知季家门下包括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地界所有小头目，晚8　时，集合于季公馆排情况，是谓摸底。

　　当夜季公馆灯火通明，各地小头目50　余人准时而来，等于开了一次小小的“香堂”。华探长先向大家说明了案情，季云卿接着说：“我们先从家门里查起，不要惊动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你们在这两天中，曾否有小脚色在外滩做到生意，是一只黑色羊皮的公文包？”大家听得老头子一说，各人自己排，一小时内，都保证自己所辖地区内，没有得到这只公文包。这是老头子可以绝对信任的。因为帮规规定不得欺师灭祖，否则受到“三刀六侗”的严惩。大家一直讨论到深夜，竟毫无线索。季云卿只得命大家回去，进一步向下层侦察，捕房人员向大小旅馆、妓院、燕子窝等处查探。次日仍无消息，季云卿一夜沉思，找寻线索，决定到汉口去一趟。

　　第二天，季云卿带着贴身小徒前往汉口。师徒二人下轮船后走向江边一家大茶馆“得意楼”。二人吃过点心，上楼找一沿窗座位坐下。原来，这得意楼乃是汉口一个青帮老头子杨某所开。此人在汉口、武昌一带很有势力，门徒甚众，很讲帮会义气，凡有青帮中人路过或犯事逃亡出来，总是留宿三天，给以盘缠，打发离去。茶馆里的做手，都是杨的门徒，以此会友。当下，季云卿坐定后，就将茶壶、茶杯摆出青帮中会友的格局，果然跑堂的一看是自己人，就对了一通“海底”，得知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青帮老头季云卿驾临，马上领他到杨老头子家里。

　　杨某也久仰季的大名，一见之下十分热情，问起来汉口何事，季云卿径直相告：“为破失包案，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来到此访友，二来看看长江沿线情况，大哥若有线索，还请多多指教。”

　　事有凑巧，杨老头当即表示：“东西在我这里，既是季大哥的事，原物奉还。是我的三个小脚色，路过上海，在外滩顺手牵羊而来的。”中午，杨某设宴招待季云卿师徒。席散后，季云卿又说出了苦衷：“光是赃物交差，本人就犯嫌疑，故须人赃交差。至多吃二三个月官司，姓季的保证安全回来，如有损伤或性命出入，按照帮规抵命。”杨老头儿果然当场叫来那三个徒儿，吩咐明日跟季师伯到上海投案自首。老头子一句话，徒儿唯命是从。次日买好船票，一行五人，带着公文包原件返回上海。捕房和领事得到消息，一块石头落地，检查公文包果然原封未动，称赞中国人破案迅速。人犯押进提篮桥西牢，因是自首，判处三个月徒刑，就此结案。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卸任时，以历年搜刮所得，装了六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到上海，准备在租界做寓公。不料船抵上海时，发现六个箱子全已不翼而飞。杨得讯后，即来沪请护军使何丰林代为查访。何毫无办法，乃转请杜月笙帮忙。杜只用三小时，就全部追回了。他究竟如何破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帮会与军警勾结，在那个社会里建立起一套效率极高的情报网，这就使这位帮会头子几乎无所不能了。

　　从这类故事就可以明白“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的原委，那么，又何以“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呢？这道理也明白得很，因为帮会流氓的所谓“敲生意”，都是经营种种不法的“特种事业”，倘或军警认真起来，岂不是要处处受阻？设若帮能“通差”，且军警之中帮徒甚众，那就可以合伙“敲生意”了。常有这样的事情：帮会流氓要开武差，就先通知在帮之军警，协商妥当以后再去作案。如果是外来的帮徒要在本码头开武差，必先投帖求见本地在帮之军警头目，陈明来意，先挂上号。军警对于挂号之帮徒，不但不去捉拿，反而按照帮规供其食宿，并且告知本地情形，诸如谁家可以偷盗，谁家可以绑票，谁家势力大断断不可惊动，等等，此等报告叫做“衬底”。帮徒得到衬底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于当晚行事。第二天大早，必定满街传遍骇人消息：某大家巨款被盗，某大家珍宝被窃。被盗者纷纷向警厅报案，他们哪里知道盗贼就藏在军警家中呢！事过之后，所获赃物帮警按一定规矩分成，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了。

　　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失主以大帽子强压警厅非破案不可，这时警官就会找一个小喽罗来，命他限期破案，十天一催，半月一问，到期不破案，就要挨板子，再给他少数金钱作为挨板子的酬劳。有些瘪三专以代人挨板子为业，这个差使叫做“拍豆腐”。何谓“拍豆腐”？原来清代衙役都要练就一种打板功夫，但闻板子响，被打者不觉痛。练时以老豆腐一方，日夕鞭打，功夫到者，能使豆腐不失原状。本是衙役询私舞弊的方法，一直沿习下来。那瘪三挨过板子后，就哀求警官道：此案实在难破，否则，小人断不肯以血肉之躯，受这般痛苦。这一来，案子也就常常不了了之。

　　如果失主还是不肯了结，以种种权势压下来非破案不可，那也有办法对付。办法就是与窃贼商量，花点钱叫帮会中的一个小盗犯（谓之“边风子”）到堂了案。“边风子”到案后，只须略认一二犯罪事实。如果逼令交出全部赃物，就这样对答：此案是三四个人一起作的，他们早已逃跑了，我得的就这么一点。于是警厅叫尖主将这点赃物领去，判这个“边风子”一年半载的徒刑了结。军警于是塞责，而犯案者安然无恙，一如既往地经营其种种“特种事业”。

　　正因为帮警勾结对于帮警双方都是利害攸关，所以，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勾结日益密切了。其密切程度，从黄金荣在上海军警界的门生名单中，就可管窥一斑了：法捕房督察长　金九龄。

　　法捕房政治部主任　程子卿。

　　法捕房探目　陈三林　丁永昌。

　　法租界强盗班探目　曾九如。

　　英捕房督察长　陆连奎。

　　英捕房探长　尚　武　冯志明。

　　英捕房探目　汤　坚　马德荣。

　　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　韦钟秀　乔松生　卢英。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　张　荣（副队长）　董明德（分队长）　周相成（秘书）　宋云涛（指纹科）。

　　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　曹安昌。

　　浦东保卫团团总　许宝铭。

　　伪公安分局局长　张志清。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已可表明，帮会头子在军警界具有多大的势力了。

　　帮会与洋人之勾结。

　　旧中国帮会势力得以膨胀，帮会上层人物得以发迹，一个特殊条件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些大都市租界的存在。一些帮会头子正是以租界为靠山，与洋人相勾结而横行不法的。像上海“三闻人”这样一些帮会头子，原本是上海街头的小瘪三，穷困潦倒，到处流浪，他们后来得以发迹，首先在于他们识破了并利用了这样的“天机”；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的统治秩序，需要利用中国的鹰犬来维护。当好洋人的鹰犬，便是迈上了“发迹之路”的第一步。就说黄金荣吧，原本是苏州书画店裱婊画出身。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三人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兄弟。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佣黄金荣为刑事科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作为耳目。每天上午，他就到他徒弟开设的“聚宝茶楼”，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指挥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八将”，侦察、追索了不少案犯，为租界当局效了力。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就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还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带着几箱银洋，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去开办教堂。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土匪部队拦车抢劫。此便是轰动国内外的“临城劫车案”。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毫无线索。黄金荣却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并以重金派人买通看押姚主教人员，又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赶到临城将姚主教营救脱险，安然返回上海。这一来，法租界当局对黄金荣大为赏识，称他为“租界治安的长城”，将他破格提拔为华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在旧中国，一登洋门，则身价百借。对于这样一个昔日衣衫褴楼的小瘪三，人们刮目相看了。政界、商界、军警界的要人名流，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他当华探督察长后不久，一次就收了200　多个徒弟。于是，他有靠山，有势力，一举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当然，他身为督察长，不便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让杜月笙和金廷荪公开经营。从中获得的巨额收入少不得要拿出一份来孝敬法国主子。不但法捕房的法籍头目坐地分赃，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参加朋分。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招待法国将军等项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帐。有些法籍探目见利眼红，居然不顾主子身份，拜黄、杜为“老头子”了。由于帮会和洋人的勾结，致使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成了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污纳垢的中心。

　　烟赌业的发展，更增加了帮会对洋人的依赖性，使之不得不对洋主子的旨意唯命是从。1930　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1000　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问题，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300　元。徐不从，杜乃勾结法捕房探目，共同策划，事先仿制印有鼓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在某天晚上由法探目马慕雅率众30　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乘机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判徐徒刑10　年。事后，法商工会领导权为杜的门徒所把持，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被镇压了。

　　帮会一些上层分子不仅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下，置民族气节于不顾，与日帝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比如，1939　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品的补给上为日本主子效劳。而在日本主子庇护下，张放开手脚贩烟土，开赌场，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曾在“淞沪抗战”期间高呼“共赴国难”的杜月笙，也不肯把事情“做绝”，而是寻找机会与日本“亲善”，并曾导演过“物资交流”的丑剧。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了，大后方所急需的纱布等物资来路断绝。到了1942　年，财政部战时物资管理局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设法从沦陷区运进纱、花、布和其他战略物资。这个建议，经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批交军统局办理。戴笠看到这事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大可借题发挥，就和杜月笙商量，成立了一个官商合营机构，取名为“通济公司”。顾名思义，大概是和敌方互“通”有无、互“济”匮乏吧。由杜出面任董事长，总公司设在重庆。在上海，则由杜的代理人徐采丞先和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好，再得周佛海的全力支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华公司”，资金3　亿伪币，据说全部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拿出来的。读者难免生疑：为什么中国方面要购运的战略物资，敌人不加查禁，反而如此支持？原来，敌人也有战略物资要抢运，内地生产的锌、锑、锡等物资，是他们生产军火迫切需要的，猪鬃等土特产乃至鸦片，转手可获大利。更重要的是，那时日本在南进中遇到困难，加紧诱惑重庆政府单独媾和，这样的物资交换，是为此开辟了一条捷径。从那时起，大批大批的花纱布匹就不断由民华公司运出，堂而皇之通过封锁线，由通济公司接收，再运往重庆。而内地的“土”特产、军火原料也循这个途径，源源运往上海，交日本特务机关。日本便用中国的原料造成军火再来屠杀中国人。从1943　年到1944　年问，大规模的“物资交换”有三批。而随着“物资交换”的频繁，蒋与日的秘密和谈也加紧了。

　　帮会流氓勾结各种人物之手段。

　　帮会流氓能够与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除了有政治上互相利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条件之外，与帮会流氓善于运用各种巧妙手段也很有关系，这里略述一二。

　　“烧冷灶”。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落魄军官，譬如灶已烧过，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1923　年6　月，黎元洪被辞去总统职务后，南下活动，经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留3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制10　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杜月笙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他的谋士，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不但每月给以高薪，而且执礼甚恭，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另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好比灶尚未烧，还是冷的，而我独烧一把火，出人意外。黄金荣结交蒋介石，便是识蒋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杜月笙结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靠摆赌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这位“三哥”已是首屈一指的海上闻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　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　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也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的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首，共商“党国大计”。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冷灶就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素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结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帮会流氓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其实，社月笙的烧“冷灶”，也不尽是指望这些人日后飞黄腾达，而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低廉的代价换得失意者对自己的捧。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麔等。此类事甚多。杜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趋热门”。就是结交正在得势的权门显贵。对于帮会流氓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走。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但难度也更大。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杜月笙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元，少则三五千元。

　　有时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便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金石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玉宝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他立刻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一架飞机送他。在当时，送人飞机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此事大吹特吹，正好达到他趋热门和出风头的两重目的。其他像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上海公馆用的汽车都是杜月笙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杜也送给汽车等物。

　　捧场面。就是拍马屁。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帮会流氓，都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杜月笙捧孔祥熙就是一例。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便转而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此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只要把这笔钱交与向传义等就行了，但他偏绕个弯子，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吃饭。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之类的话，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这样，为四川募捐救灾这件事，就变成是遵孔祥熙之命办成的了。“乌鸦吹捧杜鹃是为了杜鹃吹捧乌鸦”，杜捧孔换来的是孔捧杜。1947年杜的两个儿子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孔当证婚人。孔当着参加婚礼的1000　多人的面，赞扬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行贿赂。帮会流氓在经营不法事业的过程中，若遇到障碍，就常常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曾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伪税务局将糖行老板扣押，抄走了200　包蔗糖，还要罚款5　亿元，查处史雨春。史就找黄金荣想办法。黄金荣便派人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去3　万元现钞，5　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就打电话给黄金荣，叫黄今夜就派人到仓库去把200　包糖搬走，税务局方面他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后来黄就按周佛海的办法处理，事情果然顺利解决。再举一例，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贩子谈生意，一次就接洽3000　万元的定款。戴笠做他的坚强后盾，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但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无法交货，他便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通过。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宗毒品运出蒋管区，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到重庆后，得知这一情况，便开了一张500　万元的支票派人送给孔祥熙。孔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得知孔祥熙收下支票，立刻用电话通知戴笠：“货物马上准备起运。”同时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到手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这便是贿赂的神通！

　　讲“义气”。“义气”不仅是帮会的内聚力，也是帮会流氓广为结交社会各种人物的手段。自然，“义气”也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黑心钱大家用”，这是帮会义气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上，杜月笙比起其他流氓头子，似乎高出一筹。就说春节发压岁钱吧，每年阴历腊月甘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就给他预备2000　个“红包”，200　个金“四开”。春节一大早，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不到年初三，2000　个“红包”就发完了，还得补上800　来个，方能应付。这样光压岁钱每年就花几万元。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还有这样两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和范绍增打牌消遣。范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刘死后投靠蒋的，一夜的“方城之战”，范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在银行的存款，就要空去大半。范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杜笑着说：“白相相，老哥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毕，就在烟灯上焚毁了。还有一次，杜和川帮一个大财阀打牌，一场交锋，那个财阀输了二三百万元。支票递到杜手中，杜连声说：“笑话，笑话！”就手撕成碎片。此类事件传开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四海”，够朋友，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经营不法事业造成的经济实力，辅之以在流氓社会练就的巧妙手段，遂使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了。

　　第四部分　烟

　　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人但知林则徐之前及林则徐生活的时代，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知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林则徐身后，鸦片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红土、海洛英。

　　1839　年6　月3　日至25　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　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　月3　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亡国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　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在旧中国纵毒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　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　万箱（每箱1000　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洋行利用贩卖鸦片赚来的巨款，在上海滩大搞地产投机，建立了巍峨宏壮的沙逊大厦（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厦）。哈同洋行的老板本是沙逊洋行管仓，他在沙逊洋行服务期间，熟悉了鸦片贸易的门径，逐渐另起炉灶，成为与沙逊匹敌的巨商。哈同无子，晚年将产业转卖给沙逊洋行，价值1700万元。现上海静安寺路爱俪园，即当年哈同所建。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　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质量上乘，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　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　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　元。沙逊、哈同两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鸦片，现无确切数字，但有一条资料是确凿的。在“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1885　年以后成立）开设后的大约20　年间，沙逊、哈同两洋行通过洋药公所成交的鸦片达40　万箱，平均每年2　万箱（2000　万两）。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　角、6　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　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　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　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洋大人调查禁烟。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　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　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　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　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　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军阀贩毒祸愈烈。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　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　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　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　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　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　年到1916　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　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　两，共计约100　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　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　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　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　年7　月5　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　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　月3　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1931　年7　月5　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　年7　月2　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　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　年7　月9　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　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　月9　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　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　年至1940　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　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　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　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　年约销鸦片500　万两；1941—1943　年3　年共销1150　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　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罂粟种植。

　　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　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光绪初年，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两广、贵州间的交通、贸易重又恢复。这时，两广商人来贵州，不再是兜售广土，而是来采购质优价廉的黔土。因为他们用广土在贵州市场跟黔土竞争，无利可图；而用黔土在两广市场跟广土竞争，则可牟取暴利。

　　贵州的烟土，还引来了湖南的商人。这些湖南商人运载黔土回去时，贵州的小本经营的商人也携带烟土随同前往。于是，贵州省不仅从进口广土发展到烟土自种自锻，而且还进展到外运外销。贵州的烟商在湖南烟土最大集散地洪江还设立子贵州会馆，作为其活动据点。贵州成为中国烟土主要产地之1929　年至1932　年，毛光翔入主黔政时，贵阳跟湖南洪江之间，大小烟商往来穿梭。一帮一帮的烟商采购黔土后，由陆路集中，于麻江下司下船。沿清水江经剑河、锦屏出瓮硐，直达洪江。每帮运烟数量少则二三千担，多则五六千担，最多时能达到1.4　万担。运往湖南的黔土，每年约有3　万担以上；运往两广的黔土，每年在七八千担以上。两路合计，约在4　万担左右。这是贵州烟土生产和外销鼎盛时期。

　　1935　年，薛岳任贵州绥靖主任，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时，贵州全省101县，县县都种烟。

　　自清末至民初，在贵州的商业经济中，鸦片贩卖占主要地位，粮食生产不被重视，出现了田土荒芜、农业萧条、百业凋零、经济畸形的严重局面。当年赞赏贵州罂粟的徐霞客，再也没有想到，罂粟会成为贵州人民的祸害，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祸害。

　　罂粟花开遍四川。

　　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　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　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　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　年就生产烟土3.84　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　万担。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420＿0237＿1。bmp｝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　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1910　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　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1930　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　年前后，1　两鸦片卖0.016　锭白银；1940　年前后卖0.63　锭白银；1943　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　两1　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　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　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　两还5　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　个娃子和可播150　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　年至1950　年的10　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　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　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　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　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　至10　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　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　至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　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　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　年，在可播133.55　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省府兜售鸦片种。

　　1917　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　至10　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霸武装护罂粟。

　　四川西部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解放前属第十六专区。是四川两大产烟区之一。这里的汉民和彝民，原来并不会种烟，外地迁来种烟的，也不多见。1938　年以后，四川内地各县哥老会分子及投机冒险之徒，蜂拥而来，到十六专区从事鸦片种植。从那以后，十六专区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全川。

　　十六专区种烟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期间。蒋介石的重庆行营设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在重要产烟区附近如灌县、雅安、西昌等地设立了分监部，普遍任命专员、县长兼任行营军法官，负责办理禁烟案件。四川省政府也从1937　年起取消了烟土公卖，关闭了官膏店、烟土行等官营烟土机关。四川各地，都在查封烟馆，大抓烟民，拘捕走私烟犯，对烟犯的惩处相当严厉。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对十六专区的禁烟抓而不力，实际放任自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中迁到了重庆，仍然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它派不出那么多得力的官员到十六专区办理禁烟，也调动不了那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开赴十六专区协助铲烟。另外，它视十六专区这片贫瘠僻远区域为“化外之地”，把该地禁烟成败与否看得无足轻重。再是，十六专区的烟霸势力很大，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奈何他们不得。1939　年，四川懋功县府接到省府关于铲烟命令，县长辛蜀峰跑到成都向省主席王缵绪诉说困难。他讲：懋功全县烟民手中握有两万多支枪，“若要铲烟，除非派三团人去。而当地不出粮食，军队食用所需，都要从内地运往，耗用极大”。他的意思是懋功县府是抽不出那么多兵力来铲烟的，因而省府的命令无法执行；而省府即使能派得出足够的兵力到懋功，军粮问题也解决不了，铲烟实际上还是办不到。省主席王缵绪果然被吓住了，他说：“现在是抗战期间，前方兵力还不够用，哪有三团人到懋功铲烟？你还是相机行事，禁多少，算多少。”

　　王缵绪知难而退，不是没有缘由的。无论是省里派兵到十六专区禁烟，还是十六专区当地政府抽调兵力禁烟，很少有凯旋的：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缴械，狼狈逃归已算是不错的了。试举几例：（1）游县长铲烟仅以身免。

　　1940　年3　月，靖化县长游辅国在内政部禁烟考察团懋靖小组组长游瀛逼迫下（游瀛向游辅国索贿，游辅国未予满足。若游瀛欲壑填满，在靖化禁烟问题上，是可以通融的），派了三个组分头下乡宣导铲烟。参加宣导的国民兵团副团长夏熙丰被烟霸杜铁樵杀死在沙儿泥。第一区区长、游辅国的女婿戴培荣，国民兵团团附纪洪戡及保安队官兵五人被杀死在噶儿丹斯乡的德士梯。县长游辅国也差一点送了命。游县长虽然躬自率兵铲烟，女婿也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但省府对他并未稍加奖慰。

　　（2）烟霸胁迫米县长辞职。

　　米庆云于1940　年9　月被委任为靖化县长。次年夏天，他在靖化铲烟，遭到惨败。烟霸杜铁樵等杀死米县长的亲信、崇化区区长罗宝臣等三人，及噶尔丹斯乡副乡长马遵寿，并进而将县城团团围困。在杜铁樵及保安大队长侯可澄的共同胁迫下，米县长只得向省府递交辞呈。省主席张群和民政厅长胡次威都认为米县长不善处事，要将他免职，条子已经下了，只因禁烟督理处长吴景伯与米县长私交很深，向省主席、民政厅长力争，省里才收回成命，后改在理番县长。米县长回省见张群时，张训斥说：“禁烟要多用宣导办法，实在禁不了就不要勉强。你到理番，不要再弄出乱子。”连省主席张群也怕得罪烟霸，捅出乱子来。

　　（3）王专员滚出懋功城。

　　1942　年春，王元辉到十六专区走马上任。几个团的保安部队随着王元辉开到十六专区。在此之前两年，十六专区境内的靖化县发生了烟霸抗铲杀死官兵九人的大案，严光熙奉省府之命到靖化平乱，代省主席贺国光只给严光熙一个中队的兵力，经严再三再四地请求，才增为一个大队。现在王元辉带来了大部队，毕竟他的背景跟严光熙不同。

　　这就要从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从四川军阀手里夺取保安部队谈起。早在1935　年初，刘湘刚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蒋介石就想派亲信康泽担任四川省保安处长。刘湘不愿把20　几个保安团（由刘湘的二十一军改编）交给康泽，因此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暂派康泽的助手、军校出身的四川人史良以及叶维，担任保安处政训室正副主任，待时机成熟再夺取这支部队。刘湘死后，蒋介石用集团军总司令的官衔，换得四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调离四川，带走保安部队的一半（改编成军）到江西前线参加抗战。为夺得剩下的一半保安部队，蒋又通过康泽安插王元辉到保安处任副处长。一旦将王元辉扶正，四川省保安部队就不归四川军阀所掌握。但继王陵基任保安处长的刘兆黎因有四川、西康军阀的支持，王元辉的位置始终不能坐正。王元辉不甘坐冷板凳，想出去闯一番，以便打开局面。他是四川灌县人，对十六专区了如指掌，推测到此处因盛产烟土，地位将逐渐重要。于是向张群提出了一个经营十六专区，使之成为“川甘康青特区”的计划。此计划正中张群下怀。张群是这样考虑的：让王元辉率保安部队去经营十六专区，既可实现蒋介石继续争夺四川省保安部队的企图，又可在“开发边区”的口号下，于出几桩轰轰烈烈的事情，让四川人看了心悦诚服。主意已定，便委任王元辉为十六区兼任专员，保安部队尽量供其在十六专区使用。

