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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

  1978年春天,耐人品味而又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目光,他复出之后,一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莫道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向禁锢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为解放思想扫清了道路;二是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呼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盛况空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汇聚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消融在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陈景润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陈景润一直在寻思:邓小平的话,几乎把他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北京余寒未尽,但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地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陈景润当然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声雷动,欣喜若狂的人们居然把北京城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象征“四人帮”的螃蟹也被一抢而空。陈景润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坦坦荡荡,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激烈曲折的斗争,拨乱反正之风首先在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揭开雄奇壮阔的一幕。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拾取阳光、雨露,也拾取了那飘逸怡人的春风、花絮。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这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的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陈景润举目看去,所有的人们都在纵情鼓掌,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欣喜。屋顶上那群星似的灯光,闪烁着令人激越的异彩。陈景润扪心自问,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着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记中,政治仿佛就是整人,他处处躲避,但总如福州故乡的一句俗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整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现在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期无端强加在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
  时间已经流逝了近20年,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依然感到暖意盈怀,它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它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陈景润觉得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和类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洗刷耻辱的:“‘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什么是白专?什么是又红又专?这是被“四人帮”搅成一团乱麻的问题。陈景润一直被无端地诬蔑为“白专典型”,有一段时间,甚至被剥夺了从事业务的权利,痛定思痛,感慨不已。最困难的时候,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他,给他撑了腰。对于这个问题,终于被邓小平解开了: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话音刚落,一片排山倒海似的掌声,顷刻便回荡在春天的爽朗笑声里。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淋漓,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朗。邓小平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凝聚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扫荡殆尽,拭目四望,碧空如洗,万木争荣。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的书面发言中所描绘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让我们张开手臂,去拥抱它吧!陈景润虽然没有郭沫若那样的诗情敏捷,但他的感受,同样是如此昂扬、振奋。
  面对着数千名意气风发的科学工作者,侃侃而谈的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为之激动了。中国是有希望的。他诚恳地嘱咐在科研部门做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要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把它列为党委的工作内容。说到这里,这位世纪伟人提高了嗓门,真诚地说: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这是呼唤科学春天的浩荡春风。
  这是光照神州大地的明媚阳光。
  这是催动百花盛开的一声惊雷。
  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千古绝唱。

  一个党的领袖,甘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这种襟怀品格,令所有人们都潸然泪下,陈景润的眼眶湿润了,他是很少流泪的,这一回,流泪了。
  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结束以后,他特地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景润幸运地被列在其中。
  一代伟人向他走来,微笑着,向陈景润伸出了那双扭转乾坤的手,千山肃立,万壑屏声。整个世界都注视这个极为难得的历史镜头。
  陈景润立即跨上一步,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邓小平的手。温暖、有力,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一握之中。
  他握住了巍巍昆仑,握住了浩浩长江,握住了雄风万里的长城!
  陈景润孩子似地笑着,邓小平亲切地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健康。并且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这是科学大会上最动人的一幕。应当感谢摄影师,把这一瞬化为了历史的永恒。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陈景润当天就把喜讯告诉了数学所的所有同事。这是陈景润最为幸福、激动的一天。

陈景润和徐迟

  徐迟走了,他走得太匆忙。
  一位作家在《为徐迟送行》一文中这样写道:
  别惊醒他,医生!
  他已入梦。
  他在世界上一直不停地走——一分钟以前,突然疲惫倒下了!
  他在梦中还在继续跋涉——
  他乘坐越野汽车,随同一些专家考察乌江流域,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他跨上了三峡悬索桥,在滚滚的激流上,把中堡岛搁在自己的心上,在那里留下深深的脚印;
  南海油田,也在等待他,太平洋上辉煌壮丽的落日在迎接他。
  他要赶路……
  我们深深为中国文坛失去徐迟而痛惜。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位激情洋溢想象奇伟的诗人,他为我们留下的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将永恒鲜活在不凋的史册里。
  徐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夕,出现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北京名人多,许多人第一次发现他,是在那光线不大充足的食堂里,一位前额颇高看去不乏壮实的陌生人,端着饭盒,正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徐迟耳朵不大好,带着助听器,脸上轮廓分明,眉毛颇浓,有点凹陷下去的眼睛,仿佛深藏着几许神秘。听说是来写陈景润,多数人反映平平,因为,关于陈景润的新闻,实在是太多了。也有个别人私下对徐迟讲,陈景润有什么好写的,老练的徐迟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徐迟在北京的朋友多,他把每天听到的消息、情况,告诉他的朋友,时常因而激动不已。现在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当时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已确定在这家权威刊物上发表,徐迟和周明交情甚厚,周明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仍然感慨不尽,他说道:“徐迟被陈景润征服了。说着说着,便妙语连珠,情不自已,我当时就预感到,徐迟奉送给读者的,将是一篇引起轰动效应的力作。”后来的事实比原来想象的更为精彩。
  了解陈景润难,采访陈景润也不容易。陈景润第一次见到徐迟这样的大作家,他有点拘谨,不知该谈什么。当时,拨乱反正还刚刚开始,“文革”的历史还没有恢复其本来的面目。陈景润最为内行的是数学,他谈着谈着,便忘记了徐迟是文人,不懂数学,居然搬出草稿纸,将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些基本原理,演算给徐迟看,一个个陌生的符号、公式,在这位诗人面前跳动。好一个徐迟,并不在意,他