　　王元辉为在十六专区确立个人威望，并表明该地区确有大量用兵的需要，上任伊始，便率兵出征。他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懋功县的烟民。他带着保安第三团刘源部和第四团谢宇撑部从理番经两河口直奔懋功县城。又命保安第六团刘沛雄部从灌县水沫沟经邓生沟开赴懋东的达维。东北两路并进，对懋功县城取钳形包围态势。王元辉宣布了“三头政策”：好人抬头，坏人回头，不回头者杀头。他天天说要杀人铲烟，那知他到懋功后第一批派出铲烟的刘树芬营，刚到新桥沟就被当地哥老头子马春、马青的部队全部缴械。出师不利，首战败北，王元辉本人随即被四乡涌来的哥老武装围困在懋功县城。王元辉在城中，内乏粮秣，外无救兵。驻在达维的刘沛雄部不愿前往懋功解围。王元辉连连向省府告急，张群不得不加派一个保安团从三江口邓生沟到达维增援，又派飞机向懋功县城空投粮食。这两着均无济于事，王元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在受尽磨难之后，接受了地方绅士的“和平调处”，按照马麟书代表全县恶霸势力用大字书写的“哀的美敦书”，不动全县一株烟苗，三日内滚出了懋功。

　　当王元辉抱头鼠窜溜回专署所在地茂县时，那里也出了事。留守专署的冯均琏和区保安副司令叶嘉宾，派专署视察秦朝富率一个保安中队到茂北铲烟，茂县西北两路的哥老烟匪一夜之间就把秦朝富带去的保安中队缴械消灭。秦朝富和中队长姜某被杀，沙坝区长高钟灵被打死在沟口下面的溜索上。哥老烟匪乘势攻打茂县县城。留城保安部队拚死守卫，驻理番的保安第三团一个大队赶来解救，方使茂县转危为安。

　　自此以后，王元辉再不敢披挂上阵，东征西讨。他只是坐在专署衙门，向各县县长发号施令，命他们冒死去铲烟。保安队的官兵及几名县长成了牺牲品。

　　1944　年夏天，理番县长米庆云奉王元辉之命，率保安队和警察队下乡督铲烟苗。到离县城二三百里的马塘、卓克基、松岗等地转了一圈，烟苗没有铲，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原来路上遇到了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苏家邦，跟苏家邦打了一仗。保安大队长李征所部的龙、扬两个中队在六敢桥战役中被击溃，官兵20　余人丧生。

　　同年7　月，松潘县长汪一能按王元辉制订的茂北、松南同时出动铲烟的计划，率领专署拨给他的一个保安中队和本县少数警察，前往松南铲烟。王元辉原计划再派一个保安大队进驻镇江关，以张声威。汪一能不等保安大队到来，便带着队伍上路了。松南本为县内头号恶霸李阳山、李尔康父子的势力范围，汪一能为使铲烟顺利，特邀李尔康同行，宣导铲烟。谁知李尔康不仅不予协助，反而暗中策动哥老头子叛乱。汪一能行至归化，就被哥老分子包围，所部人马被缴械。汪一能率弁兵数人遁入山林，被烟帮头子马某活捉杀死。

　　从1942　年春到1946　年春，王元辉带到十六专区的几个团的保安部队，先后在懋功、茂县、松潘、理番同烟匪和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打过五次仗，最后以王元辉的失败而告终。

　　（4）黎县长被割舌、砍腿。

　　王元辉的同乡、同窗好友黎光明，继冯均琏之后任十六区专署秘书，1945年任靖化县长。起先，他与靖化大恶霸杜铁樵尚能和平相处。后杜铁樵一再以县府名义向各乡收烟土，并将县府应收的屯粮私自取走，还不时以种种借口向黎光明借钱。黎光明忍无可忍，几次三番向王元辉密告杜铁樵，主张将杜除掉，王未予阻止。1946　年春，王元辉卸任离开十六专区，黎恐靠山一去，杜更要为难他，于是以商讨重要公事为由，将杜骗至县府。设宴招待时，命军事科长用斧头砍杜，杜逃跑跌倒，被黎光明的卫士击毙。当夜，杜铁樵之子杜锡麟率数百人围攻县府，将黎光明活捉，割掉了黎的舌头，砍去了他的双腿，将他杀死。

　　王元辉回成都后，复任保安副处长，不久升任正处长。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接连外调。留在懋靖的四川人左权的一个团，及松茂理番一带的栾剑秋团，人不满千，多是一些破枪，对烟霸没有丝毫镇慑作用。就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只有讨好烟匪、土匪，才能求得一时苟安。稍有误会，即被缴械。1946　年夏天，左权团经邓生沟开赴懋功途中，因事先未跟土匪讲妥，被任升高、杜锡之等土匪部队截击，一个大队全部被缴械。从此以后，留在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吓得躲在驻地不敢出门。

　　鸦片贩卖。

　　对于鸦片贩卖者来说，“无商不奸”这句话倒是特别适用的。这其中的黑幕，令人听来简直不敢相信，但却是事实，是见诸民国时期书报文字的。“棺材里伸手”，一点不错，他们中有些人真的是这么干的。

　　烟土羼假。

　　凡是贩卖鸦片的，几乎没有不羼假，而且对羼假的方法极有研究。手段之高明，几使人无从识破。下面介绍鸦片贩子的几种羼假法。

　　（1）下窖。

　　以真烟土若干，加一定比例羼料（红枣膏等，后详）同下窖中，调而和之，然后闭上窖门。待发酵后起出，用火收潮。做成重量相等之烟丸，外贴“印花税证”、“洋药证”等。

　　（2）刮碑。

　　取羼料若干，用蒸汽化开，再取烟土若干，也用蒸汽化开，同放光滑的大碑石上。四人各执5　寸宽的长形大刀，轮流在碑石上刮来拨去，使真假烟土调和，据说刮6000　下才能成熟，成为所谓“刮碑货”。如不调匀，尚须再刮。

　　（3）挖瓤。

　　用极尖利之刀，将真烟土丸挖一孔。再用匙形刀伸入孔内，循序旋刮，刮至不能再刮。然后以“下窖货”或“刮碑货”填充所挖洞中，用真烟土密封刀口。经老手查验，认为无破绽方能出售。

　　（4）十字架。

　　将真烟丸用线割成四爿。从切割面下刀，将每爿烟土的内瓤挖去，以“下窖货”或“刮碑货”填塞其中。通过加热，将四爿烟土合成一块。然后修饰外观。此种手脚，非“老手师傅”做不来。

　　（5）滚汤团。

　　取云、川、台、贵等地产之质次烟土（用红土也可）下窖，再加味似烟土之中药汁，搅拌均匀。炒干后，捏成8　两大小的烟团。然后用事先调和好的原庄烟土一次次往烟团上糊，像滚汤团一般。直至每个烟团恰好9　两为止。（6）烟灰作假。

　　将枯灰（一次吸鸦片剩下的灰，二次再吸，二次剩下的即枯灰）研细，加入羼料大半，调而和之。在小火上烘烤，直到几乎要烧着为止。捣碎后即可出售。这是烟灰作假之一法。另一法是将羼料做成小丸，滚一层市面上烟土吸后所剩之灰。此为“假中之假”者。第三法是以好烟土吸后所得之灰，跟铁粉和在一起。灰轻铁重，用此法作假，获利极丰。但精明的收购烟灰商人，常备有马蹄形磁铁，以便查验。

　　（7）四杂凑。

　　此种作假法，原没有命名，姑名之曰：“四杂凑”。四杂凑者，即是将四样货色调制成假烟土。一为以原庄烟土所熬之膏，叫作“烟种”；二为以质次烟土所熬之膏；叫作“真货”；三为以羼料所熬之膏，叫作“行货”；四是剩余烟渣煎水澄清后加吗啡一定比例，叫作“力量”。以上四种东西分别存放。按不同配方调制，即可得到“顶旧”、“清陈”、“公膏”、“窨膏”、“冷笼”、“广膏”、“云膏”等种种色色烟土（假土）。

　　（8）泡制羼料。

　　以上提到的各种作假法，常常要用到羼料（又叫料子膏）。羼料又有多种，各有各的泡制法。

　　一曰红枣膏。将红枣用水浸泡，去皮剔核。留下的枣泥，加水煎熬，除去渣滓。剩下的细枣泥，收汤后熬成膏。

　　二曰金针膏。制法略同上。。

　　三曰猪皮料。将鲜猪皮用水泡，取出晾干。放置火上烤炙，直到猪皮略呈黄焦色。再放入罐中，加水熬化。去滓后收为膏。

　　四曰牛皮料。以陈旧牛皮，如旧牛皮带，破牛皮鞋等，丢入水中浸泡多时，漂去油渍，使之无味。然后照猪皮料制法泡制。

　　五曰桂皮膏。此膏为羼料中“无上品”。清末阔老戒烟，不惜重金购求桂皮膏，以便用“加假减真”之法戒烟。制法是：将桂皮放水中泡七日，用绢筛去渣滓，置锅中收成膏。

　　偷运鸦片。

　　不管是厉行禁烟时期，还是所谓“寓禁于征”的公卖时期，私贩鸦片都是非法的。如人赃俱获，货被没收不说，还要处以罚款甚至徒刑，重者可能被枪毙。

　　在边远地区贩烟，还另有种种危险。百色为广西烟土集散地，偷运鸦片前往百色的，常常丧生。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恶劣。贵州普定三棵树一次曾有18　人去百色，回来死了16　个，未死的两个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久久未愈。有个叫伍效高的人，曾经营烟土18　年之久。他略知去百色危险，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1922　年，他从贵州进入广西。路上确不好走，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员丰县板城有个自称“司令”的土匪王海平，船经板城，都得经他检查。船上如装有烟土，须过秤，交过“保护费”，才予放行。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百乐，由百乐上岸，走七天陆路，才到百色。最难走的是百乐到百色的陆路，内有一段长满了一丈多高的巴茅。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臭气扑鼻，令人窒息。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还得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两天两夜方能走完这段如鬼门关似的路程。有句俗话就是形容这段路程的：“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出生入死”，舍命贩烟土。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　寸多。棺长6　尺余，宽2　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　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吴铁城1937　年任广东省主席以后，跟广州湾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　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　元）。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　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　万元港币，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　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

　　偷运鸦片的手法不能一一胪列，由以上几点即可看出烟贩手段的狡诈。

　　查获私烟之事，报端常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0　日刊登《南北两轮搜获烟土》一文，内称：天津招商局新丰轮定于8　日开赴上海，启程前海关人员在该轮煤仓中，搜出烟土1.2　万两。汕头南记洋行安顺轮从新加坡经汕头赴厦门，海关派员上船检查，搜得海口鸦片7　布袋，计重9360　多两。但是，查获并公诸报纸的偷运鸦片事件，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偷运者是蒙混过了关，甚至保护过了关。

　　护运代运（1）烟帮贩烟。

　　烟商为防土匪拦路抢劫，和抗拒官府、军阀的检查，常常结成“烟帮”。一般的烟帮都有长短枪支数十支。其头子都是旧时军官或出身土匪，与军阀、官府有着某种关系。例如黄绍竑的结拜兄弟、烟帮头子陆炎，当过哨队的哨官，后来移居广西百色，成为当地豪绅。广西另一个烟帮头子刘字臣，是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儿。还有一个烟帮头子陆荣廷，跟军阀陆荣廷同名同姓，且是老伙伴。他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在那条路上，每一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小老婆，建了一个安乐窝。每次上路贩烟，等于在自己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之间来回走动。广西烟帮数他最出名，腰杆最硬，什么关节都打得通。烟帮头子陆荣廷、刘宇臣等经常从广西百色护送花纱匹头、广洋杂货到云、贵两省。返回时就秘密护送鸦片。

　　烟帮上路时，常常有很多个体烟贩随同出发，他们结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有时人数多达1000　以上。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设摊，以货易货，换回鸦片。据黄绍竑讲，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50　多万两。

　　（2）军队护运。

　　烟帮武装贩烟，还常常“祸生不测”。因鸦片表面上是违禁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缉获”，故烟帮私贩的烟土，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府、军队、土匪拦截。为确保安全，烟帮常托庇军方，借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请军队护送，实则就是要取得当地驻军的许可。军方派少数象征性的武装就够，当然必要时也要出动足以应付事变的部队。

　　1920　年冬天，团长马晓军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百色。两个多月后，他的一个连就干起护送烟土的勾当来。头一批大约10　多万两，收取保护费3　万多元。连长没有按惯例将保护费的大部分分给上司马晓军，而是只给他一小部分，马晓军把连长找去训斥了一通。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妓女），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那个连长心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　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　角中，军队得2　角或2　角多，烟帮头子得1　角或不到1　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　元，后增至每担2000　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　元，多至2000　元。如一次运100　担，最多时可净赚20　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　年7　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　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　余两。

　　烟土大王。

　　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　年之久，当过10　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　年至1939　年从事特业，短短5　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　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　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　万担以上（1000　担可供30　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　年多，总计获暴利200　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　倍。职工（仅10　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　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　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　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　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　多担。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　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　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　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　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　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　元，增加到700　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　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　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　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　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　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　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　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　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　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　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船启航时，满船旅客已在吞云吐雾。

　　此外，还有流动烟馆。万县以下，长江两岸，当纤夫走过上滩地方的沙岸时，常常见到地上摆着烟膏、烟具。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人做这种生意。纤夫多数吸烟，上滩时吸几口，可以提提精神。四川峨嵋山上，常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而在峨嵋山峻险处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一般都染有烟癖。和尚就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有人说：“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烟馆。”

　　20　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有规模较大的土行12　家，中小土店40　家，规模较小的烟馆“多到难以计算”。又据《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披露，沪上某租界某某里（原书没有言明），在通衢大道之旁，出入很方便。有一名记者无事闲游，沿某某里自南向北走，见左手转弯一条弄堂内，进出之人很多，各色人等都有。而且有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争相招待顾客。记者觉得很奇怪：何来这热闹场所？于是随着众人往里走，至弄底一家，门朝东，门灯耀眼。嘈杂之声从门内传出，宛如菜场早市。一进门，异香扑鼻，阵阵不绝，几乎使记者已戒十余年之老瘾怦怦欲动，滴下口水。记者杂入众人中，至天井内，举目四望，见左厢云雾迷漫。走进去，有两间屋子，皆横陈无帐床榻三张。只见灯光荧荧，呼吸声簌簌。再往里走，又有两间这样的屋子。一些初次光顾者连连称赞：“好货，好货！”银饼纸币，大把大把地抛，毫不足惜。登梯上楼，楼上也是如此。记者目睹租界地面这条弄内，共有八家烟馆。

　　天津烟馆多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而又人口稠密，烟膏生意兴隆。尤以日租界旭街北烟馆最多。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昂，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天津地面广大，租界又多，须得有人介绍或引路，否则既难寻觅，又难入门。日租界烟馆好找些，多于门外贴一红纸，上书某某部（茶馆名）、某某班（妓院）、妓女某某下处（寓所）等字样。亦有“黑籍”（吸毒）、“温柔”（宿娼）并作一乡，以楼上为烟馆，楼下为妓馆；用妓馆吸引瘾民（烟客），用妓馆掩护烟馆。

　　在禁烟时期，烟馆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而要挂羊头卖狗肉。旧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皆是烟馆。其招牌暗用标志，个中人一望便知。凡用下列招牌的，均为烟馆：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郎林、相记、昌记、明春、季吴氏、广福和、金和公、三溢公司、长泰、养寿年、双狮牌记、双鹰牌记。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实际告诉人，凡须吸鸦片或挑烟膏者，可由此入内。也有写：“大新街（或正丰街）移此”，及“代售戒烟胶丸”等字样的。烟民或挑烟膏者看到这样的暗语，便径往里走。

　　下面讲讲烟馆供应的烟土种类及烟馆弄虚作假的办法。

　　1937　年7　月初，广东省在各县设查禁委员，各县售吸所处于各县查禁委员监督管理之下。广东第九区（海南岛）各县、市一般都有售吸所七八处至10　多处。琼山是大县，仅海口市和琼山就有21　所，县内各市镇另有12　处，共33　处。各售吸所供应的烟土有：（1）中等货。

　　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两省采购来，每两价1.2　元。在海南岛熬成烟膏出售，每两价4　元至4.5　元。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

　　（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12　至13　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销路很畅。

　　（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　元至1.3　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　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　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　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　两，连烟土共3.9　万两。每两烟土1.2　元，每两烟料2　角，成本合计3.78　万元。每两烟膏价4.5　元，3.9　万两即值12.285　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　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　两膏，可收回40　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　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　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瘾君子。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　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　名职员中，有11　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　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　时上班，12　时下班，下午2　时到6　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1937　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　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绅士被朋友领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机关的后门吗？”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定于你大为不利。”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真是绝妙讽刺。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遁迹上海过烟瘾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45　号。他在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为吸烟而来。｛ewc MVIMAGE，MVIMAGE，　！09800420＿0276＿1。bmp｝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44　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10　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　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44　号客人更加亲昵。44　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1　两左右。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5　元，44　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天起码得开销10　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44　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答说：“每天3　元足够抽了。”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　号客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　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姓陈的青年向他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30　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3　元。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须600　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姓陈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600　元，就是6000　元亦不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44　号客人带他前往。44　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　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　号客人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人下、车，走进别墅。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20　余岁的仆人将他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定价每两均3　元，44　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姓陈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　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

　　姓陈的绍兴青年，躲到上海吸鸦片，自以为到了自由世界。那知由于他涉世未深，又贪图便宜，结果上了大当。破财不说，险些送了性命。这件事，记载在钱可生《上海黑幕汇编》一书中。

　　“鸦片军队”。

　　民国时期，不但军队贩鸦片普遍，而且吸鸦片普遍。阎锡山部下的士兵，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打仗用的钢枪，一支是抽鸦片的烟枪。打仗如遇阴雨天，烟枪点不着火，士兵过不了烟瘾，就精神委顿，要吃败仗。士兵抽鸦片是国民党当局头疼的一个问题。蒋介石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借来高级官员脑袋一颗，但并无多大效果。1944　年，蒋介石召开黄山会议，检查各战区对日作战屡屡败北的原因。出席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以下，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部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及沦陷区省政府主席。贺国光担任会议秘书长。八天会议，自始至终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头四天，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报告打败仗之经过。后四天，查找失败原因及补救办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共九点。讲到最后一点时，他说：“兵的体质太差，四川所送去新兵，甚至有烟瘾，尚未戒除。”蒋介石听了，立即吩咐侍卫长俞济时，打电话通知兵役署长程泽润即刻前来。程泽润到后，蒋介石顿着足将他骂了一通。随后，命军统局负责人，注意社会上关于兵役问题反映。黄山会议散场后一个多星期，重庆警察局将中签的壮丁500　余人，送到兵役署所属壮丁验收处。验收处的人知道黄山会议期间兵役署长程泽润受到严厉指责，所以这次验收壮丁，格外小心谨慎，就怕有过失。该处派医生将重庆警察局送来的壮丁逐一检查，发现5　人染有烟癖。这5　人之中，还有一人曾在3　个月前，顶替别的中签的壮丁来到壮丁验收处，后潜逃，这次被认出、查实。壮丁验收处将其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适有军统局特务从门外经过，听到了被打壮丁的惨叫之声。他在电话中将此事告知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叫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法总监何成浚、军令部长徐永昌、办公厅主任贺国光，还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到曹家岩蒋介石公馆会齐，然后一同到壮丁验收处查看。果然见所有壮丁，都面黄肌瘦，一副烟容。蒋介石当即命令军法总监何成浚，派人把兵役署长程泽润押到军法总监部关起来，等候办罪。蒋介石面带怒容，偕何应钦等人向军委会走去，径自上了楼，走进自己办公室。军法总监部的中将军法官余廷襄承办这个案件，他拟的处置办法，是将程泽润撤职，判徒刑三年。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拿起蓝铅笔，改为“枪毙”。在行刑之前，程泽润要求给他纸笔，书写遗言。他的遗言，后附在案卷末，约有400　多字，最后两句是：“各战区屡打败仗，未必是我一人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一人判处死刑？”

　　吸鸦片祸害。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　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　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　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　年时共有10　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　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　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　口人中有6　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　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　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　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　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禁烟黑幕。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看下文。

　　“烟是军队经济命脉”

　　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　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杨若瑜经人指点，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办理，只需“应付”、“应付”。

　　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法来应付。

　　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的士兵和所有的人伕，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　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都没有问一声。

　　巡视完毕，在县里休息了几天，又陆续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的公文。杨若瑜照抄照转，立即用公文严令各乡镇，迅即、彻底查铲烟苗。并命秘书将自己上任后如何重视禁政，如何亲自带队挨乡挨镇督促铲烟，写成报告，呈报省府和总指挥部。不几天，总指挥部再次下达催铲烟苗的公文，杨若瑜也再次严饬各乡镇立即将烟苗铲尽，并说明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手令各乡镇长，在他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当时杨若瑜的考虑是：奉到上级关于禁烟公文，毫无反应，不向下面传达，不采取一些动作，不虚张一点声势，一旦被上面知道了，就要担当“玩忽禁政”的罪名。而下去巡查，又怕乡镇长们兴师动众地把当地绅士召集来，请他发表关于“严肃禁烟”的宏论。这一套千篇一律、心口不一的高论发表多了，有损于他的威信。故他这次挨乡出巡，轻车简从，只带几名武装人员，并事先通知严禁铺张招待。他到一个乡，乡镇长就在路旁迎候，把他请到乡长的家里。不像上回那样，接到乡公所，召集保长和绅士们听训话了。乡长们的家，都宽敞舒适，早已陈设一新。乡镇长把杨若瑜安顿好后，借故走开，由杨的秘书或杨带来的科长陪杨闲坐聊夭，翻翻小说。快到吃饭时间，乡长才露面。说是吃便饭，其实比办筵席还讲究。大家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铲烟的事。玩了半天，杨若瑜便坐轿回城。就这样，接连搞了10　多天复查，末了，又命秘书起草报告，向上峰汇报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进行了铲烟复查的。

　　杨若瑜挨乡作客，游山玩水，轻松愉快。对上面，他有两个报告可以交待。杨若瑜自认为他很好地贯彻了“善于应付”的指示。

　　隔了个把月，已经到了1943　年年底，杨若瑜突然接到总指挥部一件训令，大意是说，总指挥部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电令，对总指挥部的一份报告严加斥责。因总指挥部在报告中说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琮（刘文辉之侄）已率领部队把烟苗铲除，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得到的情报，刘元琮实则并未带队去铲烟。军委会限令铲尽烟苗，“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严行究办”。总指挥部前已一再严令芦山县县长查铲，今再次命令芦山县县长限期铲尽烟苗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看了公文，杨若瑜大吃一惊。省府和总指挥部，那是自己人，他们讲发现烟苗要依法追究责任，不过是公文上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不算数的。这回是军委会下了文，语气这么严厉，把刘文辉的侄子都点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住，他肯定不会办他的侄子，而要拿个把县长开刀。杨若瑜顿时觉得，当这个县长倒霉透了。他在惊恐之余，学着总指挥部对付军委会的办法，嘱咐秘书起草公文，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须交出查铲保证书。杨若瑜想：“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杨若瑜把总指挥部的公文拿出来反复琢磨，感到语气从未有过这样严峻。执行吧，烟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铲了烟苗，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刘文辉不要怪罪吗？如若不铲，军委会再给总指挥部施加压力，怎么办？总指挥部不会牺牲一两个县长来搪塞吗？烟苗铲不行，不铲也不行。铲和不铲都有性命之虞。杨若瑜进退失据，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探探他本人的口气。杨在公馆见到刘，问到：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文辉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快回去铲！”刘文辉态度认真，语气肯定，但杨若瑜还是觉得把不准，临走时又吞吞吐吐地请示：“主席。。铲烟的问题。。”刘文辉大声回答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刘站起来送杨时，又重复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好像拿着铲子在铲烟。

　　走出刘公馆，杨若瑜又去见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证实一下省府和总指挥部是否确实下了铲烟决心。张伯言反问杨若瑜：“你去见主席，他是咋个向你说的？”杨把刘文辉的话复述了一遍。“对啊！回去快铲啊！”张伯言说道。听张也这么说，杨感到心里踏实了，决定回去铲。

　　要各乡乡长去铲，他们是不会干的。要铲，必须县长亲自带队下去督促。经过一番研究，杨若瑜选定凤禾乡作为铲烟突破口。该乡乡长杨步月小学教员出身，是一介书生；乡里武力薄弱，比较好对付。凤禾又在芦雅交通线上，铲烟影响大。于是杨若瑜调集了200　多名武装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凤禾。杨若瑜立即命令杨乡长抽调几十个民工，在乡公所对面不远处开始铲烟。杨若瑜见民工已动起手来，很是高兴。在田塍上，坐在椅子上，跟秘书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坐了好一会，抬头一看，几十个人才铲了很小一块地方。只见民工把锄头举得很高，就是落下很慢。杨若瑜命乡长催民工快铲，尽管乡长和保长大声叱骂，不停催促，但速度并不见加快。这时，卫兵递上一封信，说是金连长差专人送来。杨若瑜拆开一看，信中写的是：这里有金连长种的烟，请杨县长手下留情。。杨当即沉下脸来，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说道：“不管什么人的，一概给我铲光！”乡保长见金连长说情都不中用，只得继续铲。

　　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县长秘书吓得瘫在地上。杨若瑜虽然吃惊不小，但仍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这时刻是万万慌乱不得的，越慌越出事。要是他被几声枪响吓软了，便威风扫地，以后就无法统治全县。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身来，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县里下来的武装人员，一律站在原来地方，不许妄动，不许擅自还枪。同时叫杨乡长继续督促铲烟。山上枪声响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又铲了半个钟头，黄昏已近，杨若瑜便下令收工。

　　晚上睡在乡公所里，杨若瑜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再硬干下去，必定激出事变，被打死在这里才冤枉呢！就是不死，刘文辉也会斥责他不会处事，惹是生非。第二天早饭后，杨若瑜就借口部队人多，地方供应困难，把铲烟责任交给杨乡长，自己带队回城了。

　　杨若瑜在凤禾总共不过铲了10　几块地，就得罪了很多人。回县不几天，到雅安向刘文辉庆贺50　大寿，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搏九就挖苦他说：“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杨见到刘文辉，他绝口不提铲烟，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一样。杨后悔不已，怪自己胆量太小，听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有了这次教训，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坚决不铲烟。

　　可是过了不久，杨若瑜听说成都行辕要派出禁烟考查团，考察地点之一便是芦山县。杨若瑜平静没几天的心情，复又紧张起来。考查团是要实地巡查的，比不得来公文，可以虚与委蛇。考查团又是国民党中央所派，很可能是要借禁烟问题，找跟“中央”貌合神离的刘文辉的碴。考查团发现遍地烟苗，必定据实呈报。而“包庇种烟”，罪莫大矣，是要处死刑的。刘文辉即使抗着不执行，杨若瑜也得被撤职。丢官以后，他在四川就待不下去了。想到此，杨若瑜心烦意乱。他跑到雅安去见伍参谋长。伍说：“这次考查团来，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杨又去见禁烟督理处副处长杜履谦。杜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原来考查团由成都行辕、禁烟执行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西康省政府各派一人组成。行辕派的人任团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和禁烟督理处分别派刘敦礼、郑少成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刘文辉的人。杨若瑜又打听到，刘文辉发下话来，考查团到，送点钱就得了。

　　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乡长一听，县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钞票（400　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经刘一再劝说，王团长便顺水推舟收下了钱。从此，就词色温和。考查团又在县府住了两天，没有到下面去看一眼，就到宝兴去了。后来，考查团上报的公文，将芦山县说得最好，禁烟完全没有问题。芦山县府招待考查团共用去了20　多万元。杨若瑜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摊派40　万元到各乡。只有施延乡不派，因该乡铲了些烟苗，已付出了代价。各乡乡长对杨很是感佩，乐于交纳本乡承担的费用。农民银行本是鸦片银行。

　　1933　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军费开支浩繁，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声称要在六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

　　1933　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规定当地25　家土膏行，每家投资2　万元，另由政府拨款50　万元，作为资金。但是只有4　家土膏行被逼出了钱，其他21　家确实榨不出油来。经由当时督察处长李子宽向蒋介石请示，决定改为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朋友郭外峰被委任为农行总经理。农民银行成立后，全国所有特税收入，均须全部向农民银行交纳。当时每担烟土抽特税200　元，外加附加费10％。全国最大监狱武昌监狱，就是用附加税的一部分（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修成的。农民银行不但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烟商如一时无力交税，或周转不灵，可以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2至3　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农民银行靠鸦片起家，财力越来越雄厚，不久即成为全国四大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之一。农行资金，没有一元钱不是来自烟土，人们不称这家银行为“农民银行”，而是称它为鸦片银行。因为它确实不是为扶助农民和农业而办，跟“农”字毫不搭界，是盗用了“农”字。

　　农民银行每年所收特税二三千万元，主要充作“剿共”军费。军情紧急时，催款急如星火，款子不足，就由监察处召集土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处担保，以后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由农民银行动用各土膏行店申请执照时交纳的保证金。农行收存的这种保证金高达几千万元，每年可收一笔可观的利息。

　　蒋介石对各省军阀的补助费，也来自农行所收特税。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30　万元，广东四路军总部10　万元，广西近20　万元。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的特税，都有一定的截留，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军阀的补助。这些帐，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处长心中有数。因为票据是会计处长签发的，然后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

　　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一般也都从农行所收特税中开支。每逢过年过节，蒋往往要给老上司、老朋友送钱，一封私人函电，就可以提取10　万、8　万。由督察处送致。其中有两个人，每次馈赠几乎都是少不了的。一是许崇智，蒋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长。每次给许崇智送款子，蒋都是派李鸿基去。李曾当过许的军需处长，跟蒋是同事。另一个人是杜月笙，蒋介石跟他关系密切，不同寻常。逢到年节，蒋总要送钱犒赏杜月笙手下的大小流氓。每次都由李鸿基出面，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转交。农民银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

　　烟禁愈严，烟祸愈烈。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盐越禁越好贩”。旧社会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烟越禁越好卖”。

　　禁烟越是喊得凶、查得紧、罚得重，私种、私贩越是猖獗，烟土生意越是兴旺，“烟官”越是可以借禁烟渔利，“禁政”的弊端越是严重。私种、私贩烟者就怕烟官不贪，不怕烟官索贿。烟官受了贿，私种、私贩烟土就有了护符。

　　不少烟官本来就是贪赃奸吏。他们的官位或是用钱买来，或是通过关系得到。据《中国黑幕大观》透露，“禁烟狂热之时”，某些省份公开出卖禁烟局长官职。按油水多少标价，上等大洋2000　元，中等1000　元，下等500元。公然收受，不顾廉耻。有些人买得禁烟局长后，便出卖禁烟调查员的职位。根据地段的“肥瘠”，定价钱多寡。“以金钱买得差缺，安得不以金钱为目的？”所以烟官们一上台，唯此为大的事情便是千方百计捞钱。

　　好多烟官，本身就是大烟商，或出身鸦片世家，故利用鸦片发财，对他们来说，是熟门熟路。如上海禁烟督察处长郑寿芝，为上海鸦片巨商郑氏后代。因潮州烟商在上海势力衰微，郑寿芝便转而在上海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1933　年，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卖的“禁烟督察”计划时，郑寿芝曾参与策划。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后，杨永泰将郑寿芝安插到上海禁烟督察处。郑到任后，将一帮潮州烟商拉入禁烟督察处。上海禁烟督察处下设采办商12　家，多由过去法租界12　家潮州土行老板负责；上海华界各街道分设土膏行、土膏店和售吸所，其中不少由潮州烟商掌管。督察处规定，各个土膏店和售吸所每承销10　两烟土，必须上交烟灰（可供再次吸用，或掺入烟土吸用）4　两。所以有人说：“所谓禁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再如广西梧州禁烟督察局，有一任局长叫陆炎，是个烟帮头子。曾是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回忆说：“用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当禁烟局长的人是不抽大烟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据说陆炎在禁烟督察局长任内得了港币50　多万元（一说10　多万元）。白崇禧将陆炎扣起来，要他交出这50　万港币。陆炎不交，且口气很硬，白崇禧下不了台，于是以“谋叛有证”的罪名，将陆炎处决。

　　越是有利的事，烟官们越要去钻。烟商们就利用这一点，用“包袱”、“熟性”（贿赂）将其击中。有个姓梁的人，于1937　年任广东省琼山县查禁委员。他才到海口市，就有几批曾开办过烟馆的商人找到旅馆，向梁请求承办琼山全县的鸦片售吸所。并对梁暗示，只要梁点个头，他们会送“熟性”的。有些烟商每月愿出“熟性”800　元。有些商人表示，仅承办海口市和府城两处售吸所，每月可给“熟性”600　元，承办县内其他各市售吸所，“熟性”另给。还有的商人说，只要县查禁委员与他们合作（实即做他们的后台），由他们承办售吸所，赚得的利润，可与县查禁委员平分。姓梁的人经过考虑，决定交由土膏店的商人承办，并就“熟性”当面议定两点（给区查禁委员的“熟性”另有规定）：1。每月头三日内，承办售吸所的商人必须送给查禁委员800　元，不得借故拖延。这是定期“熟性”。2。土膏店每煎一次烟膏（每月至少要煎7　次），必须送查禁委员“茶水费”50　元，另送纯净烟膏（不掺烟料）一茶杯（约3　两），供查禁委员“应酬宾客”之用。送过“茶水费”等，可免查禁委员到场监督、检验煎膏，土膏店掺假就方便了。当时琼山县查禁委员每月可捞到1000　多元。而台山县查禁委员黄开成捞的就更多了。他串通烟商舞弊，包庇、纵容烟商出售红丸，每月可得3000　多元钱。

　　有些大烟官不是几百元、几千元钱所能买通的，得下大本钱。而一旦买通，那作用非小小烟官可比。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到成都，四川的大烟商曾俊臣向他请求，四川的烟商受上海、湖北、广东、贵州烟帮的压制、排挤，请他给四川烟商以扶持，让他们在进出口税方面享受跟上海、湖北、贵州等地烟商同等的待遇。（四川烟土出川，每担纳出口税300　元；进入湖北，又须交纳进口税1020　元。而贵州烟土运出黔省，每担出口税仅100　元；入湖北境，进口税实际只800　元。因而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手续”没有到堂，黄天民打官腔，不给四川烟商照顾。又有一次，黄天民在汉口故意刁难曾俊臣。曾俊臣在汉口积压鸦片两万多担，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他玩了一个手法，以每担1400　元到1700　元的价格，买进600　担货，把行市造动起来。等烟价升到2000　多元时，便以2300　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出。而正当曾俊臣出手买货、行市上涨时，黄天民以中央禁烟总办名义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曾俊臣做押款，在资金上卡曾俊臣脖子。曾俊臣跟黄天民打了两次交道，深感不打通他这一关，烟土生意是不会顺顺当当的。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巴结黄天民。曾俊臣要从重庆调100　万元到宜昌，向湖北税局交纳进口税。这笔款子如汇到宜昌，每千元要交40　元汇水。湖北的税局收到这笔款子，通过农民银行平过调成都，上交国库，不用交贴水。曾俊臣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交税款，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便去找黄天民，要求将交湖北的100　万元税款，改在重庆交纳，汇水可以照付。黄天民叫曾俊臣写个报告。曾俊臣说：“公事上怎好说汇水的事呢？”暗示黄天民汇水是不打算交给税局的。黄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曾的用意，同意曾俊臣不用写报告。曾俊臣开了一张两万元的支票给黄天民，也不向黄要收条。黄天民将支票装入荷包，连忙招呼下面给曾俊臣办好纳税手续。从此，黄天民对曾俊臣不但不打官腔，还很讲交情，处处给以关照。曾俊臣在这笔交易中实际还赚了两万元汇水，沾了大光。

　　销毁“烟土”。

　　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销毁。警察局、所的帐簿上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缴获烟土几斤几两几钱几分，可谓锱铢不漏。警察局、所声言，烟土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择日当众销毁。销毁烟土的这一天，观者如堵。地方官绅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瘾民们见烟土堆积，起先为之垂涎尺许，继而见火光中烟土化成灰烬，又为之惋惜不已。

　　烧毕，人群散去后，复有一批瘾民聚拢来，在余烬中搜寻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抓起一把剩灰嗅一嗅，毫无烟土气息。

　　记者曾就此事向警察局的某科员打听，某科员起初不肯吐露实情。一再询问，他才笑着说：“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10　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2／10，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2／10，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2／10，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4／10　的烟土。10　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但都成了赝品。”记者不解地问：“销烟之时，众目睽睽，难道不怕被人识破吗？”某科员说：“虽然是赝品，却能以假充真。看颜色，显然是烟土。称分量，明明是几斤几两几钱几分，跟帐簿所记数量相符。至于假烟土，大多是用益母膏冒充。药铺里卖的益母膏，粗粗看起来，跟烟土无异，但跟烟土价值相去甚远。所以，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

　　拘留所里过烟瘾。

　　凡有烟瘾者，一听说拘留所，无不毛骨惊然，畏为地狱。一般人认为拘留所管理严密，一经入内，不但不能吞云吐雾，而且即便戒烟药（内含有鸦片成份，多少可以过下瘾）亦无从得食。然而据知道内情者透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载，某年春天，有一个烟瘾很深的人（烟鬼甲），有事从外地来南京。身怀烟泡数枚，在南京火车站被警察搜获。因其“违犯烟禁”，被扭送警察署，关入拘留所。才过了几小时，烟鬼甲就呵欠连连，涕泪交流，坐又不稳，眠又不安。他悲叹道：“今晚看来没命了！”旁边有一个人斜眼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烟鬼甲见那人烟容满面，顿时板起面孔说：“你也嗜好这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那人（烟鬼乙）说：“先生大概是头一回吃官司吧，无怪乎这样。”烟鬼甲是个机警的人，听烟鬼乙话中有话，便附在烟鬼乙耳边问道：“我的烟瘾很深，您有救急的办法，我将终身感激。”烟鬼乙格格大笑，说道：“天下无难事，只要七钱三。您不见我仍然精神抖擞吗？”烟鬼甲心领神会，随即掏出5　元钞票交给烟鬼乙，说：“拜托，拜托。”烟鬼乙取钞票在手，大声招呼：“茶房，买点心！”茶房应声而至。烟鬼乙摸出铜角子10　余枚，夹在钞票中，低声说：“。。药。。药。。”茶房点头而去。当时，拘留所监管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这间拘留室。不一会儿功夫，茶房回来了。手里托着大饼一叠，请监管人员检查毕，送入拘留室。烟鬼乙将每块大饼掰开，每块饼中都藏有戒烟药一包，取完药回头对烟鬼甲说：“怎么样？”烟鬼甲大喜，急不可待地将戒烟药接过来，吞了下去。顿时，呵欠不作，鼻涕与眼泪尽退，精神为之大振。他这才知道，拘留所也不是那么可怕，不也是照样可以过烟瘾吗？

　　温建刚之死。

　　国民党政府实行禁烟，有时似乎雷厉风行，要拉几个人出来枪毙。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毒品制造者和私贩者，还有包庇、参与毒品制造和私贩的相当级别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被处决，与其说是因为鸦片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温建刚之死就是一例。

　　温建刚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经常代表吴铁城与各方交接，并不时代表杜月签对一些暂时失意的官僚军阀问寒嘘暖，馈赠钱物。在上海滩有相当势力。

　　1930　年左右，四川军阀及烟商在重庆、宜昌一带开设吗啡加工厂，高薪聘任日本人为技师。这些加工厂，只能制成黄吗啡（俗称“粗坯”）。1000两烟土，大约可提炼100　两黄吗啡。黄吗啡提炼出来后，运到上海，经过再度加工，才能制成“白货”（普通吗啡）。上海南市有一家全上海最大的吗啡制炼厂，由原潮州土行会计、苏州人华清泉牵线，潮州人郑芹初出贤，温建刚撑腰，开办起来的。而温建刚所以敢于入伙，是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和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特地为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并取得蒋介石默许。温建刚见关节都已打通，便有恃无恐地干了起来。

　　温建刚等人的上海南市吗啡厂，重金聘用了高级技术人员，购置了最新技术设备，炼制出上等的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温建刚踌躇满志，得意非凡，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陈果夫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玉”，没有达到目的，温建刚居然敢跟小林黛玉串通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叫陈果夫丢尽脸面。陈果夫愤怒已极，派人调查搜集温建刚的材料，掌握了温建刚参与开设吗啡炼制厂的详情，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对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虽曾默许，但因陈果夫控告，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调查人员找到吴铁城，吴声称他绝不知情，是温建刚一人私自所为，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调查人员找温建刚本人谈话，温态度傲慢，不屑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他大声说道：“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使得调查人员很难堪，他们当然要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本来并不想办温建刚，但听调查人员汇报说，温建刚口吐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于是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温建刚押到南京，交军法处议处。因怕温在南京说出实情，不几天又把他转解南昌行营。当时一般人猜测，温建刚到南昌监禁一个时期，还是会被释放的。在那边放出来，目标小，不易招来非议。可是陈果夫紧迫不舍，收集并抛出了温建刚又一批材料。并且利用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接连失败后的温怒心情，对温建刚一再攻击。蒋介石终于下令将温建刚在南昌处决。

　　温建刚被拘捕时，吴铁城赶紧把上海南市的吗啡厂查封，将老板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关押。华清泉事先得到风声，溜掉了。郑芹初被解到汉口行营，郑家上下用钱，买通了行营军法处。温建刚一死，行营军法处将全部罪过往死者身上一推了事。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得到开释，贩毒所括来的钱财，因这场官司而用得精光。

　　新鸦片战争。

　　历史书上记载有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跟清政府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新鸦片战争。那是什么样的战争呢？

　　齐卢之战。

　　1924　年爆发的齐卢之战，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齐”即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他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卢”即卢永祥，皖系主要人物之一，任浙江督军，上海护军使。

　　齐燮元占着江苏这块膏腴之地，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令他眼馋。特别是，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据卢永祥手下知道内情的人讲，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卢永样在上海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用于购买军械，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他们每个人部分得几十万元。齐燮元也想发这个横财。他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上海这块肥肉。

　　1924　年9　月3　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连续40　天，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黄渡、浏河一带。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都有成百士兵和居民中流弹或死或伤。双方谁也吃不掉谁。

　　孙传芳的卷入战争，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孙传芳由福建率军进入浙江，使卢永祥腹背受敌。甫自嘉兴、平湖、湖州，北至黄渡、浏河，战线长达100多公里，仗打得十分激烈。孙传芳猛攻嘉兴、湖州一线。沪宁线上的张允明（吴佩孚派来）、朱熙则绕过浏河，直扑吴淞。卢香亭也从嘉兴以南进逼上海。卢永祥处于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虽有皖奉两系为其后盾，但毕竟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走投无路，岌岌可危，被迫于1924　年10月13　日通电下野。第二天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又收编了卢永样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战争是由齐燮元挑起的，他损兵折将，付出巨大代价，但他所垂涎的上海始终没有到手。

　　当然，齐卢战争除了鸦片问题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卢永祥联合奉系，一贯反对直系。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拔掉卢永样这颗钉子。他们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浙江、上海，再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便借口卢永祥“招降纳叛”（接纳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兴师问罪，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齐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并且以处于不利地位的卢永祥的下台而告终。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爪分了鸦片利润。

　　滇桂战争。

　　1920　年以前，云、贵两省都归唐继尧统治。两省出产的烟土，北路经四川、鄂西、湘西行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并运销海外。在1915　年的护国战争中，滇军一部进入四川，云、贵烟土销路更畅，唐继尧鸦片收入更大。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在1920　年以前能连年扩军用兵，主要就是靠的鸦片烟的收入。

　　1920　年，滇军在四川的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军云南，驱逐唐继尧。唐被迫于次年2　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反顾拥唐的人去广西另谋发展，同年，唐继尧将在广西柳州的滇军3000　余人，编为四个军，分两路杀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的大土匪吴学显，从云南里应外合。顾品珍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被击毙。1922　年3　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主滇政。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人撤离云南，开往两广。云南政坛风云变幻，炮火时起时落，滇军进进出出，都跟鸦片问题有关。搞不到鸦片，或搞到鸦片找不到出路，军队都不能主存、所以要在云南争地盘，还要力谋向外发展。

　　唐继尧在云南站住脚以后，就想乘旧桂系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纷乱之机，向两广扩张，建立霸业，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销路。那时川军强大起来，唐不敢也无力向四川发展，唯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两广，于是借讨伐驻在两广的滇军之名，挑起滇桂战争。

　　1924　年底，唐继尧率6　万余滇、黔军队（号称10　万），分三路东下。

　　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主攻广西柳州。第二路以龙云为总指挥，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总指挥为胡若愚，经另一条路线会攻南宁。唐继尧的部队人数虽众，但所经之地多丛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殊难齐头并进。同时，滇军携带鸦片很多，以烟代饷，还有好些烟商带着烟土随军，沿途售烟，行军速度极慢。据说唐继虞即携有烟土数百万两，在途等待上海、武汉等地烟商来贩运。这使广西方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可以从容部署，以逸待劳。

　　5　月16　日，李宗仁指挥桂军向占据昆仑关的龙云部队发起进攻，龙云军队弃关逃跑，桂军遂合围南宁。龙云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桂军。有个十八九岁的小军官谭浩澄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20　两，烟足饭饱，一声呐喊，冲出城来。黄绍竑指挥桂军，在城外大河两岸跟谭浩澄捉迷藏，把谭引得团团转，终于将谭击毙。滇军缩入城内，不敢妄动。此时柳州告急，黄绍竑、白崇禧分别率军赶往柳州前线，在柳州附近的沙埔跟滇军展开了激战。此役双方参战都在万人以上。滇军背水为阵。在桂军一再冲杀之下，滇军被逼向河边。浮桥被炸，无法渡河。溺死的、被击毙的共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滇军死伤、被俘4000　余人。沙埔之役，桂军将唐继虞的主力一举歼灭。白崇禧向李宗仁报捷的电文说：“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州）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现时（广西）长安空虚，（滇军）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桂军也时时没有忘记烟土。鸦片烟土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在起着作用。

　　6　月底，唐继虞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困守南宁孤城的龙云，也于7月7　日弃城而走。滇桂战争至此结束。

　　在滇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桂军几乎全军断炊。而久困南宁的滇军见胜利无望，不能把烟土顺利带到广州卖高价、发大财，便跟南宁的烟商勾结，从桂军包围的薄弱点，偷运出烟土20　多万两。很可能是滇军买通了桂军某些下级军官，并缴纳了保护放行费，但桂军上级翻了脸，把滇军的这批烟土统统没收。黄绍竑得到桂军关于截获滇军20　万两烟土的报告，大叫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这批烟土，决定了滇桂战争的最后结局，奠定了桂军胜利的基础。数十年以后，黄绍竑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鸦片与军阀战争的关系时说：“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第五部分　娼

　　民国娼妓概况。

　　娼妓，从辞义来讲，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妓，原指“女乐”，后专指被迫出卖肉体的妇女。娼妓制度在我国已延续几千年，民国时期仍兴盛不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由于列强入侵，租界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对卖淫之风起着示范和保护作用；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大批党政要员以妓院作为“销金窟”、“娱乐场”，并把征收“花捐”作为重要财源之一，遂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于是，清末以来，娼妓之业日兴，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到处是艳帜高张，妓院林立。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真个是：“无妓不成市”了。

　　北京的“八大胡同”。

　　北京前门外韩家潭一带，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区，俗称“八大胡同”，主要有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闭妓院时，妓女总数达1316　名。年龄最小的13　岁，最大的52　岁。其中半数以上是18　岁至25岁的青年妇女。接客最早的从9　岁开始，有的“混事”达20　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比较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领家、老鸨对她们多用软的手腕，给她们吃好穿好些，打骂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门前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也较一般，年龄也大些。领家、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们接客挣钱。在封闭的224　家妓院中，头等的只有21　家，绝大多数属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卖给领家和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则终身失去自由。另一种是“自混”的，即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老板要批帐，妓女所得极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领家打她们时，口里还念叨：“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此外，北京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但内行人自能识得标帜，大体是窗户上密贴剪纸，进门左边或右边，设一方桌，壁上贴有大红神马，上书“某某正神”，神马左右，设金花一对，前面供一香炉。桌旁或设椅座，或设条凳，有一手持短竹烟杆的中年妇女或老妪，坐在那里。若有人过其门而向里张望，那妇女或老妪就会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招呼道：“来玩耍！”这便是土娼的鸨母。

　　土娼有三类，一类是鸨母的女儿或媳妇，此辈既无家产，又无正当营业，生计日绌，遂出卖肉体，任人玩弄，博几吊微利以糊口。二类是住家妓，门前无特别标帜，家中无鸨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门前做手工，身边多有小儿女。有经过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对小儿女道：“你的爷爷来了！”说罢，向来人嫣然一笑，频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尽可昂然而入，出几个造孽钱，便可同圆鸳鸯梦了。第三类是仿女学生装束，携一小婢或老妪，流连于市场，游玩于公园。如有人对她注目，便启其樱桃小口，对婢或妪道：“我喝水去。”抽身先行，婢或妪在后。来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妪问明住址，约好时间，届时而往，无论昼夜，听客所为，当然银钱是不可少的。

　　南京的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们大约总会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为明末名妓之一，娇小玲珑，人呼为“香扇坠”，侠而慧，识贤奸，与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劝侯方域不要接近权奸。后来因抗拒权贵，血溅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写的就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于此也可见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风等十四楼为官妓之所，由国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对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乐之后，妓风日盛，妓院日增。秦河两岸，河房林立，珠帘点翠，庭院飘香。客至，门环半启，珠箔低垂，假母肃迎，丫环伴艳而出，广筵长席，日费千金。春夏之交，河心游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摇摇。堕足其间者，一旦裘敝金尽，每每落得薄幸下场，甚至沦为乞丐。

　　入清以后，明代妓院渐成废圃。昔日盛况，已成黄花。太平天国败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兴市。于是市容恢复繁荣，妓院亦随之兴盛。有客游夫子庙曾题诗一首：“茶蘼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盛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入民国后，行禁娼令，妓女一变而为歌女，来源分苏帮、扬帮、本帮三类。苏帮居首，过往客大都腰缠巨资，场面堂皇，挥霍亦大，扬帮、本帮难与匹敌。北伐定都南京，随着政治转移，经济上也大大活跃了南京市场，夫子庙也更加热闹。不少歌妓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华灯初上，歌妓盛装登场，按次轮唱，可以点戏，另收点费。这样，妓女公开露面，易为听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门问津之劳。当时，名牌竞起，各树艳帜，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号称“秦淮四小名妓”。

　　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先前的那种“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秦淮一带，名妓住所叫“香巢”，进出都是衣冠人物，寻欢作乐，一掷千金。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到了，无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而一般妓女白天鸠形垢面，入夜则粉装打扮，倚门卖笑，三天不开张，老鸨打骂即至。待到年老色衰，无人问津，死运就来临了。上海的野鸡。

　　上海繁华，甲于全国。妓分长三、么二、野鸡三等。最上等为长三，因每叫一局需银三元，故以此名。次之为么二，意为出局需付银币二元。如要留宿，则要付银币六元，故有“六跌倒”之说，意即给六块大洋，就可使其身体倒下，任人玩弄。若论人数之众，地盘之广，则首推野鸡。

　　上海野鸡来源甚杂，以苏州、扬州稍占多数。野鸡妓院大者蓄“鸡”10余人，小者三五人。其中又分套人、包帐、伙计、自家身四种。将身体卖与妓院者为套人，以身抵押、期满后仍得恢复自由者为包帐，因负债而由妓院老板贷银偿还者为伙计，自家身则一切均属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此四种野鸡之中，伙计的待遇较套人、包帐为优。除正帐，即所得茶会及夜度资等，与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其余小费，即嫖客额外赠送的银钱或首饰，老板不得沾手。套人及包帐则不然，无论是正帐或小费，凡有所得，一律交与老板，即使一时隐匿，终必被搜索而去。且每日晚均须外出接客，非重病不得休养。营业发达时，每晚接客竟有三四人之多。

　　野鸡又有住家及普通之分。住家野鸡通常是熟客自己上门，晚间无须出外接客。倘是生客，则须由熟客介绍，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普通野鸡是须出门接客的，或于日落后到热闹马路兜圈子，得客就相随而归；或则立于街头巷口，见有相当之人，即娇声喊道：“来呵，来呵！”甚或动手拖拉。倘若夜深人静，仍然无人光顾，老鸨就要迁怒于野鸡，高坐堂屋，痛加鞭挞，哀泣之声响彻邻舍，惨不可闻。施刑已毕，鸨母必严加训诫：“若向客人诉苦，立刻要你的命！”还有些未成年妓女，也被强令接客。春风一度，每每数月不能举步。

　　上海乃是帮匪流氓之辈丛生之地，凡野鸡妓院要能立足，必须在帮会流氓或军警头目中，找到一个有权势、有面子的后台以作护符。若有乱人闹事，后台可派人弹压：在途拉客有违禁令，例须拘入捕房，罚款后才能获释，但若有了大牌头做后台，则又作别论。

　　广州的“老举寨”。

　　广东人称妓女为“老举”，故妓院得名为“。老举寨”。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下等的为二四寨、打炮寨等。清末，老举寨多集中于谷埠一地。当时，广州尚未有碾米厂，各乡谷米，多用船运至广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此地商贾云集，妓院亦生意兴隆。当时，谷埠的大寨都是极豪华的大舫。后来几经变迁，各大寨陆续弃舟登岸，一部分设妓寨于东堤沿江一带的“鬼楼”内，一部分在陈塘另树一帜，建立了八间大寨，成了花街柳巷、温柔堕落之乡。每当夜幕低垂、路灯微亮之时，莅临陈塘“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的人物，便乘汽车连翩而至。拉开车门，扑落一群衣冠楚楚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之流。这时在巷口鹄候迎客的妓院龟爪立即欢腾起来，一面趋前恭迎，一面引喉高唱：“某官人到，某公子到，某酒家、某妓院准备款接贵客光临！”一站又一站接声播送，由巷口掠过妓院和民居，直达花筵酒家。于是一队队嫖客在这种声势和气氛中鱼贯而入闾巷，抵达各自预定的酒家。沿途，隐藏于纱窗帘栊间偷窥嫖客的一双双眼睛，放射出流萤般的“冷光”，当时曾有人低吟：“花街红粉女，争看绿衣郎”，足见当时妓业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乃花筵酒家所独具的引人之处。开筵时间到，主队人招呼饮友入席。随见一云鬓花颜的歌妓来到饮厅，展开乐器，自弹自唱。接着，应召的妓群连翩而来，各自对号坐于饮客身后。于是，群客举杯欢迎，众妓举杯回礼。红袖添酒，饮客衔杯，呢喃燕语，不知何辞。经过一番热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举杯告辞，秋波送媚，笑声吃吃而去。客则饮食谈笑自娱，直至杯盘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间曾与妓女相约者，便挽着一二好友转移阵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围”。

　　“打茶围”，起因于花筵间妓女对饮客的私约。饮客如约而至，妓即迎入香闺，献茶奉烟，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　元港币压于碟底，叫碟底钱。于是，即与妓女缩坐一隅，喃喃燕语。片刻，便向鸨母交纳外游费，外出租用一辆汽车，环市兜风。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热丑剧。

　　“打茶围”外，还有所谓“煀房”。“煀”字何义，已难确考。总之是嫖客向鸨母交足了钱，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约同友好三数人，适时来到香闺，交费后，妓女便春风满面，殷勤待客。随开麻将一局，供客消遣。也会设鸦片烟局于卧榻，供嫖客抽吸，以壮神气。晚宴上，妓亦入席，红袖浅斟劝客畅饮。入夜，陪客告辞，妓女含笑送出，道声“后会有期，再见”而别，嫖客独留，欢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紧要关头，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愤离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独眠，天明离开妓院。妓院中人称该妓叫“走鸡”，该客叫做“吃了独睡丸”。以上是“大寨”概况，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级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没有花筵酒家那样的排场，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均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中，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到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称“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的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客嫂”说明看中了谁，“客嫂”于是凭栏高呼：“某某，有客叫！”妓女便应声来到嫖客房间，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细表。

　　界首镇的“书寓”。

　　界首镇是豫皖北部交界处的一个小镇，自不可与京沪宁穗同日而语。我们所以书它一笔，乃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此类小城镇的娼妓概况。

　　界首的妓女分江苏班与河南班，来自江苏沦陷区和豫东黄泛区。按摆设、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个美名，叫“书寓”，如“同乐书寓”、“会友书寓”、“天香书寓”等等。1942　年夏以前，界首挂牌的妓女就有1000　多人。后因生活贫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战末期，仍有明娼355　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　人。

　　“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上盘子”

　　就是每日下午4　时至夜晚12　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　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边远内地的花花世界。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　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　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　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　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　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　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　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　大洋，二等200　大洋，三等100　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

　　租界的淫窟。

　　民国时期，许多都市妓风日盛，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租界的影响与保护。藏污纳垢的租界，到处是荒淫和堕落。天津租界的淫窟，便是一个缩影。在天津强占租界的，有九国之多。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国对祖界的经营，力求使之成为巴黎式的花花世界。初期，法租界当局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寅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妓院专门接待外国兵。当时，驻在天津的外国乒，除日本兵外，法、美、英、意的兵卒都来此寻欢取乐，他们惯于酗酒斗殴，打骂妓女，有时嫖后还下给钱。由于各国兵卒经常在此发生斗殴纠纷，租界工部局穷于应付，于1926　年取消娼素区，妓院有的被驱入日租界富贵胡同，有的迁到美国兵营附近，分别流为暗娼。但这样一来，租界当局就减少了一大笔收入。为了弥补这笔损失，法租界后来又出现了变相妓院——“饭店小姐”。起因是上海有些妓女来此营生，一时无落脚之地，便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暂时往下，并以某“小姐”名义登记于旅客簿上。起初未敢公开做生意，不久便露出妓女真面目。此风一开，旅馆顿时生意兴旺，旅馆老板因此大发其财。所以，宁肯拒正式旅客于门外，也要把房间留给妓女。一时间，法租界的国民、交通、惠中、北辰、颐和园、中国等各旅馆都住满妓女。后来陆续建造的世界、巴黎、孚中、伦敦等饭店，也都成为妓女天下。据统计，至1943年10　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妓女已达2667　人。初期，“饭店小姐”自抬身价，很讲“派头”和“排场”。但后来妓女越聚越多，都抢着做生意，就同妓院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了。

　　随着日本势力在天津扩张，日本妓女陆续来天津。日租界当局特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后因日本妓女日增，又扩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两侧。根据1936　年的统计，日租界内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达200　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等国籍）达千人以上。1936　年的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　元。这是公开的纳税，至于巡捕、宪兵、特务向妓院的勒索，则无从计算。此外，日租界还有大量的暗娼。

　　沙俄在天津开辟祖界以后，为了扩大税收，在西区邻近车站的项家胡同，准许一些地痞流氓开设烟馆、赌局和妓院等，美其名曰“开心胡同”。车站附近有些旅店，如俄国饭店、迎宾楼旅馆等，在俄国人纵容下，不但设有淫窟，而且实施拐骗，被你为“野鸡旅馆”。民国时期，白俄妓女在天津卖淫者仍不在少数。在谦德庄一带还有低级的白俄娟窑，在小白楼和今南昌路一带还有不少白俄暗娼。

　　娼妓之来源。

　　社会固然有自甘堕落、沦为娼妓的，但那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是逼迫为妓：或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卖进了妓院；或为人口贩子所拐，卖给了妓院老板。下面就介绍旧社会妓女的主要来源。

　　贫穷为娼因家庭贫穷，无以为生，被父母兄嫂卖与妓院。

　　北京的1300　多名妓女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的女儿，三轮车工人的妻子，有的是由于灾荒年月无法维持生活被卖给妓院的，有的是因连年战乱流离失所被抛入火坑的。如刘某某，原来家在东北，全家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只有她孤身一人幸存下来，后来被童养的婆家卖掉。又如张某某，父亲给地主扛长工，9　岁那年，家里无法生活，把她卖给外村当童养媳，因她公公押宝输了钱，把她卖给另一家地主当丫头，又经两次转手卖给妓院。其他地方妓女的情形多有类似。1931　年，淮河中下游大雨连月，两岸多成泽国，劳苦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这灾祸年月却成了少数恶棍们发财致富的良机。他们有的乘船向汪洋中的人们高喊：“一块钱一条命！”有的向濒于死亡的父母低价或无价地骗购少女。这伙人明开饭店，暗地里于扬州等地骗购妇女，到上海、蚌埠等地开设妓院，大发横财。那些被迫卖身的妇女各自都有悲惨遭遇。如蚌埠华昌街妓院张某，原是怀远人，书香门第出身，读过10　年私塾，能吟诗作对。其兄由于吸鸦片兼嫖赌而把家私败尽，赊欠无法偿还，就暗将他的妹妹卖给华昌街有名的“大斗子”老鸨。交人那天，其兄骗她说：斗奶奶家需要请一位内管帐，你能写会算，特来请你。张女士不知是假，随之来蚌。进入妓院以后，“大斗子”将其卖身字据出示在面前，张女士如晴天霹雳，大哭大闹，既而卧床装病，不肯接客，但挡不住龟头的威逼，老鸨的利诱，最终不得不沦为妓女。

　　妓院老鸨骗买穷苦人家的女儿，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成年的幼女，老鸨就先收为养女，花一番教习训练的功夫。特别是其中容貌娟好者，更是悉心加以培养。这倒不是这些鸨母心地慈善，而是指望这些幼女长成之后，成为她的摇钱树。广州的“大寨”一般都很注重对雏妓直至“老举”的训练，训练内容可用四字概括：“猜、饮、唱、靓”。猜，就是手谈（猜拳），口呼与出指灵活配合，诡变莫测；饮，就是饮酒。有道是，自古佳人都爱酒，从无名士不工诗。作为妓女也须学饮，以备在花筵上代客猜拳，代客饮酒，能饮善猜，可博客欢；唱，就是歌唱弹奏，学好才能成为艺妓；靓，就是容色鲜妍，仪态潇洒，谈吐风雅，笑可倾城。此外，兼学一点诗、书、画，就有望成为名妓了。上述各项，大都由有才艺的“寮口嫂”任教，有时也礼聘专家训导。其教习方法，不外“言传身教”。比如：寮口嫂在妓院内集合受训练的妓众，学习美容术，先是要求各自细匀铅黄，对镜梳妆，做到：浓抹轻描，眉如新月，发可鉴影，衣服穿戴，适应燕瘦环肥（“燕”指汉代赵飞燕，“环”指唐代杨玉环，她们是一瘦一肥的美人）。所谓“三分姿色七分妆”，各尽其妙。然后，寮口嫂“传经布道”说：姐妹们，大家已扮得“云想衣裳花想容”了，但是还要练习举止潇洒，媚态迷人！随即以身作则，对言笑举止作出示范，如莲步轻移，秋波回盼，眉目传情，极尽“巧笑情兮美目盼兮”之态。要妓众尤而效之，她则从旁指点，试使脾睨（斜着媚眼儿看人），从而指出，病在外毗（眼眶子），要有喜意的明眸善睐，不要有怒意的眦视。又试使笑，指出，病在左颐，因美好的笑容，要放开心怀配合，才能现出轻快的巧笑。演习完毕，寮口嫂针对妓女的种种反应，勉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她们各自揽镜，坚持娴习。这样，经过悉心训导，当她们长到二八年华，便成为婷婷玉立、工弹善唱的妙龄歌女。老鸨于是以奇货可居，引诱富商权贵厚资赎出，或以特殊高价令其接客。训练妓女，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拐卖为娼。

　　旧社会有一种专门拐卖妇女的人口贩子，用种种奸诈手段，将妇女拐卖给妓院。比如，旧上海专操此业者，号曰“白蚂蚁”。凡由外埠拐来上海的妇女，均由上海的“白蚂蚁”视其年龄相貌，转卖与各等妓院，从中获取二成佣金，名曰“黄头钱”。“白蚂蚁”与妓院老鸨大半相识，老鸨“进货”均事先委托白蚂蚁为之物色。“货”到后即带往妓院，任老鸨挑选，选走后交价付钱。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野鸡，不可胜数。这种情况，各地都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不同罢了。至于如何拐骗，又如何贩卖，其中黑幕，可谓怵目惊心，这里讲一个阿巧被拐的故事。

　　阿巧，苏州乡下人，父母早亡，为舅氏抚养。长成，舅氏将她许配给同村王姓，但其人既麻且蠢，阿巧当然不乐意。对镜自照，常叹息道：“以我这样的姿容，虽不足配富贵人家，也可嫁一白面书生，怎么就配给一个麻皮呢！”心中不胜怅恨。后来，在一邻妇帮助下，逃到上海做女佣去了。一年之后，被舅氏找到，责令其回乡完婚。阿巧不从，再次逃出。时值午夜，无处安身，遂投宿一小客栈。天刚明，即匆匆而出，想找一个僻远之处暂且栖身。正行间，忽有一少年自后而来。衣履整洁，相貌楚楚，操苏州口音问道：“你昨天不是投宿在那小客栈的吗？我也是昨天从苏州来访友，时间晚了，也投宿在那个客栈。你现在要到何处去？”阿巧支吾不能应，少年道：“你我同乡，义当相助，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呢？”阿巧见其态度诚恳，又是同乡，乃将逃婚之事一一如实相告。少年道：“既如此，我的朋友处尽可安身。以姑娘的相貌，足可配一俊秀之人，何必去嫁一麻皮！”当下，阿巧随那少年前行，曲曲折折地走了里把路，来到一处住所，屋虽旧而宽敞，四周也没有多少住家。阿巧随少年进去，见有五六个男人正在聚赌，心知有异，欲返身出门，少年喝道：“既来此，还有你的自由吗？”举拳要打，阿巧哀求乃免。少年又恶狠狠地说：“你敢不听我的命令乱叫，立刻死在我的拳下！”阿巧不得已，俯首听命，随少年登楼入室，室中空无所有、少年将阿巧推进去，反锁大门而去。阿巧乃席地而位，悔之不及，泪枯心碎，倚壁而卧。忽听隔壁亦有啜泣之声，透过板缝，窥见一30　余岁的妇人，旁边尚有四个小孩，手足都用细铁练锁着，嘴巴被棉絮塞住。心想，这个妇人与我一样命苦，她还带着四个孩子，孩子父亲怎么不来寻找呢”？正寻思间，门开了。一妇人端了一盆饭进来叫阿巧吃。阿巧不敢违抗，边哭边吃。那妇人又搜索阿巧的包裹，得四块银洋，大喜而去。

　　到了晚上，那少年又骗得一个20　余岁的丽人进来。丽人衣着入时，珠光宝气，入室见状，惊呼受骗。少年急用手掩住她的口鼻，道：“你再敢喊叫，立刻送你上西天！”丽人初尤反抗，经不住少年拳足交加，只得求饶。少年又命她将衣裙首饰全部脱下，交那送饭的妇人带走。少年又诫道：“这里规矩，待人甚宽，如不犯过，决不施刑。并将你们一一妥为安排，务使你们丰衣足食，超过从前的日子。但关于到这里来的事情，不得吐露只字，违者立死，决不宽容！”言毕，锁门而去。入夜，少年抱一毯一被来，搂着丽人与阿巧在楼板上睡觉，二人见时时有人在门外巡逻，拒之无益，只得任其糟蹋。天明，少年起身笑道：“这下你们二人如愿以偿了吧！”对丽人道：“你嫌你的男人老，我可谓年轻吗？”又对阿巧道：“你嫌弃你的麻皮男人，我的面貌可算俊俏吗？”少年言罢，狂笑而去。

　　两个女人见室中无人，互相谈起被拐情由。阿巧如实告知对方，也得知丽人被拐原委。原来，她幼年曾被拐过，至今不知父母何在。后来稍稍懂事，便做了人家婢女。年十七，主人纳她为妾。但主人已是迟暮之人，须眉皆白，虽甚宠她，她心里却总想嫁得了个年轻的美男子。正在此时，便遇上这个拐子。二人相识月余，昨天约她出去看马戏，借机幽会。她信以为真，故辗转设法，盛妆而来，谁知落难至此！二人且泣且诉，无计可施。

　　次日，少年又来。命丽人认作他的妻子，阿巧则为其妾，并各领隔壁的两个小儿，皆认之为子，隔壁的中年妇女，装饰为女仆。并命各人皆操苏州话，叫四个小孩分别认丽人、阿巧为母，认他为父，稍有不遵，则鞭抽拳打。如此三日，各人及小儿对自己的新角色均己习熟。少年便吩咐预备启行，盛饰以待。入夜，分乘两辆马车登上轮船。三日三夜，抵达一地，下船登岸，岸上已有车守候，把她们送到一个幽暗偏僻的住所，室中已有一些妇女小儿，也是拐来待售的。少年恫吓道：“今天将为你们谋好位置，人家问你来历，只可说家中贫苦，因而出卖，若涉它事，立死不赦！”说毕，拿出利刃架在各人颈子上，令一一发誓。至第三天，一个40　余岁的妇人带了丽人等女子离去，叫她们蓬头垢面，装做穷苦的样子，步行里许，至一大宅，入门曲曲折折走了许久，来到客厅之上。主人及主妇端坐中间，向她们察看再三，又详细询问来历，各人都按预先教给她们的回答。主人与主妇相商许久，就把丽人买下了。其余的仍回密室。就这样，两天之中，卖了四个小儿，两个妇人。次日，那少年拐匪又带着阿巧及两小儿乘火车离去，一日一夜抵站下车，至一闹市，便有一妇人前来将阿巧带至一宅，粉红黛绿者十余辈争来探视，心知到了妓院。老鸨前来，教阿巧以接客之法，阿巧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俯首承教。应客半年，遇一客，听口音知是苏州人，异乡相逢，殷殷情重，阿巧便以前情相告，请求援助。那客人果念同乡之情，也有些神通，设法使妇孺救济会出面以重金赎回。方知此地乃沈阳日租界某街某妓院，前一站乃是天津。可惜阿巧无从说出拐匪巢穴的具体地址，无从追究。但她这番经历却得以在报端披露，社会哗然。

　　边远内地，山峦起伏，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更是一些拐匪出没的场所。有个布商钱某，四川乡下人。常往来于川贵交界一带，见该地人易于诱惑，便舍其本业，而以引拐妇女、转卖妓院为务。此地风俗，凡男女过客，当寒冬季节则围炉共暖，男女交谈，不以为怪。钱某遂乘机对妇女大谈川中风俗人情如何好，待妇女如何忠爱，平时足不出户，坐享安乐，不像此地妇女终日劳苦不休。妇女中无知者受其欺骗被拐卖者，不下数十人。仁怀县先农镇有个农家女，年约二八，颇有姿色，已许配邻家之子。一日出外，适遇钱某，钱某一见顿生歹心，便假装成一杂货商，到女家卖货。该女是父母独生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凡有所求，父母总是尽量满足。当日见杂货商，便想买点装饰品为作嫁之用。钱某便以贱价售与，使女得点小便宜。过了两天，钱某又来，农家女以其价廉，买的东西更多。三番两次，便与钱某熟识了。钱某探知姑娘将作新娘，一日，持珠宝等物来到，对姑娘道：“我今天带来最好的货物。”女闻言急忙去看，果见珠玉满箧，光彩夺目，注视许久，叹道：“可惜我无此福分，家中无钱，买不起这等宝物。”钱某乘机进言：“姑娘不必忧虑。以姑娘才貌，嫁与一个乡下佬，真是鲜花插到牛粪上！我有一言奉告姑娘，现在民国成立，婚姻自由。如果姑娘所配不称心，尽可自己重新选择，而不必受父母束缚。我这次来实不相瞒，是受了重庆某少爷之托。少爷因妻貌丑，想重新择配。姑娘如中意，则一对玉人，既富且贵，享福不尽。姑娘如有此心，就把宝物留作聘礼。”这番天花乱坠的胡吹，说得姑娘怦然心动，便道：“你说得也不错，但父母哪里许我离家？”钱某道：“你若先禀知父母，事情就麻烦了。不如同我先到重庆，看看那位少爷的家业人品。姑娘如当意，然后论婚，否则将宝珠退还。只是事不宜迟，明天就走，不能让人知道，珠宝就留在姑娘身边吧。”姑娘闻言有理，约定五更密行，是夜竟夕不寐，鸡声三唱，即怀珠宝而出，钱某已在外等候。二人同赴先农镇，此后或轿或船，不三日已抵重庆，在一旅馆住下。钱某先到某妓院密议，以五百金将女卖与妓院。然后骗姑娘说：“昨天我已面见少爷，约定今日到他家见面。”女含笑答应，当即雇车直至某妓院。鸨母迎入，女见院中陈设精美，与自己家相比，天壤之别，心中甚喜。鸨母问其姓名籍贯，一一答复。鸨母又引女至一室，精美异常。姑娘屡屡想见钱某，但不见踪影，心中甚疑，便问鸨母。鸨母怒道：“此处是妓院，钱老板已把你卖给我了，早晚你得听我的话，免得皮肉受苦。”姑娘闻言大惊，方知受钱某之骗，然而悔已无及。就这样，一个乡间小家碧玉沦落为妓女了。

　　引诱为娼。

　　本为良家妇女，被坏人诱之以小利，动之以情欲，遂失足落水，自愿参加妓院为娼。旧社会有所谓“拉皮条”者，就是专门诱骗良家妇女卖淫的人。旧上海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无锡有个少妇周某，貌美而工于女红，丈夫在上海一家烟纸铺当店员，月薪甚微，入不敷出，就把妻子带到上海做针线手工，多少可以挣几个钱，略资津贴，赁了一家阁楼住了下来。恰好，她的邻居王婆是一家“台基”的主人。

　　“台基”是引诱良家妇女闭门卖淫的非正式妓院。熟识王婆的人，都称她为“皮条公司买办”，她也不以为怪，久而久之，则以“皮条买办”自居。一日，王婆猛然一见邻家妇人的美貌，便自思道：如此美人，倘能被我拉来，一生吃、着不愁了。恰好，她的老主顾、某洋货店老板唐某，一日到王婆家来，一见周妇，惊为奇遇。便对王婆道：“我嫖的女人不少了，但从未见过这样美貌的，但看她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怎样才能弄到手呢？”王婆道：“我吃这碗饭数十年了，无论侯门贵眷，巨阀千金，一经老娘法力，无不俯首听命。区区一小家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且看老娘手段！”

　　不久，上海腥红热盛行，死者成千上万，周妇之夫，亦遭此劫。她，既痛孤凤失偶之悲，复叹举目无亲之苦，呼天喊地，痛不欲生。然而，王婆心中暗喜道：老娘发财的机会到了！她自告奋勇去“雪中送炭”，里外张罗，还设法弄来一口棺木，帮助周妇将丧事料理完毕。加之再三抚慰，使周妇之视王婆，如同恩人。于是，王婆开始施行她的诡计了。她每隔几天便送邻居一份礼物，或赠鲜鱼，或馈蜜桔，周妇愧无以报，心甚不安。王婆总是这样解释：“其实并不破费我什么钱，都是我侄儿唐某送给我的。他是某洋货店老板，每星期都来看我，来必带一大堆东西。我送你的，只是借花献佛罢了。”周妇叹息道：“老太照顾我，无异于父母。只是目下房金日用，处处花钱，我虽省吃俭用，还是入不敷出，怎么办呢？”王婆道：“娘子独立支持门户，实在不易。我家还有余屋，倒不如迁到我那里去，二人合起炉灶，比分伙省钱。而且既不寂寞，又可彼此照应。周妇一听此言，感激不尽。不数日，两家便合成一处。王婆又道：“为了免得旁人说闲话，我们可扮成亲戚，你以后喊我舅母吧。”周妇亦欣然同意。

　　此时，唐某开始到王婆家走动了。起初十日一至，后则三五日一至。因是王婆的“侄儿”，都是一家人，周妇也不再回避了。一日，为王婆清明祭祖之日，唐某应召而来。酒半酣，周某偶问及唐某家庭状况，唐某默然不应，几乎汪然出涕。王婆见状，对周妇道：“你出言不慎，伤他的心了。我侄儿前年娶妻，美而贤惠，不幸去年时瘟流行中身亡，我侄儿悲痛欲绝，饮食不思，至今犹未续娶。我久想给他找一个德貌兼备的女子，物色一年多，没有一个中意的。”言毕，目视周妇，周妇慌忙低下头来，两颊微红，又知昔日丈夫的丧葬费也是间接收之于唐某，遂把一颗感激王婆之心逐渐移到了唐某身上，感激而生爱慕，不由得拿一双杏眼向唐某发送无线电波。王婆见此情景，推说上街买点水果，将门反锁而去，唐某效西门庆故事，扑上前来，周妇也就成了潘金莲了。

　　唐某家中妻妾俱在，并无情爱可言，不过猎其艳色。不久，秋扇见弃，周妇就完全成了王婆的掌中之物，干起了卖身糊口的勾当。

　　堕落为娼。

　　有些妇女为妓，既非因贫穷所迫，亦非为拐匪所卖，大抵为淫风所腐蚀，为淫媒所迷惑，为淫棍所勾引，一旦落水，便自甘堕落，成为娼妓。

　　上海某巨商有个儿媳，姿色媚人而秉性放荡。丈夫却酷嗜鸦片，身体羸弱，于是她就到外面寻欢作乐。成夭里在剧院游乐场厮混，搔首弄姿，眉目传情，每至一处，总是吸引一群游蜂浪蝶，与姘夫幽会于旅馆，彻夜不归乃家常便饭。回家则对丈夫谎称住某亲友家中，或是说回苏州看望父母去了。起初，她丈夫见她日夕外出，还以为她素喜赌博，也无力约束，只得听其自由。后来她与拆白党毛某勾搭成奸，借某小客栈为临时洞房，全夜不归几成惯例。外界风言风语，也稍稍传入其夫耳鼓，他便翻检衣箱，搜得数张照片。除与毛某合影的一张外，其余都是风流少年肖像，背后都标有姓名，不是“某卿爱存”，即是“某某持赠”。这才恍然大悟，遂不动声色，乃伪造其娘家拍来一份电报：“母病甚危，速来苏”。待他妻子回来，交其阅看，并另作一信，托她带回，向岳母问候。实际上是休书一封，里面附有男女合影照片一张，作为证据。另有银票三千金，作为离婚之后的赡养费。其妻不知底细，便于次日带一女仆乘车返苏，见她母亲正在料理家务，毫无病容，知事不妙，便将电报之事及丈夫手书隐匿不提。入夜将书信拆开一读，知事原委，不禁大为惊讶。但转念一想，既然尚有三千金在，足可打发一些时日。于是写了一封信寄与姘夫毛某，言明始末，并嘱他在上海租赁一小套住房，约定会面日期地点。数日后抵沪，与毛某携手并肩，居然成了临时夫妇了。两月之后，因二人挥霍无度，三千金已去大半。毛某知其所剩不多，不能久恋，便使出其“拆白”惯伎，用甜言蜜语哄骗该妇道：“如此坐吃山空，决非长久之计。听一个朋友说，有家洋行要招买办，薪金甚丰，但要先垫款3000　元。想把你的余款借来一用，事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笔固定收入，生计不愁了。”该妇究系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女流，遂将所余之款，和盘托出。毛某钱既到手，一去不返。该妇方知受骗，后悔不及，只得靠典衣当物度日。一二月后，衣物当尽，便故态复萌，到各游乐场所大展其勾引手段，魔力不减当初。春风一度，收费数元，起居服饰，比昔日更为阔绰。于是富商之媳，完全堕落为住家野鸡了。

　　当然，所谓堕落为娼，也并非天性堕落，大抵是由于处身腐败的社会环境中，经诱惑而后堕落。堕落者再去诱惑他人，遂使他人也堕落下去，从而构成诱惑——堕落——再诱惑的循环圈。

　　上海某轮船副买办的女儿秀瑛沦为娼妓，走的就是一条诱惑——堕落的道路。秀瑛情窦初开之时，为一个荡子勾引，到某台基苟合一番，并且相约：以后若有“小本家”（台基主人的女儿）至秀瑛家，即表示荡子召唤秀瑛，应随之同来。此后，小本家宛如磁石，秀瑛成了软铁，磁石所至，软铁无不应手被吸。如此年余，后来小本家忽然不至。秀瑛耐不住了，乃自己跑到台基去查询。台基主人道：“郎君已另有所欢，你还不知道吗？”秀瑛闻言，饮泣而回。其实那荡子也来找过秀瑛，台主告诉他：“秀瑛已跟某公子相好，如胶似漆，早把你忘了。”那荡子也衔恨而去，便与秀瑛断绝关系。二人做梦也不知道，是台基主人用计把他们离间了。

　　数日之后，小本家又来到秀瑛处。秀瑛以为是那荡子回心转意了，随之急来。未见荡子，倒见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少年。台主笑道：“小姐面黄肌瘦，想必是没有一个可心的人儿陪伴吧。”又与那少年作淫乱之谈，津津有味，引得秀瑛情欲勃发，面如赤火。台主知计已成，便为二人撮合，如烈火干柴，一点即燃。原来，那少年乃是某当铺的小老板，素以渔色猎艳为事。有一次光临台基，适逢秀瑛与荡子在，一见秀瑛姿色，便垂涎三尺。但那二人正在卿卿我我之时，怎容他去插足？便请台主为淫媒，事成当报重酬。于是，台主设以上狡计，使秀瑛自投陷阱。

　　秀瑛与少年热火了两个多月，即抱秋扇见弃之悲。然而，秀瑛经过这番诱惑，淫荡更炽，后来便不问顾客为何人，一律实行“博爱主义”，成了卖淫娼妓。从中获取厚利的，还是那个拉人下水的台基主人。

　　形形色色的妓院。

　　旧中国的娼妓，不但人数众多，且妓院种类纷繁，形形色色，这里选择几种略加介绍。

　　“咸肉庄”。

　　即前面所提到的“台基”。是一种非正式妓院。其特点是没有固定妓女，而专事引诱良家妇女闭门卖淫。

　　设“咸肉庄”者，通常有男女两人同恶相济。一为鸨母，一为“鸨头”，鸨母经营于内，　头招呼于外。作头的，大都是探警、流氓头目、帮会首领居多，他们是咸肉庄的保护者，非如此不能立足于娼界。鸨母则是些广交游、善辞令、工吹拍的角色，她们每每衣着华丽，珠饰满头，不知者以为是大家宅眷，因此得以周旋于中下层社会各宅眷中间，畅行无阻。始则以阿姐阿妹相称，假作亲热；继则穿房入室，往来频繁；然后则大施其拉拢手段，今日看戏，明日游园，大凡马车费，西餐费，一切游资，一概由她包办。这样就渐渐混熟了。从此，二日一聚，三日一约，叉麻将，打扑克，你来我往，日益亲密。乘间，引来一班色狼。老鸨以风情动其欲，黄白摇其心的伎俩，使得那些良家女眷不知不觉地上其圈套，老鸨则从中大收其利：一是“拉马”，又叫“做媒”。比如，某嫖客垂涎某妇，苦干不得到手，乃清鸨妇为之引诱，答应事成之后，偿以媒金数十或数百元不等。

　　二是“门庄货”。比如某嫖客愿出钱若干，欲得一美而艳的良家女眷为一宵之欢，鸨妇立即至各家逐一唤来，任择其一。择定后，夜度资由鸨母与卖淫者分成。

　　其三是“借房间”。体面人家妇女与嫖客幽会，上客栈则既关脸面又怕失事，于是每每相约上咸肉庄，男女分前后门出入，既可避人耳目，时间又自由灵活，每次仅需破费房间费一二元，即可得苟合之乐。所以，在此间出入的妇女，良家居多。且有小家女子，未出嫁已频频来此，起初大都由鸨妇勾引，瞒过父母，后来渐习惯于作此神女生涯。

　　咸肉庄吸引嫖客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为野鸳鸯秘密会合提供场所，且能代嫖客“办货”。入此门者，如没有所约之人，可以托鸨妇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以满足其肉欲。咸肉庄每雇用一两个半老徐娘或幼年女儿作为房中招待，嫖客一到，即邀坐房中，鸨妇也忙来周旋。若是第一次光顾者，即询问有无目的物。如答以“没有”，则鸨妇即以买办自居，嫖客亦可讲明自己的要求。鸨妇便向其素相来往的各“货栈”提取“货物”。嫖客则在应邀前来的女眷中挑选其中意者，如不合意，须给以一定数额的车费遣其自去；如合意，则留下，只须报以银币三枚即可，由老鸨跟卖身者分成，这便是第一次交易的办法。

　　第一次交易后，若二人情投意合，就会订为老主顾，嗣后继续往来。可托老鸨为中间人，议定价格，约定日期，一般以每星期的次数来订价，永远以该处为交易所。

　　也有不定价格、不订日期的，随时令鸨妇代邀一人，酬报按第一次成交的标准。这个办法，卖淫者不甚欢迎，因为不是长久交易，容易“割尾放生”。卖主最欢迎的交易方式，则是不论定价格，只约定日期。每次只须酬老鸨以房间使用费，余则归卖主所有。卖主对于嫖客，可大灌其迷魂汤，说什么“两人如一人，不必在金钱上计较”，却要嫖客购置衣饰、钻戒、金镯之类，所费十倍百倍于论定价格。这是卖主的一种媚人之术，表面上是体恤嫖客，为其节省经费，实际上大施其敲竹杠手段。

　　咸肉庄最令人心惊的黑幕，则在于按顾客的指定，多方诱惑白璧无瑕的少女，使之失足落水，而老鸨则坐收其费。如有嫖客对意中人屡试勾引手段而不能得逞，或因门第高不易入手，只须对咸肉庄主告以意中人形象、地址，并给以“交际费”，又许事成之后酬以重金，则不论名门闺秀或小家碧玉，鸨妇必能按图索骥，施展其诱惑手段，最后竟大都成功。其奸诈狡狯，比起《水浒传》中为西门庆和潘金莲撮合的王婆来，毫不逊色。

　　小客栈。

　　旧社会初到上海的人，若干每日晚餐以后，漫步于东新桥和郑家木桥之间，就会听到马路两旁不断有人呼叫：“阿要房间！阿要房间！”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小客栈招徕住客的喊声，实际上是为荡子淫妇们“拉皮条”。上海滩上有一种“淌白野鸡”，便是专以小客栈为卖淫场所的。

　　这些小客栈一般有楼上楼下两层，楼下设铺10　来张，小似猪栏，每床仅供一人睡，名叫“高铺”、“搁铺”。一宿只需七八十文，一般是小本经纪、无业流氓到此投宿。投宿前须先付房钱，次日晨9　时即促令起身，毫不客气。因为此项客铺，不过是小客栈营业上的表面形式，其经营重点，却在二楼密室。其中铺陈清洁雅致，专供男女幽欢。嫖客淫娃或同时到，或先后至，由栈伙引入密室，送便桶，备热水，把门轻轻掩上。或一二小时，或三四点钟，或自宵达旦，待云消雨散，男女始散，栈伙殷勤相送，嘱君再来。

　　法租界有周记小客栈，则别开生面。周有一妻，徐娘半老，颇具丰韵。

　　有女方二八妙龄，杏脸桃腮，姿色动人，成了小客栈招揽主顾的标志。许多好色之徒，争投此栈问津。店伙如见单身客来，一登楼，便问：意中人在哪里？客人如答：没有，请店家代为物色一人，价钱稍贵一点，也不计较。店伙就会应声而出，先与周妻商量。周妻盛妆而往，如果嫖客满意，生意即便做成，夜合资为二枚大洋。嫖客如不满意，就把女儿招来，媚态百出，宛转动人，嫖客无不醉心倾倒，索价比其母亲高出一倍。嫖客有幸亲其芳泽，神魂飞荡，前度刘郎，无不重来。因而该栈生意发达，压倒诸栈。

　　当然，像这种以妻女招待嫖客的小客栈，毕竟是少数，一般营业则是代客物色野鸡。有一外乡人初至上海，傍晚偶过郑家木桥，闻呼“阿要房间”之声，贸然投宿，刚坐定，茶房满面堆笑问道：“今天天气严寒，客人独宿无伴，不嫌寂寞吗？”来客本是风月场中的行家，闻言会意，应道：“我也正嫌寂寞，但有什么办法呢？”茶房便附耳低语：“客人如有意，我当去叫一位‘人家人’来，面貌又俊俏，身材又苗条，一夜只须两块大洋。”来客一听“人家人”三字，淫心大动，略一点头，茶房便匆匆而去。片刻便叫来一艳妆美人，嫖客知是野鸡，不由分说，解衣就寝，不知东方之既白。

　　私窝子。

　　俗称住家野鸡。顾名思义，此类妓女的营业特点乃是住家卖淫。

　　她们每每轻妆淡抹，腰系长裙，经常在星明月朗的夜晚，踽踽独行，宛若良家女眷。有时在茶馆品茗，倚栏斜睨，妩媚动人。有时在剧场看戏，四顾流盼，卖弄风骚。如或有人迎着她的眼光看去，她必秋波送情，含笑相迎。如果迎上去与她交谈，则又作掩面含羞之态，转身而去，时而回眸一笑，意在诱人随之而去。及至其家，入其室，常常是珠帘微启，绛帐半垂，色色清幽，花香四溢，不知底细的人十之八九以为这是大家闺阀，哪里知道这等高雅去处，竟是卖淫的“私窝子”呢。

　　此时，住家野鸡对于上门嫖客的亲热举动往往是半迎半拒，并且声明：丈夫在轮船上做事，幸喜今日未回，或可一度良宵。嫖客喜不自胜，口袋里的钱当然不会吝啬了。这等野鸡，裤带上往往拴着数十个嫖客，今日你来，明日他往，他们彼此之间却各不相知。其独一无二的妙法，就是约日接客，挨次应酬。万一有时客与客竟不期而遇，也有办法，她必婉言声称：今日奴家丈夫刚刚回来，请改日再来。这样决不会发生事端。

　　住家野鸡虽没有上等妓院的排场，但所接嫖客，上中流社会居多。她们灌米汤、敲竹杠的手段，远胜于普通妓女。比如在梅毒盛行，嫖客对普通妓院望而生畏的时候，住家妓女就专学女学生装束，高髻革履，眼镜架于鼻梁，裙据掠于地面，手持皮包，臂挟书籍，在灯影星光之下步履轻盈，宛然一副女学生模样，干的却是招徕嫖客的勾当。还有的乔装成良家女眷，以欺远客。此辈均在二十一二岁，预先购买一个几个月的贫家小儿，冒充自己的孩子，她们外出兜揽生意时，自己在前面走，乳母抱小孩相随其后，陌生的嫖客很容易上其圈套。弄得梅毒染身，金钱飞去，方才醒悟，悔之已晚。

　　尼姑庵。

　　清末民初以后，有少数挂羊头卖狗肉的“名庵宝刹”，专供那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贵介公子们游宴淫乐，成了变相的妓院。

　　历来，在封建礼教下削发为尼的怨女，一旦获得适当机会，发生某些“违犯清规”的行为，不足为怪。但这里所说的妓院式的尼姑庵，与尼姑私生活上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它表面上虽然保存着尼姑庵的传统形式，和一些旧的制度，但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卖淫取利。庵主成了变相的鸨母、把头，妙尼成了庵主的摇钱树。所有的尼姑都按照进庵时的身份地位，以及卖淫活动中的作用，划分等级。贫困力弱的，被指派做奴仆式的苦工，诸如扫地添香、清粪倒尿、挑水种菜，服侍高级师姑等，并规定要用绳子把裤脚扎起来，所以称为“扎裤尼”。可作“摇钱树”的妙尼，则有财有势，可以养尊处优。庵里稍具姿色的尼姑，则被威逼利诱，成为变相妓女以应客。尼姑庵是怎样成为变相妓院的呢？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内部条件来看。本来，尼姑庵和一般佛寺一样，主持人是按师徒关系，由前任师傅传给长徒的。后来，尼姑庵逐渐成了变相的职业单位，既要四出交结，招徐佛事，更要巴结一些贵妇，以巩固庵堂地位。这样一来，主持的实权就不再由长徒继承，而渐渐落到一些社会阅历较多、工于心计、善于应酬的尼姑手里。其中，有些本来就是妓女出身、经营丑业的，她们一旦成了主持人，就很容易将尼姑庵引向歧途。民国初年，广州某尼庵的师傅觉持，原名金赖，本是苏州、上海名妓，后来嫁给广州巨富周东生为妾，后周东生破产，逃离广州，她为保其私蓄，便挟其所有，跑到尼庵削发为尼。凭着她的财力和善于应对的手腕，很快成为庵中住持。于是，她就把妓院中学到的一套经营之道，移植于尼姑庵，遂使庵堂变成妓院。

　　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时一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在玩腻了公开妓院之余，渴望有某些特别场所来满足他们的淫乐；同时，也感到公开妓院流品复杂，不无拘束。加上当时一些官场人物玩尼姑的风气，已逐渐传播于社会，这样，妓院式的尼沽庵，就应时而生了，此风尤以广州为著，出现了所谓“七大名庵”。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庵不在大，有妙尼则名。

　　庵中妙尼从何而来的呢？其来源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在育婴堂，孤儿院、贫穷人家，乃至人贩子手中，挑选面目姣好的女孩，或以收养为名，或用金钱收买，置于庵中，从小进行训练；二是生来“八字不好”、被父母从小送进庵堂的小孩，凡符合庵主条件的，即与父母隔离，由庵主本人或聘请专人予以训练；三是良家寡妇，庵主认为符合条件者，便诱骗其操此丑业。对于这样几种师姑，庵主总是悉心加以培养，不但教她们读佛经、道典等著作，且教以诗词歌赋，使她们具有大家风度，不落俗套。其中姣姣者，能文会赋，擅书画、音乐、棋艺，于是富商、贵人及所谓名士，日接于门，以一睹芳容为快。例如某尼庵名噪一时的妙尼大虾、细虾，就是由上面提到的庵主觉持物色、调教出来的。除自己身教言传外，还厚礼聘请名师授诗书画，使这两个妙尼能写蝇头小楷，能画几笔淹洒的国画。另一尼庵的名尼印月，也以擅画山水画驰名。有一天，印月清兴一挥，画了一幅山水画，却不甚满意，顺手搓成一团，掷入字纸篓，小沙尼、扎裤尼等争相拾起，装潢成轴，拿到市上去卖，竟为好事者高价争购而去，一时传为佳话，有些名庵和名尼，还以棋艺驰名，每能挫败她们的施主，并以此来吸引嫖客，高其声价。

　　名尼与名妓相比，前者是“出家人”，自命清高；后者则是纳花捐、公开卖淫的。但这种差别是表面的。名尼是表面清高秘密卖淫，她们必须见客和接客。见客就是按来客付资的丰薄，或接一奔，酬一画，厚者酬以诗，薄者留一茶，谈笑片刻而去。接客则是由庵主订价，出卖尼姑的肉体，与妓女就没有差别了。

　　广州人把到尼姑庵嫖尼姑称为“开师姑厅”。庵主需索甚于鸨母，非有一掷千金的豪富，是不敢问津的。庵内有幽雅的禅堂，清静的庭院，用古铜宣炉，烧着东莞驰名的特产女儿香。当“知客”妙尼合掌说：“阿弥陀佛，请贵檀越进来！”于是珠帘一卷，香气袭人，有透脑迷魂之力；四壁装着壁灯，那灯光随时变幻，或怡红，或快绿，使客心意飘摇，难以自持；雕缕精工的桌几上，古琴横陈，曲格橱柜放着名贵古玩，书架上放满各种古籍图书，造成一种古朴清幽的气氛，遂令那些习见世俗、玩腻妓院的老爷贵介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来客有赘厚赘薄之别，妙尼接待亦有清装俗装之仪。清装就是一种超脱的打扮，夏则玄色丝罗，冬则玄色绉缎，露出雪色丝长裤，内美依稀；足登丝履，手持念珠，头戴尼冠。所谓俗装，就是仿照贵家少妇的时俗穿戴，打扮得丰容艳丽，明眸皓齿，点蜂唇，画蛾眉，化妆衣服分早、中、晚的应用，随来客的年龄、身份而异其趣，比诸妓院脂粉浓妆的名妓，确实更具魔力。她们谈吐脱俗，秋波含情，见客时每合掌道：“阿弥陀佛，难得高贵的檀越光临，使出家人的茅庵顿成净土了。”既而款坐献茶，如果来客是腰缠万贯的富人，她则大谈《大藏》经典的精要，点出《红楼梦》的“好了歌”：“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以消来客的守财思想。倘若来客是名士文人，她则大谈诗酒琴棋，多能援引古人应景合用。兴之所至，琴弹一曲，或手谈一抨，亦多妙着，常使来客为之倾倒，流连忘返。

　　尼姑庵主口中说法，座上参禅，却以佛门为妓院，以妙尼为摇钱树，榨取的利益惊人。首度接客巨资，其后的夜度资等，悉归庵主所有。而给妙尼的酬庸少得可怜，或者虽有若干，仍以代存为名握在庵主手中，以防私蓄多了，羽毛丰了，便会挟资还俗，去了庵主的财源。例如当时某庵颇有名气的妙尼眉傅，为庵主出卖色相，总计博得港币10　余万元，被其庵主代存于沙面汇丰银行，所得珠翠宝石满匣，亦由庵主代管。解放前夕，庵主竟囊括全部财物逃港。

　　流行妓院。

　　无论东西南北，到处为家，行踪不定，随地卖淫，这便是流行妓院。大抵是年华已老、春兴未阑的老妓，姘一龟奴，带两三名十四五岁善于弹唱的贫苦幼妓，到乡镇小市集上，以唱书为名，暗地里作卖淫生活。每到一地，即勾结在官人士、土豪劣绅之流作后台，无恶不作。此等妓女最为痛苦，稍不能遂老鸨之意，打骂冻饿接踵而来。若有嫖客因怜生爱，想援她跳出火坑，则老鸨必大索赎金，抬高身价，定教好事难成。又因此等妓院行踪不定，常用“放白鸽”骗术，诱使富贵人家娶妓为妾，不久即将家中金钱珠宝席卷一空，化作“白鸽”飞出。此等买卖，常常成为流行妓院的最大进项。

　　流行妓院中又有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名曰“跳板船”，也即是卖淫船。这个名儿是何取义，难以查考。其出没之地，当地居民都称之为“跳板船”。船的来源主要有二：一为湖广，一为苏州。船中妓女，也以苏扬一带居多。经常来此光顾的嫖客，多属“急色儿”一流人物，贪的是不分昼夜，随时可以满足其肉欲。故下层社会中人，趋之若骛。富家子弟，也常有被船上妓女所勾引的。此等船上，毫无卫生条件可言，船中妓女，十之八九梅毒染身。其所经之地，梅毒迅速传播。而地方当局因收了老鸨贿赂，公然包庇，任其卖淫，逗留不去，使社会遭受莫大祸害。

　　水上妓院。

　　广西梧州一带的卖淫业有个特色：妓女各有住船。与前面讲的“跳板船”不同，这里的妓船非常集中，由码头下河之处用大船连接成一条通路，妓船即靠在通路两旁，通宵灯火通明，往来非常方便，是名副其实的水上妓院。妓船分上下两层，上层如鸽笼，为住宿之所，下层似一客厅，有台椅陈设，以供嫖客“打茶围”之用。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数人，走到妓女住船客厅聊天，妓女略备瓜子、清茶招待，约一二十分钟，走时酌付茶资数角，又另有一批打茶围的客人到来。

　　打茶围之外，还有吃花酒。吃花酒的处所有两种，一种是水筏，下面用几条大船连起来，上面盖楼房，分上下两层，又分为若干厅房。另一处是紫洞艇。名虽为艇，其实是相当大的船。船头有拱檐，进去便是大厅，陈设华丽，可摆两三席酒，后面有房，可以摆鸦片烟。无论在筏上还是艇上摆酒，必然赌局杂陈，吞云吐雾。

　　吃花酒先由主人发请帖，邀一桌或二三桌客人，约定在某筏某厅或某厅宴会。黄昏以后，客人陆续到来，即分别开起赌局，有的叉麻将，有的玩扑克，有的推牌九，有的吸鸦片，旁边的妓女陪坐清唱。主人高兴时，便命开大锣鼓，闹到深夜方开酒席。每个客人至少叫一名妓女，坐在身旁陪酒，谓之叫局。爱闹阔的客人，一叫便是半打。妓女们应酒局，每晚不止一处，红牌妓女，每晚应酒局多至十处八处，每处必到三两次，略与客人周旋片刻即告假而去，少时又来。开宴时，代客人饮酒猜拳，或清唱一曲。客人将应付局钱，暗付妓女手中，妓即称谢而去。爱闹阔的客人，常照定例加倍付与局钱。妓女将照例应得的局钱交与鸨母，多余的留给自己。鸨母又将例得之钱应付花捐。通常请一台花酒，主人须花当时通用的毫银100　元左右。真是纸醉金迷，挥金如土，毁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半私明。

　　又称“半掩门”，广州一带高级妓寨之一种。顾名思义，其经营方式与大张旗鼓、挂明招牌的妓寨不同，而是半掩着门的。其陈设仿如住家，相当豪华。经营半私明的娼鸨多是退休的大户人家的妈姐。她们在嫖客面前，例认其所蓄妓女为亲生女，以示不同于普通妓寨的妓女。其实，半私明的妓女，来源亦如普通妓寨，多是向各处搜罗来的私生女婴，加以抚养和特殊培训而成。其中出落得较好的，则被送进学校，使她们受到适应上层社会嫖客需要的时髦教育，同时也利用她们在富家子弟的学生中活动；诱她们“回家”，以便娼鸨诈骗钱财。

　　半私明区别于普通妓院的一大特点是：不但为卖淫场所，也是各种荒淫活动的媒介。半私明的娼鸨不但自己蓄妓卖淫，还为那些在家庭内对性生活不满足的巨室妾腾作淫媒。当时，不少巨室妾媵常常偷偷地到半私明去，通过娼鸨的帮助寻求性刺激。半私明的娼鸨本身原为巨室的妈姐，与各巨室的妾媵本有联系，且各富室妾媵例有近身妈姐侍候，半私明的娼鸨更可以利用她们在富室妾媵身上下功夫，引诱她们到半私明去。这些活动当然要极端秘密。通常由近身妈姐把她们带到约定地点，与娼鸨碰头，再由娼鸨把她们带回半私明，与嫖客见面。在这种活动中，从嫖客身上索得的嫖价，娟鸨一般得七成，只将其余三成交与卖身者。这些富室妾媵也不会计较，因为其目的是寻求性满足，而不在金钱，甚至女方本身还得给娼鸨倒贴。对于这类活动，娼鸨负有绝对保密的义务，以免影响女方的声誉及其在家庭、社会的地位。她们向男嫖客介绍时，往往亦把巨室妾媵认作自己女儿。

　　罪恶的渊薮妓院不仅仅是卖淫者一方，和寻欢作乐的嫖客一方，以特殊方式进行交易的场所，而且是嫖客与嫖客进行政治、商业等交易的理想地点。既有嫖客在这里大把大把地花钱，又有嫖客在这里大把大把地捞钱——你看了下文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销金窝。

　　那些军阀、官僚、豪绅、巨贾刮足了民脂民膏，便如蝇逐臭，麇集于豪华的高级妓院，纵情声色，千金买笑，陶醉于温柔堕落之乡。这类妓院成了道道地地的“销金窝”。

　　就拿广州的花筵酒家来说吧，上等菜式每席约用百元毫银，中等菜式每席六七十元，三等菜式每席三四十元，而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一年工资也不过百元！那支庞大的嫖客饮宴队伍，每月均有10　次以上的花筵饮宴。那些豪阔的嫖客，动不动就是“打通天”，即开数席至数十席，同时开几个厅；“打全骰”，即把全体宾客叫来的陪酒妓女的开销都包下来，一次就是上千元！广州曾发生过这样两次“打通厅”大宴会的故事：第一次是由名妓之间的竞争引起的。当时色艺兼优、名噪一时的妓女，有花占红、安琪儿，其次是白玉梅。花、安二名妓裙下不二之臣，多是煊赫豪富人物。花占红极想用声势压倒安琪儿，独占花魁宝座。有个富有的“老契”赠她毫银数千元，支持她跟安琪儿争宝座。于是，花娘子即订定“咏春”作为举行大宴群芳的场所，打通全部饮厅，设筵几十席，对陈塘各妓院全院统请赴宴。一时群妓毕集，举杯哄饮，排场之大，前所未见。咏春门口挂着鲜花砌作的对联，上联为“花魁独占”，下联为“红压青楼”。花占红以为，造过这回声势，花坛首座非她莫属了。

　　第二次是前一次的继续。安琪儿看到花娘子的排场和用心后，不甘俯首称臣，便向其富有的温客细诉苦衷，恳求相助。温客果然慷慨解囊，赠与巨金，让她花销挽回体面。安娘子大喜，即同鸨母商量，要择一个黄道吉日，以安琪儿的名义，也在咏春打通全部饮厅，大排筵席。除向陈塘各妓院请来全部人马外，还邀市内在各大酒店活动而负盛名的野花流娼。援助安琪儿的温客也来赴宴，以壮声势。又托咏春经办，统购花地园圃全部米兰花及各色鲜花，缀成花串、花篮，将一部分悬挂于咏春显眼的地方，另一部分则布置于安琪儿所在妓院的附近，五步一花串，十步一花篮，溢彩流芳，香飘闾巷。安琪儿所在的妓院也粉刷一新，张灯结彩。这样，不但设筵席数、来宾人数比花占红占了先，而且在鲜花布置上，安滇儿更是棋高一着。同时，安滇儿挂出的鲜花缀制的对联，上联为“安得独占花魁”，下联为“琪儿红压青楼”。显然是针对花占红的联语而发的。花娘于自愧不如，悄然从陈塘离去。

　　如此一掷千金的“豪举”足以令人咋舌，而豪客们对于鸨母无厌的索求，对妓女私人的馈赠，所花的钱远甚于此呢。娼鸨们为了榨取更多的钱，一方面对这些豪富极力奉承、诱惑，一方面想尽办法，不使他们轻易地得偿所欲。在他们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以前，娼鸨们总是想出种种花样，如“出毛巾”、“探房”、“摆房”等，再在嫖客身上榨取一笔钱。所谓“出毛巾”，即嫖客与某妓公开“定情”，须由嫖客大排筵席，宴请宾客。此夕，为妓女“出毛巾”的嫖客多极尽奢华，炫耀自己的阔绰。宴会厅例须遍结鲜花，来宾所传之妓，开销亦由主人包下。开筵以后，主人钟情之妓，例以毛巾分赠宾客，另以一特别华美的毛巾，送给她的嫖客，表示对这个嫖客的钟情。继“出毛巾”之后，则须“探房”，其排场与“出毛巾”相仿，不同的是，这次宴请宾客，不在酒家而在妓女的“闺房”。“探房”以后，嫖客还须为妓女“摆房”，即将妓女“闺房”内的设备，以至帐褥全部购置一新，所有费用全由嫖客支付。当时，有个嫖客“摆房”，单是梳妆台上的一瓶香水就值150　元白银，用以供客人抹面的一条毛巾，每一条穗子上都挂有一枚金币。“摆房”以后，嫖客便算和这个妓女“定情”了。不少豪绅巨贾，就这样把一个妓女包下来，长达数年之久，被包妓女的一切日常开销，全由他们支付。娼鸨们常常背着嫖客，令同一个妓女，在同一时间接受几个嫖客“探房”，以骗取更多的钱财。

　　这样，一个嫖客究竟要在一个妓女身上花多少钱，才能“出毛巾”、“探房”，这就很难估计。这要看妓女的声价、老鸨的胃口以及嫖客的油水。但娼鸨们总是尽可能地使嫖客对妓女“可望而不可即”，使嫖客总是对她们有求必应。以致有不少嫖客，出入高等妓院六七年，还没见过那些名妓的“闺房”呢！

　　高级妓院的巨额收入，妓女所得极少，大部分落入娼鸨的腰包，而政府当局征收的“花捐”，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民国时期，各地娼妓业多从私营转到官办，娼妓也有“私娟”与“官娼”之分。不纳花捐、私自卖淫的娼妓叫“私娼”，“私娟”是不合法的，受到政府禁止的；按规定向政府交纳花捐、公开挂牌经营的娼妓叫“官娼”，这是受到政府准许的、合法的卖淫。“花捐”名目繁多，主要有。

　　（1）牌照费　每一妓女须领一张，牌照每年更换一次。

　　（2）局徽　即出局陪客饮酒作乐的许可证。

　　（3）宿徽　即陪客住宿的许可证。

　　（4）筵席　捐此项捐税向嫖客征收。

　　（5）销号手续费　妓女从良或停业，须销号，要纳一定数量的手续费。

　　这样，达官贵人们不仅可以任意蹂躏妇女，而且在鼓励卖淫中，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正因为如此，卖淫之风才屡禁不止。例如，1929　年方振武将军出任安徽省长，一度驻蚌埠。对蚌埠的卖淫业深恶痛绝，下令取消花捐税，限一月之内所有妓院一律关闭，一切明暗娟皆为非法。关押龟头，听任妓女改嫁从良。这样做在社会上反应良好。但好景不长，方振武因反蒋被撤职，取缔卖淫的法令也被取消。南京政府来了一位大员，对商会会长说：全国各地未见有禁娼之举，没有娼妓还算什么城市呢？你们拖欠了中央财政部的花捐税，要速速补齐，重新开娼营业。从此，卖淫押妓有了政府支持，反比过去更盛了。

　　淘金窟。

　　出入高级妓院的嫖客，不但在“销金窝”里纵情声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也利用这些地方探行情，搭路线，进行军事、政治的投机和黄金、棉纱、外币的抄买抄卖，以及包揽状词、讼案等罪恶活动。不少人既是来此“销金”，又是来此“淘金”的。安徽蚌埠有个华昌街一大巷，是妓女集中的地方。不少人在此搞得倾家荡产，但也有不少人在此取乐之余达成交易，或走通了升官发财的门路而成其“大业”的。要员们因此而把一大巷改名为“成业里”。

　　广州的花筵酒家专门设有名为“更衣室”的密室，实际上进入密室的嫖客决不是为了“更衣”，而是进行着备种肮脏的秘密勾当。此中黑幕大致如下：（1）买卖军火。

　　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增加收益，就要扩军备战，买入大批武器弹药。于是特派专人与沙面军火洋行华籍经理人联络。为了掩人耳目，避免敌方知晓，有失军机，就利用花筵饮宴，在密室商谈。关于货式货价、经办人的回扣和佣金以及货款交收等问题，往往要经过多次饮宴、密室谈判才能解决。

　　（2）卖官鬻爵。

　　反动统治时期，求官买爵之徒多如牛毛。广州等地每利用花筵联络，关于官职的讨价还价，经纪人的酬佣、贿款的交收等问题，常潜入密室商议。有个陈某某曾与人合伙贿求县长一席，以图上任后猎获更多的赃款，除扣还原本外，尚有大利。于是，既走内线馈赠官长的太太以奇禽异卉，争取旁敲侧击的助力，又借花筵联络代理人，同入密室讨价还价。后因索价过高，上任得利不多，只得罢手。广东旧高警厅的谢某某，对县法院一个芝麻绿豆官，也索贿500　大洋。曾任广东高院院长的叶某某，也在花筵密室中出卖官爵，大量“放盘”，此事竟被南京国民党中央所闻，将其撤职。

　　（3）欺诈行骗。

　　不少买空卖空、投机钻营之徒，常在花筵饮厅、高级妓院活动，摆出一副挥金如土的派头，骗取商界信任，从而大肆进行诈骗活动。广州大沙头的大寨，有个绰号“苏大阔”的阔少，恋着一个名叫新娇的名妓，在大寨饮了三年花酒，仍未到手。当时，新娇是广州大寨首屈一指的红妓，架子也不小。有一次，苏大阔屡传新娇，新娇故意迟迟不到，据说“正在钓鱼”。苏大阔很不快，遣人往问新娇的钓竿卖不卖？答复说：“非三千元不卖。”苏大阔立即如数把它买来。这件事立即轰动大寨。“出毛巾”之夜，苏大阔把整个大沙头的大寨饮厅全部包下来，扎花结彩，苏大阔的豪阔因此而名噪一时。后来他开设银号时，便有不少人惑于他的“声誉”，纷纷把款项存到他的银号里，其中许多人是西关一带的妈姐，她们经过多年劳动，才积蓄得五六百元，苏因此得到大笔资金。后来，苏大阔投机事业失手，被迫宣告破产，苏负债潜逃，一大批存款者受到损失。由此可见，一些人在妓院花天酒地，既是“散钱”，又是“骗钱”、“搵钱”的。

　　（4）行贿交贿。

　　行贿人与赃官的经纪人之间，也多利用妓院或花筵密室进行交付贿款、贿物。但双方都存在这样的惧怕心理，一方怕自己把事情办妥，而对方不付贿款；另一方则怕自己先交了贿款，而对方收贿后，又不把事情办妥。因为这种矛盾，便有人想出行贿交贿的诡诈之法，以解除双方的顾虑。就是先由行贿人，向熟识的银庄交给一定的毫银，兑取一张分为两截的、大面额的港币，银庄在收受优厚酬金后，即在帐册记上该港币的号码及两截凑齐向银庄兑取现金时必须说出的预定口信。不久，如有人按上述条件向银庄要求兑回现金时，银庄核对帐册记载一一相符，便收回两截港币，兑给现金。行贿人向银庄兑取一分为二的两截港币后，即以一截自存，以另一截交给收贿方收存，以示信约有据，并说明：待事情办妥后，再交付另一截。如受贿人凑齐两截，向某银庄提示并说出“口信”，即可兑取现款。此时，银庄就是仲裁人。行贿人想反贿赖帐，亦已无权制止银庄付款。若受贿人收存一截港币后，没有把事情办妥，或者做出与行贿人要求相反的结果，受贿方必须将收存的那一截港币交还讨方，并说明真实原因以释嫌怨。用这种互相制约、互相凭信的方法，使得各种行贿收贿的肮脏交易得以顺利进行。自然，达成上述协议，一般都是在高级妓院或花筵密室会谈的。

　　污水潭。

　　妓院，有如一只只藏污纳垢的臭水潭，形形色色的嫖客，每日每时地在这里制造着丑闻。

　　政客们，不顾往日职业上的尊严，在这里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们荒淫无耻的本相。在一些城市，某些省市高级官员经常呼朋唤友，麇集妓院，花天酒地，流连忘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他中下级官员包括机关秘书、科长之类，亦相习成风，不复视嫖妓为羞耻事，几乎以妓院为论政议事、联络款接之场所。民国初期的京城，官僚们嫖妓虽然还有点遮遮掩掩，但也时有丑闻传出。

　　北京椿树头条横胡同，有一座秘密卖淫窟。主人名陈七奶奶，年已30，其特别本领，不但自己卖淫，且能引诱良家妇女，替人撮合，因此政界诸巨公，无不趋之若鹜。到此处打麻将、吸鸦片、打围、住宿，既能避免声张，又得举动自由，故而车马如云，门庭若市。入夜，行人常闻车夫互相问答：“这是某部总长的车，你莫非是某厅家人吗？”岗警瞠目而视，不敢过问。在陈七奶奶处走动最勤者，有三位大员：显官田某、司法总长言某、农林总长车某。这三位大员，在本部衙门请病假是常事，而在陈七奶奶家却天天划到。有个良家女子魏大姑娘，年方20，为嫖客所诱，常在陈七奶奶处与嫖客秘密约会。那言总长一见倾心，便与陈七奶奶谋画，欲娶魏大姑娘为妾。此事被当时的检察长侦知，而这位检察长又与言总长素来不睦，便日夜乘隙，务欲当场捕获、使其声名扫地而后快。一日，侦知言总长将去陈宅，即命司法警察前往捕拿。岂知事有凑巧，言总长恰好因事阻隔，未能早到，而活该倒霉的车总长，竟做了姓言的替死鬼。司法警察把住前后门，鸣笛而入，男女30　多人，无一漏网。车总长免不得拿出一笔钱来，贿免了结。次日，仍旧若无其事地照常到部，岂知这条丑闻已赫然公诸报端，传遍京城，车总长所在的农林部众属员也当面质问，痛斥其非。有个水产司科员王勍，两次上书质问，大略云：总长私娼聚赌被拘贿免一案，道路宣传，凿凿可据。自《亚细亚报》首先揭载之后，事隔多日，该报既无更正文章，总长亦无起诉之举，而其他各报，仍是连篇累牍，言之甚详，可见此案已是千真万确的了。试想总长本是前清的一名亡国大夫，对于民国，未有尺寸之功，缺德少能，却猎取高位，理应努力报国，何以竟敢干犯刑罚，宿娼聚赌？报章揭发之后，尤复恬不知耻，贪恋禄位，企图侥幸逃遁。岂知报章之纠劾不能逃，社会之挞伐不能免。为总长计，赶快自劾罢职，闭门悔罪自新，否则众怒难犯，民国虽大，恐无总长立足之地了。车总长居然还装模作佯地拟就“控文”，向法院申诉。众属员益发不满，竟有人上书大总统，请求彻查此案。闹到结局，两总长均遭外调始罢。

　　一些文人也撕下了他们仁义道德的伪装，成了娼妓们的裙下不二之臣。

　　岭南有个画家某某，颇负时誉。曾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室的主任秘书，专替院长酬应亲友求书索画。他性嗜酒，终日酡颜醉态，人称“醉猫”。一次，某画家领队到陈塘花筵酒家夜宴，宴前对同寅说，今晚不召妓，无丝竹乱耳，莺燕劳形，浅酌清谭为乐。言罢，他自斟自饮，余客边赌边谈。“雀局”正酣之时，却见某画家离座，亲自书写花笺，交人发出。俄而筵开，众客举杯，此时一妙龄少女在老妪陪同下，步入饮厅，向某画家疾趋而来，微躬笑呼：“某老师！”某画家示意在他身旁坐下，并向众宾客介绍说：“她叫可儿，是鸨母收养的掌上明珠，为敝人教习书画的弟子，望各位另眼相看。”众客举杯欢迎，可儿亦举杯回敬。众客窃窃私议，一客道：“闷葫芦已揭开，他笺召的是自己徒儿。”一客道：“徒亦妓耳，老独风流而不与人同！”那画家却在对徒儿大献殷勤，对可儿说：“前几天，您要我写一幅观音像，现在带来了。”随呼“来人”，侍者即以画轴晋呈。可儿展示一观音大士盘坐于莲花之上，一手托着插有柳枝的小瓶，一手捏指作弹洒状，童子合掌仰视观音，赞道：“神态好极了，感谢老师！”某画家道，可惜还少题词，望大家推敲补上。可儿约略沉思，便念道：“为何遍洒柳枝水，广结人间雨露缘。”众客心里讥笑，这正是妓女淫荡行为的写照，嘴上却一个劲地称赞可儿的话是：肺腑之言，直率动人。某画家点头微笑，即题句于画上，可儿开颜，群客大乐。接着又轰然竞饮，某画家用巨筋，客用小杯，饮到高兴处，高诵：“但愿长醉不愿醒。”起立自斟满杯，一饮而尽，口角流涎，身躯摇晃，杯盘倾落，破碎有声。忽听崩然一响，原来是某画家因酒多腹鼓，裤带绷断，裤子脱落，所幸上衣较长，不致丑态毕露。众宾纷起，人影散乱，雏妓惊叫而去，余客大笑而散。某画家往日斯文，扫地以尽。

　　政客、文人尚且如此，等而下之者，军阀、豪商、劣绅、讼棍之流，更顾不得廉耻了。

　　正当他们陶醉于温柔之乡的时候，岂知他们自己的妻妾也为娼鸨所诱，干起了秘密卖淫的勾当？湖北省武汉市曾发生这样的丑闻：保免县知事携眷到省后，常偕二三同僚出入妓院，乐而忘返，经常数日不归。其妻侦悉他有外遇，始而苦劝不听，既而互相大打出手，从此那位知事足迹不入家门一步了。他们的邻居老太婆是个素操卖淫行业的老鸨，善于引诱良家妇女。她早就看中了这位知事夫人的姿容了，只是未得其隙。后来看到她与其夫闹翻了，便大逞其女张仪之口才，把知事夫人诱入卖淫窟中，另取妓名叫兰芳，暮往而朝归，不久便艳名大噪，一般富家子弟皆以争睹芳容为快。渐渐地，兰芳之名，传入其夫耳中，只是这位知事大人尚不知名妓兰芳就是自己的老婆。一日，知事在花船上为他的一位朋友设宴祝寿。红笺四出，广征名花。他久闻兰芳艳名，便以一纸相招。既至，却是他老婆，不由得惊讶万端，厉声喝道：“贱妇，你怎么到这地方来了？”兰芳急中生智，冲上前去就揪住她丈夫的衣领，左右开弓，两个耳括子，骂道：“你成天到晚沉溺勾栏，连老婆都不要了。我到处找你，才访得你在此间挟荡妇行乐。今天别无话说，惟有到公庭上去，问你个在官挟妓、弃置糟糠之罪！”知事听罢，汗下如雨。众宾客目瞪口呆，他们万没料到艳名远扬的兰芳竟是朋友的妻子。许久，方有人相劝，知事狼狈而逃。众人对兰芳道：“你也太恶作剧了！”兰芳冷冷地说：“我不先发制人，我就会被他抓住短处了。”言毕，徐徐入座，侑酒三巡，轻歌一曲，从容竟去。

　　害人坑。

　　妓院，不仅以其公开的和秘密的卖淫毒害着社会，而且它是传播花柳病的地方，严重地毒害着人们的身体。在“六○六”、“九一四”药剂发明之前，得了性病常常终身不治。民国初年，开始有检验妓女梅毒的规定，受毒最深的进行治疗，禁止其领“宿徽”，只准应酒局；中毒轻微的一面进行治疗，仍准领“宿徽”。但妓女多讳疾忌医，多方逃避检验，直至三期梅毒见了面，方被迫停业。

　　旧社会妓女患性病比例之高，令人震惊。解放初北京曾对1300　多名旧时妓女进行健康检查、性病检查，结果是性病患者占95％以上，有的兼有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有的满腿长了梅疮，走路都不正常。连未成年的领家养女，也多数患有性病。有个小女孩，七岁时被领家强奸，检查时发现她和大人一样患有严重淋病。

　　随着娼妓业的发展和花柳病的急剧扩散，外科医生应运而起，在许多大城市和小城镇，“花柳专科”、“专治杨梅恶毒”的招牌，触目皆是。报纸上也连篇累犊地登载治疗性病的广告。仅《申报》1931　年8　月28　日一天所登此类广告就有八条之多，兹摘抄于下。

　　1。沪江医院　白浊彻底疗法（诊例一元）。

　　2。江适存电疗医院　电浊。

　　3。上海卫生局免试医师　花柳专科、青春医院门诊（一元二角）。

　　4。永安医院　花柳。

　　5。淋浊医院　优待白浊，医务二元。

　　6。华侨医院　花柳科、电疗科。

　　7。京都天德堂专治　花柳毒门8。汪洋医院　花柳专科。

　　旧时妓院传播花柳病危害之严重，于此可见一斑。花花公子、酒色之徒染此恶疾，固属罪有应得，而一般无知青年被勾引迷惑而堕入陷阱中者，又不知凡几，岂不可叹！

　　“七十鸟”之毒。

　　七十鸟，旧时对鸨母的鄙称。钨母，又称鸨儿、老鸨，指开设妓院的女人，是娼妓业的真正主角。她们对妓女的虐待之毒，掠夺之狠，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见。

　　一个上了绞刑架的老鸨。

　　这里先说一个因虐待妓女致死而被处以绞刑的老鸨的故事。

　　1916　年，扬州有个30　多岁的女人叫杨二娘，来到安徽省毫县。毫县由于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涡河，经济显得繁荣，娼妓业也就发达。毫县北关有两条街，一名天棚街，一名磁器街，是当时毫县的花街柳巷，绝大多数住户都是妓馆。杨二娘初来就在磁器街妓馆当老妈，不久便和本街炸油馍的刘友结识姘居。她有两个女儿，一名“丫头”，一名“小狗子”。“丫头”长成后，很有姿色，二娘就叫她接客。于是二娘辞去老妈的职业，自开妓馆，她自己当了老鸨。“丫头”长得漂亮，颇能招揽嫖客。但因为“丫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二娘不想让其久操此业，就托情夫刘友，另买一个貌美的姑娘作为自己长久的摇钱树。刘友替她在外县买了一个女孩子，由于刘友只从长相着眼，为人是否机灵，能否适应妓女生活，则未加注意。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来自农村，生性朴实，不懂得卖笑调情那一套，跟在风月场中长大的“丫头”相比，未免相形见绌，登门的嫖客自然稀少。杨二娘大为恼怒，把生意清淡的罪过，全加在女孩子身上，朝夕施以毒打，把一个弱女打得遍体鳞伤。杨家请有一个教师叫黎少宣，教杨二娘的两个女儿唱二簧戏。黎少宣见杨二娘把女孩子折磨成呆子一般，就劝她道：“你要是不喜欢她，还不如把她转卖给河下三等窑子里，她也逃了活命，你也讨回本钱，不是更好吗？”杨二娘却不答应，恶狠狠地说：“我买的就是个肉货，打着玩的。”竟然把毒打这个女孩子，当作消遣。

　　当时妓院里还招待大烟，她又命女孩子学烧大烟，烧不好，就用烧热的烟签，扎这个女孩子的阴户。就这样，从春天买回这个女孩子，到严冬没有一天不打。一天夜晚，杨氏将女孩子的棉衣剥去，命她卧于地上，用木棍毒打，一下打在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昏了过去。杨氏又用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想把她激醒过来。可是这么冷的天，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女孩子，经冷水一浇，当即气绝身亡。杨二娘并不认为自己打死人犯了罪，好像只不过损坏了自己的一件东西一般，命她的佣人杜妈夫妇，乘夜用一领芦席卷起女尸，埋入柴家沟乱葬岗子。

　　次年春节，杨二娘被一个嫖客告发了。当时的县长名叫汪箎，本不打算过问此事。无奈当时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官府不给死者伸冤。汪不得已，才受理了这个案子，派人扒墓验尸。由于天气冷，尸首并未腐烂，等到把尸首取出，遍体用醋一洗，立时现出青紫累累，全身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好肉，阴户上有针穿伤痕40　余处。两旁观看的群众无不下泪，连验尸的医官也不住摇头。在确凿的罪证面前，杨二娘被关进死囚牢。当年6　月17　日，将其判绞刑处决。

　　像杨二娘这样被处以绞刑者并不多见，而像杨二娘这样惨无人道地迫害妓女的老鸨却到处都有。旧社会北京有四大妓院老板，人称“四大恶霸”，都是以买卖人口发了横财。其中之一叫黄树卿，是有名的“活阎王”，他的姘妇宛华清，外号“母老虎”，二人经营的是三等华清馆妓院，买了30　几名妓女。他们在家里私设刑室，备有皮鞭、火筷、火钩、通条、茶碗口粗的木棍、带钩丝的绳子等刑具，专门虐待可怜的妓女。30　多名妓女几乎全被黄树卿强奸过。她们吃的是长了毛的剩饭，吃饭时像审案子一样，把妓女拉来一个个问：“饭好吃不好吃？”“为什么不赚钱？”审完一个打一个，然后才让她们吃饭。妓女们接客少了要挨打，要从良更要挨打。白天“活阎王”打，晚上“母老虎”打，常常是棒子打断了再换皮鞭，直打得小便失禁。有个姓杨的妓女怀孕后被“母老虎”把胎打了，小产后马上逼她接客，她不肯，就被两个恶魔用烧红的火筷连烫带打，打得体无完肤。这个妓女患了严重的杨梅疮，领家不给治，却用烧红的通条去烫，烫后还逼她接客，不能接客就毒打。“母老虎”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还不如打死一只蚂蚁！”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被装进麻袋拉出去活埋，一路上，她还苦苦哀求：“妈，我还没死呢。。”在“活阎王”和“母老虎”的酷刑下，先后有张翼、小翠、田秀英等五六名妓女被折磨死去。黄、宛二人却发了横财，置了七处房产，买了大量金银首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像这类领家和老鸨，旧社会一直逍遥法外，解放后才受到应有的惩处。

　　接客这一关。

　　娼鸨对妓女的迫害首先表现在逼迫妓女接客上。

　　娼鸨买到妇女之后，迫使她们接客的最恶毒的方法，便是指使其豢养的“龟爪”（主要是在黑社会人物中找来的打手等），先把她们强奸，破坏了她们的贞操，摧毁她们的道德观念，以挫折她们的反抗意志。这种手段，是对这些被拐卖来的妓女的肉体的蹂躏，同时也是对她们的一种心理攻势。有的尚未接过客的妙龄妓女，总想择婿从良，脱离苦海。鸨母逼她接客，她便苦苦哀求暂缓，以便在花筵应酒局时物色对象。老鸨表面答应，实则心怀鬼胎，每于节日或其他适当时机，设家宴以款待众妓，乘机将择婿之妓灌醉，然后嗾使男龟爪以暴力破其贞洁，事后男龟爪领了鸨母的赏钱跑得无影无踪。那些被强奸的妓女酒醒之后，向鸨母哭诉，鸨母推得一干二净，臭骂男龟爪不绝于口。受害者痛心受辱失身，有的见保持贞洁、伺机从良之愿已灭，只得破罐子破摔，不再拒绝接客，这正中鸨母下怀。也有的愤恨而悬梁自尽，玉殒香消，如此致死者不知有多少！入夜，院内妓女憧憬吊颈死亡的惨状，疑心生暗鬼，惊呼迭起，胡说亡魂在阴暗角落徘徊泣诉。娼鸨为息事宁人，有时装模作样请几个僧道来念经，以超度亡魂，也为疗治自己的心病。

　　娼鸨逼迫妓女接客的另一种常用手段便是施用酷刑。所谓“打猫不打妓”的方法堪称她们的一大发明。那些不愿接客的妓女，如劝而不听，娼鸨及其助手便同时动作，乘妓女不知不防之时，突然将小狸猫放进妓女的裤内，迅捷地紧束她的裤脚，然后抽打狸猫，狸猫疼痛，便在妓女阴部乱蹦乱抓，妓女便有裂肤之痛。由于事前双手已被反缚，口中塞布，只能蹲下以抑制小猫抓跳。娼鸨遂再将妓女按倒，抽打其裤裆里的小猫，小猫益发抓跳不停。如是者再而又三，痛得妓女只能“呵呵”哭泣，上流泪，下流尿，惨不可言，直到妓女答应接客而后己。

　　有些高等妓院的娼鸨还用“转押”的方法逼使妓女接客。即托词借了某下等妓院的钱，将不愿接客的妓女转押过去，暂作抵债。并申言待筹到了款，即将妓赎回。这种下等妓院的龟婆龟爪凶神恶煞，不服从接客，即遭鞭答。嫖客亦粗蛮，稍不如意，便挨打骂。且日夜两市，接客频繁，被转押的妓女受了几个月的折磨，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原妓院的娼鸨假心假意派人前去探望，该妓此时像见到亲人一般，向来人哭诉苦情，渴望赎回原妓院，服从鸨母之意接客。来人见其已回心转意，当即将她赎回，带返原妓院。

　　最为惨无人道的一幕是逼迫雏妓接客。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常常跟成年妓女一样，在接客之前被龟爪强奸。北京市封闭妓院时验查，80％的小女孩被娼鸨的姘头或男领家强奸过。至于用酷刑逼迫，更是家常便饭。20　年代，上海一些报纸曾披露过一件鸨母虐待雏妓的奇案。鸨母王老太婆本扬州人，于上海郑家木桥以南的兰芳里开设一家花烟间（一种下等妓院）。一日，有蚁媒带来一名垂髫少女，谓因家贫父死，无以为殓。她的母亲不得已，愿以此女抵押200　元作丧葬费。王老太婆见其眉目端好，大可成为摇钱树，一再磋议，结果以100　元订了10　年的卖身契约。当晚，王老太婆即命少女倚门卖笑，恰好为某轮船水手看中，知其尚未“破爪”，愿出二十金，为少女“点大蜡烛”。王老太婆欣然应允。到了半夜，少女忽嘤嘤啜泣，王老太婆正要询问何故，即见水手匆匆披衣而出，怒道：“还我钱来！”王老太婆惊问缘由，水手厉声道：“此女未通人道，岂能接客！”王老太婆无奈，只得将二十大洋奉还。然而这笔巨金得而复失，心中未免懊丧。水手既去，王老太婆把少女叫入卧室，剥光她的衣裤，命她仰卧榻上，又叫两名龟爪按住少女两股，使她不能丝毫动弹。然后用一根大洋烛插入少女阴户，少女剧痛难忍，欲喊不许，欲哭不能，如是者半小时，直至血流盈席才停止。过了两天，创痛少愈，鸨母又以大洋烛折磨她，少女不堪其苦，乘间逃至公廨申诉，始将王老太婆拘捕讯办，此案得以披露。

　　在一些边远地区迫害雏妓之事也屡有所闻。黑龙江省巴彦县城有条“窑子胡同”，胡同东头有个姓张的开了一爿“三义茶社”，卖茶水兼开妓馆。一天，有个叫张中宾的庄稼人因还不起驴打滚的债，不得已挑着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到窑子胡同来卖。张老板将其中13　岁的大女儿买了去，取了个花名叫“小凤”，让她给顾客斟茶倒水。不料一个姓黄的大财主看中了小凤，一定要这个雏妓接客，包一个月出价200　元。张老板一看姓黄的出了大价钱，连小凤的身价都回来了，就满口答应下来，硬逼着小凤接待这个五六十岁的老家伙。小凤说啥也不肯，他们就动手将小凤的衣裳扒光，用皮带抽，香火头烧，折磨得半死不活时，将小凤抱进内屋，让姓黄的大泄兽欲，糟踏了这个13　岁的幼女。后来，小凤在这种践踏之下，20　多岁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巧取豪夺。

　　娼鸨的财源是妓女的接客。娼鸨经营的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催使妓女尽可能多地接客。

　　妓女接客有这样一些形式：开盘、拉铺、住局。开盘又叫“打茶围”，就是阔老阔少到妓院来，点名叫哪个妓女来侍候，供他们玩笑取乐。在侍候时，妓女要坐在嫖客的膝盖上，满脸堆笑地将瓜籽仁用舌尖送到嫖客的嘴里，还不许有唾沫星。开盘是论钟点收钱，瓜籽、茶水另算。拉铺是妓女白天陪嫖客睡觉，也是按钟点收钱，得随来随接，有的妓女一天要接四五个、七八个嫖客。住局是待开盘、拉铺营生干完之后，妓女晚上12　点又得接待住下的嫖客。在未住下之前，嫖客得请妓女吃夜宵，闹得到半夜1　点多钟才开始睡觉，一宿收费若干。次日晨8　点多钟，妓女梳洗打扮后，又重复昨天的营业。老鸨为了多嫌钱，不管妓女死活，常常是过了月经期三天，没等生理恢复正常就被逼接客，这样，妓女大都不能生育。妓女如接不到客或接客较少，轻则受到娼鸨鞭笞，重则受到龟爪毒打，常被打得体无完肤，周身瘀黑。有些妓女夜则接客，作娼鸨猎财的工具；白天拉不到铺者，则换上粗衣为娼鸨操杂役，当奴婢。由于妓女无休止的夜生活和性生活，严重摧残了身心健康，一个个都积劳成疾，面黄肌瘦，许多人在二三十岁就丧了性命。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日本军人是妓院常客。日军在无锡等市使用一种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并用各种手段提高“军票”价值，最贵时一元军票可以换中国三元的东西。军票价值增高，遂为一些无耻的中国人所追逐。他们看准日本军人好酒好色刁性，纷纷开设妓院、咖啡馆。用年轻的中国姑娘作号召，掏日本军人的口袋。当时无锡等市的妓院，嫖客全是日本人，一天到晚发出狗叫般的笑声，抱住中国妓女恣意调笑，拍着口袋，操着不三不四的洋泾浜：“姑娘，先生军票大大的有！”为了军票大大的有，中国娼鸨对日本军人特别欢迎，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军票值钱，另一原因是日本军人每晚必须归队，所以十之八九是在白天出外嫖妓。据娼鸨说，日本军人虚有其表，多数为“银样蜡枪头”，一个妓女一天接十个八个不成问题。为了装满娼鸨的口袋，妓女们不得不任凭日本军人的侮辱与蹂躏。

　　妓女接客所挣的钱，卖身女固然不留分文，“自混”的妓女收入似乎要多些，实际不然。她们挣的钱，娼鸨都要分成。妓女得到的只是少部分，除去给伙计、跟妈、大师傅、打更的。。以及用于瓜籽、茶叶等开支外，所剩无几。北京等地的妓院每年要唱3　次至6　次大鼓，每次3　天。事先请好客人捧场，花钱比平时多10　倍以上，这些钱全归娼鸨和领家。在这些天里，谁的客人越多越“光彩”，要是客人来得少或无人捧场，老板骂，伙计损，有时妓女被逼上吊。此外，老板还巧立名目来搜刮这些妓女手中仅剩的一点钱，什么痰桶费、香钱、黄花鱼钱、皮袄钱，不下20　多种。甚至征兵钱、劳军钱等，以及勾结官府、地痞流氓的花销，都要从妓女身上出。景况不好的妓女，开销不起，被逼得向老板借高利贷。借多了，还不起，最后只得将自己押给老板，走上卖身之路。

　　更为狠毒的是，娼鸨为了使妓女永远成为手中的摇钱树，设下重重圈套，阻碍妓女从良。圈套之一，是随意索取赎身价款，漫无定准。有些从小卖到窑子的姑娘，不管曾替老鸨赚了多少钱也不算数。倘有人赎她从良，除身价外，还得加这些年来的吃穿费用，一般人是赎不起的。赎得起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大财主，讨妓女去做小老婆，那也是活受罪，不比在妓院好多少。妓女们为了赎身，唯一的办法是把嫖客馈送给她们的钱财偷偷地积蓄起来。妓女称向嫖客索取馈赠为“斩白水”。但“斩白水”所得必须瞒着娼鸨秘藏起来，因为娼鸨经常搜查妓女的衣物甚至身体，如搜出妓女的私蓄，即予没收。也有些妓女瞒过娼鸨的眼睛，积有相当数目，然后得以赎身的。为了防止和减少这类情况发生，娼鸨们又有另一圈套，这就是引诱年轻妓女任意挥霍，特别是抽大烟。一旦抽上了瘾，就得向老鸨借钱买大烟。天长日久，债务越积越多，到死也还不清。有的妓女不抽大烟，老鸨就设法引诱她挥霍无度，使她在经济上入不敷出，结果仍是负债累累，难逃火坑，不得不顺从地为老鸨卖命。

　　妓女在年轻貌美时，娼鸨视为摇钱树；可是一旦人老珠黄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接客时，老鸨就会一脚踢开，转手卖给人贩子，有些妓女甚至被转手买卖多次，这些妓女的命运尤为悲惨。北京某妓院有个姓张的妓女，原是山西榆次人。她21　岁那年被人带到石家庄，卖给了开窑子的高家，从此开始了她被辗转贩卖的生涯。她在1950　年北京市斗争妓院领家老板会上作了这样的血泪控诉：“。。到高家的第二天，就逼我下店，我不去就用大棍子打我，打得我骨头都震坏了。领家妈说：‘不下店我活活打死你！瞧瞧这些人，哪一个敢说个不字！’我没法子跑出她的手掌心，就下了店。女的出门，男的奸我，被女的知道就毒打我，说我勾引她男人。要是不答应男的，男的就在女的面前使坏，叫我挨打。在她家混了二年，病都长满了，鱼口像紫茄子那么大，怎么疼都得留客。有一夜遇到一个坏老头子折腾了我一夜，一宵没闭眼，身上一点劲也没有了。天亮客走后，我刚一迷糊，领家妈拿着灸牲口的三棱针，把我的疙瘩灸开了四寸多长，我打了一个冷战，她顺手就拿洗衣板打我。。。后来又用硬纸在疮口里乱搅，把我折磨得快要死了，晚上还逼着我接客。后来病越来越厉害，伤口四寸长，翻着长不上，领家瞧我没多大用处，五百元把我卖给开窑子的杨家。当天姓杨的发现我全身是病，第二天原价又把我倒给北京开窑子的刘子辰。刘家男的一样凶，打我时先问：‘吃什么？吃麻花？还是吃面条？’（麻花是鞭子，面条是火筷子）我跟他混了半年，客人袁国藩花了一千四百元给我赎身，走时，刘把我全身的衣服全扒光了。世上那有好人呵！袁国藩并不是接我出去过日子，他把我卖给牛栏山一个老财作姨太太。老财家花了一笔钱当姑娘娶我，娶去当夜发现我是个‘坏人’，满身是病，一家人都来打我，耳光子、嘴巴、棍子、棒子什么都用。还骂我‘臭婊子！你混充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这儿没你这一号，快滚，我们不要你。’把我打得全身麻木，耳朵聋了，眼也肿了。我想来想去没活路，上了土山决心一头栽死，结果没有死，头脸全摔破，腰腿也摔坏了。等醒过来，人家还骂着：‘死活也得滚，快滚出去！’后来连同佣人一齐把我撵出大门。出来后，我走投无路，又找到了开窑子的刘子辰家。在刘家混了一年多，跟卖针的客人崔德禄从了良。他骗了我，他说：‘天生的窑姐货，什么都作不了，还下店吧！挣钱拿回来！’又把我送下窑子。”数年之内，被倒卖四五次，一次比一次更惨。这便是旧时妓女悲惨命运的缩影。

　　老鸨的“善心”。

　　在一些上等妓院中，野蛮地虐待妓女的行为似较少闻。这是不是说在这些妓院中，娼鸨的心地比较善良、对待妓女的态度比较文明呢？并不。在许多时候，只不过这些娼鸨的方法更加狡诈、用心更加诡谲而已。广州的陈塘妓院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妓女为鸨母接客牟利，生意兴隆，是一株出色的摇钱树。但该妓提出，要求早离妓院从良，并对鸨母言明：某温客现住某街某号，原也是富家子弟，现虽败落，但“烂船拆埋还有几斤钉”。他家有嫡室，女随客去，只能作外室，但随嫁妆奁颇丰。客已布置金屋就绪，正筹款为女脱籍。老鸨听罢，岂甘心摇钱树被人挖去。但又知该妓去意已决，强扭的瓜儿不甜，只好让她暂去，再用诡计治她。于是表示同意该妓脱籍，并愿削价以示优惠，且说：“难得有情郎，作外室又何妨！”妓女称谢而去。

　　随后，老鸨便命寮口嫂（在妓院打杂役的女工）按址前往当地明查暗访，寮口嫂通过“姑婆屋”（当时退休妈姐群居的寓所）的关系，与温客嫡室的近身妈姐拉上关系，且结为金兰姐妹。从晤谈中获悉，女主还没有生育子女，是个醋坛子，常对少爷发脾气，少爷却是个怕老婆的人，每每温顺承意。寮口嫂便将上述情况转告鸨母，鸨母喜形于色，忙说，你了解到的情况很有用处。不久，那温客向鸨母献了一大笔赎金，即携该妓离院。

　　转眼半年过去。有一天，老鸨与寮口嫂密谋道：过去是开花，现在是结果，如此这般地授与寮口嫂一条奸计。寮口嫂受命后，又找到那位与她义结金兰的近身妈姐谈道：“你家男主人讨了一个妓女做外室，现住在某街某号三楼快半年了，姐姐和你家女主人知道这件事吗？”近身妈为之愕然。寮口嫂又道：“你敢向女主人告发吗？”回答说：“有什么不敢！”寮口嫂说：“好，这样密告，女主人一定更相信你，还会给你厚赏呢。”又再三嘱咐：如果女主人直捣香巢，须马上向我报信，预防意外事故，近身妈姐点头会意，这才告别而回。

　　数日后，近身妈姐挂电话约寮口嫂会面。寮口嫂从妈姐口中得知，女主人知道少爷恋妓的事情后，河东狮子大吼，随即约集人马，会合警察，直捣香巢，将妓女的衣物、金饰、家具摆设，全部抄没，该妓只好缩坐一旁哀哀哭泣，女主人将所抄之物全部搬回家中，少爷也被禁锢在家，事在上午发生，须从速将妓女好好安置，以防她自寻短见。寮口嫂听罢，知道老鸨计谋已经生效，便赶忙跑到妓女的住所。该妓一见寮口嫂，好像孤儿见到慈母，抱着她边哭边诉，最后说：今遭浩劫，所有尽失，今后孤独一人无以为生，不如早日了却残生，得大解脱！寮口嫂乘机劝说：“傻丫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自寻短见。须知鸨母是爱你的，可以回妓院去，将息些时再图生计，你现在已是自由身，我为你说说，鸨母是不会不收留你的。”该妓迫于处境，只好点头同意。寮口嫂代她发给佣妇一点遣散费后，即一同离开原处，乘人力车回到妓院。

　　鸨母见到旧时堂前燕，今又回巢，不由得喜出望外，开颜款接，抚慰有加。姐妹们也纷来相询，悲欢离合，各有感慨。该妓遭变之后，顿感异常温暖。次日，寮口嫂又设法取回妓女被抄没的东西，安排在一间新辟的房子里，以作该妓栖息和接客之所。于是整个妓院皆大欢喜，交相称赞鸨母是个好妈妈。

　　而这位“好妈妈”的阴险奸诈的嘴脸，恐怕只有那位寮口嫂知道。

　　妓女的卖笑生涯。

　　妓女的卖笑生涯具有两重性，既有受娼鸨、领家虐待、迫害的一面，又有不择手段地骗取钱财、为害社会的一面。妓女作为被害者的命运，前一部分已作详介，这里侧重披露妓女是如何捞取钱财的。

　　卸任官被拘光雪花银妓女是娼鸨的摇钱树，嫖客则是妓女的财神爷。为了引诱有钱的嫖客上勾，妓女们千方百计，设下了多少圈套。山阴人陆某，久在潮州做官，积了万把块钱，即将整装离任，回归故里。颇为自得地对人说：“潮州船妓，向有盛名，来到此地的人，莫不把口袋掏光。但试问潮州诸妓，曾得我陆某一文钱吗？”有个妓女名叫容怜的，才色双绝，听了这番话，就秘密地请来陆某的仆人李升，对他说：“你若有能耐使你家主人到我船上来，我就以百金酬谢你。”李应诺而去。一日，陆方梳头，李忽长跪不起，陆惊问其故，答道：“小人侍候主人多年，今主人归去，小人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今有小小要求，望能恩准。”接着便把妓女容怜之言如实相告。陆大为诧异，心想容怜究竟打什么主意，竟肯以百金酬谢，不如姑且应允，以看个究竟。于是叫李升到容怜处约了日期。届时陆乘车至容怜处，恰好潮水方涨，船易摇动，陆刚踏上跳板，板一晃动，陆忽失足落水，正惶恐间，容怜华妆艳服，跃入水中，把陆救上船来，衣妆尽毁。陆某既惊异又感动，容怜又张罗着为陆某更换衣服，衣裤鞋袜袍褂无所不具，且称身得体。又命船上侍役温酒与陆暖腹驱寒。陆见容怜身上还是穿的湿衣，甚觉过意不去，便叫她赶快换衣。容怜道：“我们卑贱之人，不比君子千金贵体，请别挂念。”便陪陆饮酒数杯，始徐徐而去更衣。陆某见其媚态，不能无动于心，又感其厚遇，似难马上离去，于是下令置酒，席半辞行。禁不住容怜娇声挽留，遂宿于船上。是夜，容怜缱绻备至，陆某也不提回去的事了。从此饮食起居，悉在舟中。住了一月有余，竟乐不思蜀。一切费用，皆令舟中侍役到他寓所去取，多少不问。一日，会计呈给他一份帐单，上面列着酒资、舟资、夜度资、置备衣饰资，共计1　万余元，已付7000，尚缺三四千。陆某惊得瞠目结舌，而会计立于一旁待命。寻觅容怜，已不知去向。不得已回寓取钱，如数偿还。口袋告罄，狼狈归浙。

　　妙尼“佛法无边”。

　　妓女勾引嫖客的伎俩，各地多有不同，而广州有的尼姑庵尤为独特。尼庵应是清静所在，旧时中国绝大多数尼庵也的确是这样。但不用讳言，确有极少数淫妇荡妇混迹尼姑群中，使个别尼庵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为那些秘密卖淫的妙尼，引诱嫖客有一种独具的条件，就是趁做“功德”之机，勾通大户的佣妇保姆，询查大户的人事、经济状况，选择好引诱诈骗的对象。比如，丧家的主人是个家财富有，刚死了妻室或侍妾的好色之徒，或者这个丧户主人是个刚刚死了父亲而未婚的花花公子，那么，庵主就出谋定策，唆使女尼乘虚而入。在做功德的过程中，着意亲近，眉目传情；在功德结束之后，借故多来访候攀谈，嘘寒问暖。一当时机成熟，便约他来庵烧香礼佛，追荐亡人。若其惠然肯来，即成“瓮中之鳖”了。此时妙尼大展其“佛法无边”的诸般解数，可使怒目金刚化为低眉菩萨。于是乎放手施展“丁娘十索”，则珠宝、金饰、衣物之类，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妙尼的囊中了。

　　尼姑中败类勾引寡妇。

　　尼之诱人，不但诱男人，且诱女人。如丧户的主人，是个富有财产或私蓄的小孤孀，这就成了“师姑钩”的最好对象。在旧礼教统治的社会，文君新寡，生活是凄凉寂寞的，一般要对死夫守孝三年。此时尼姑最易乘虚而入，可以出卖自己的色相，与她契结金兰，搞同性恋。同时，尼姑对上了钩的寡妇，还可以听其言而察其欲，如了解到寡妇志在姘夫，尼姑就会为之撮合，以禅堂为织女会牛郎的场所。甚至串同流氓恶少，设陷阱于庵内，令寡妇“中伏失节”。事后，庵主和作奸的尼姑，既可向姘夫索取酬金，又可抓住寡妇的把柄，牵着她的鼻子走。在庵主及同性恋的尼姑挟持之下，一经入彀，何求不应？所以，有的年轻寡妇在庵主庵尼的引诱、摆布之下，不但私蓄丧尽，产业荡然，甚至身败名裂，到头来一死了之。留给后代的是：“痛心疾首，此恨绵绵！”民国初年广州市教育界闻入胡某，其母年轻守寡时，就曾误入尼姑庵的圈套，如春蚕自缚，无力解脱，到头来被“师姑钩”钧尽一切金饰、房产，而且声名狼藉。胡某深恶痛绝尼庵的黑暗，为了警戒后人，曾不顾忌讳，公开向世人现身说法，揭露了一些尼庵的黑幕。

　　在嫖客争风吃醋中坐收渔人之利。

　　引诱“财神”上钩，是为了掏光他们的口袋。在这方面，妓女们更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一个妓女若同时为几个嫖客所恋，且嫖客之间互相争风吃醋，她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上海小花园曾有一妓，花名荷云，姿色并不出众，但却媚态惑人，心机灵活。她的熟客谢某家时巨万，而其貌不扬，荷云垂涎其资财而恶其品貌。一日，当谢某来时，正房已有客在，谢某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暂往西厢，坐待正房客散，岂料正房客迟迟不行，等得谢某心烦意躁，而对荷云道：“正房客何人？”荷云道：“此人姓萧，来此仅两次。今日大少来迟，正房反为他们占去。我去与他商量，换一房间如何？”遂进入正房，片时返报道：“萧客说要‘碰和’（赌博），不肯相让，怎么办？”谢大声道：“他能碰和，我岂不能？请你再去问，他碰多少场，再来告诉我。”荷云又至正房，笑向萧说：“谢客问大少碰多少场，他要压倒你大少呢！”萧一听，气壮如牛地说：“我碰20　场，每场4副，事毕再饮两台酒，料他谢某不能与我平起平坐！”荷云道：“大少如此阔绰，谢客怎能比得上你。”于是又将这番言语告诉谢某，谢略思片刻，即道：“我今夜两酒两和，自后每晚都是这样，连续10　天。等他走后，我即占据正房，且看最后五分钟，究竟谁胜谁负。”荷云知道谢、萧两人都是大富，必须尽量敲足。当时，萧某之客已陆续齐集，先和后酒：谢某则先酒后和。及至萧席散去，谢碰和未及一半，而东方已经发白。荷云乘谢某悉心赌博之际，与萧同睡片时，随即起身到谢处应酬。谢等和局将毕，闻萧某已去，遂入正房，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如是每晚两酒两和，果然十日方了。合计二人因争风吃醋，花费1000　余元，尽入荷云腰包。

　　借“定情”大施“丁娘十索”手段。

　　妓女对付嫖客，常用两种方法：大凡不知其来历，而又为“急色儿”的，必先饱索其“缠头”，然后才以色身相示；倘深知嫖客家富资财，则先与其定情，然后大施“丁娘十索”的手段。因为情意既切，则予求予取，自然不在话下。倘遇到定情之后而又十分吝啬的嫖客，怎么办呢？妓女们也有办法。崇明某花布庄驻沪经理，好寻花问柳而又鄙吝。他眷恋一妓，为妙龄丽人。一酒一牌之后，妓即与他定情。谁知他定情之后，悭吝如故。凡遇妓院“烧路头”之类的花钱时节，皆避而不见，妓心甚恨，但不露声色，仍竭力献媚。经理大喜，常夸耀于人：“某妓与我亲密，在于爱情而不在乎金钱。”某日，妓自乘马车来到经理处，邀他同游张家花园。经理欣然从命，直玩到夕阳西下，双双同车而归。车至三马路某珠宝店前，妓命停车，对经理道：“我进去买几件金饰，你能否跟我一同到店里看看？”并申明自己口袋有钱。经理无法脱身，只得陪妓入店。妓女便向店员索观珠宝，择购若干件，拿来问经理：“这几件好不好？”经理含糊应答，计所购珠宝共值1200　余元。妓乃对经理耳语道：“我身边只带了200　元。想先把这些钱交付，带回珠宝，请您为我担保。我回去后就叫人到银行取款交还给您，决不迟误。”经理愕然道：“我与店中人素不相识，他们岂肯信我？”妓道：“请您帮我说说看。”经理无法，便偕同妓女去见店员。妓女不待经理开口，即掏出一叠钞票道：“这里200　元，你先收下。下余1000　元，有某大少担保，明天早晨送来。所购珠宝，能否让我先带回去？”店员目视经理，经理道：“倘蒙见信，我乐于为她担保。”店员道：“区区小帐，何不信之有，只是请留下尊寓地址。”妓女代答道：“他住十六铺某里。”店员道：“可否赐一便条，以便明晨持条前去取款？”经理面有难色。妓笑对经理道：“我回去后即将钱还你，你何妨写一纸条。”经理不得已而从之，写毕，又在妓女请求之下，将图章盖于钱数之上。于是偕妓返回。妓女回房间，即打开箱子，取出一银行存折递与经理道：“请您看看，存折上还有多少钱。”经理一看，所存4000　余元。妓唤娘姨去银行取钱。娘姨笑道：“现在已是7　点，银行早停止营业，明天早晨去取吧。”妓懊恼地对经理说：“今天不能付钱与您了，我早晨起得又迟，明晨店员到你那里取钱时，我恐怕还未起身，只得请您暂垫，明天中午我一定派人把钱送给您。”经理见她情状逼真，深信不疑。次日晨10　时，店员到他寓所取款，经理即如数付予。等到午后1　时，妓女犹未派人送钱来，心里焦急起来，自往妓院催款。妓已外出，婢仆说被征至某公馆，晚间始回。经理不得已而归，晚8　时复往，见妓女房间里有客碰和，乃入后室，妓好久才到，绝口不提付款一事。经理不耐烦，道：“钱我已代付了。”妓女应道：“很好。”止此而已。经理只得问道：“你的钱已取来了吗？”妓淡然道：“今天早上忘记了。”经理愕然道：“我为你代付的钱是挪用我哥哥的，须急还。”妓佛然道：“区区千元，你怕我还不起吗？”言罢，拂袖而去。经理懊丧而归。次日复往索债，妓不见。经理方知受骗，与妓断绝往来。令他不解的是，担保之时，店员何以见信？后来才打听到，店员实际上与妓女同谋。妓女所购珠宝及所付购金，彼此随即退还。经理所付千元，则由二人分成。

　　妓女“淴浴”。

　　妓女还有一种骗钱手段：“淴浴”。本来，上海人称洗澡为“淴浴”。

　　妓女遇富有嫖客，欲敲大注金钱，假意从良，求其赎身，一旦脱籍，却恣意妄为，任情挥霍，闹得主人翁无法管束，唯有挥之出门，她便重入勾栏，再张艳帜。此种行为，妓界也称为“淴浴”。民国时期京、津、沪等地报纸，一月之中常披露数起。浙江有个青年古某，人素忠厚，自幼为父母钟爱，家资富有。一年春天，路经上海，顺便一览沪上风光，寓于大新旅社。在一次朋友的宴会上，结识了安乐里妓女翠宝。那翠宝宛如浑身长了钩子，将古某紧紧勾住。随身所带500　余元，三五日统统花光。翠宝知其有财无识，大灌迷汤，啼笑杂作，誓托终身。古某为之神魂颠倒，果然与鸨母磋商，讲定以1700　金为赎身费。便急急回浙，告诉父母，谎称欲购钻石戒指一对，及红木家具数件，索洋2000　余元。父母素来对儿子有求必应，竟如数付予。于是又赶回上海，向妓院交讫。于西门赁屋一座，暂为藏娇之所。然后遣仆返家据实报告。堂上二老只此一子，且家资雄厚，花数千金买个小老婆，视为寻常之事，毫不谴责，并派两名仆人赴沪接其回家，全家对翠宝以礼相待，并无歧视。岂知她野性难驯，丑声渐播，古某对她严加训诫。翠宝知道难以立足，便伺机席卷细软珍宝而逃。古某这才知道，翠宝从良不过是一种“淴浴”手段罢了。

　　有些妓女负债过多，常择富有嫖客而嫁。待债务还清，便逃之夭夭，这也是一种“淴浴”。上海有个妓女叫陆品娥，貌美而性淫，且挥霍无度，常常入不敷出。某年年终，竟欠下数千元债务，心想非“淴浴”无法解脱。丹徒人赵某广有田产，旅居沪上，与品娥偶然相遇，贪其貌美，便经常到她那里报效纳贡。然而品娥待他冷漠得很。赵难以忍受，每以言语试探，品娥笑而不答，赵心益疑。一夕酒阑客散，赵伪装醉卧。品娥呼之不应，无可奈何。许久，赵才“醒”来，佯作惊讶道：“怎么醉成这样！”即起身欲去。品娥牵住他的衣角道：“半夜三更，往哪儿去？”赵乘势复睡，试为品娥宽衣解带，品娥也不拒绝。既而呜咽道：“侬遇人多哉，开头总是甜言蜜语，后来把侬抛弃。以前所以不允，就是怕这一条。今终于为君所污，不知日后是否把侬看作路人！”言毕，泣下沾衣。赵指天发誓，品娥这才转悲为喜。过了几天，品娥提出与赵订白首之盟。赵某涉足花丛10　几年，阅历颇深，知妓女谈钱不谈情，岂是容易上钩的？当下含糊其词地应付了几句。品娥见事不妙，乃想出一条妙计：秘密购得泻药若干，和在食物之中。赵食后，一夜腹泻20余次，卧床不能起。品娥急忙请医诊治，亲自煎药，尝过以后再给赵喝。又买来纸烛，在房中焚香祷告，愿减自己的寿命以换来赵的健康。一切生意，尽皆谢绝，朝夕厮守，顷刻不离。赵感激之情，无可言喻。不几天，病好了，婚约也定了。赵于哈同路赁西式小洋房一座，择吉迎娶，朝花夜月，乐不可支。谁料不过半月，赵府新娘，忽然失踪。报请捕房，四处侦缉，杳如黄鹤不返。赵某计损失万余金，徒呼奈何。

　　名妓“义赈”。

　　有些知名度较高的妓女，在妙龄逝去、门前冷落之后，仍可创造出种种骗钱手段，“智商”之高，令人惊叹！上海有个名妓叫陆文琴，曾以十年风月，倾动一时。后来色衰辍业，正苦干无事可为。适逢某省闹大水灾，文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创行一种彩票，名曰“义赈”。总额设十万票，每票一元，以一月为期，预定借张园摇球开彩，以示大公，得彩者愿以身相事。而把出售彩票所得款项，用于赈济灾民。她的宣言更为动听：愿为百万灾民，牺牲一己之身！彩票发行之后，不论何人，掷其一元资本，即有得彩之机遇，无论中彩者是浪子，是苦力，或是老者，文琴均以身作彩，断无不相随俱去之理。即使将来陷于贫苦地位，为灾民计，亦在所不辞！宣言中还列入这样一个条件：票资十万之中，文琴当提出三成，作为陪嫁之资。一时间，各日报广告栏内，莫不大登特登，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狂热，以未来富翁候补娇客自命者，比比皆是。不半月，彩票售出超过半数。此后，又因想望颜色者日众，于是又发行一种照片，每张三角，成打者减收三元，营业亦复兴隆。扰扰一月，开彩期到，陆文琴忽潜踪避去，沓无音讯。万千市民，方悔上当。

创建时间：20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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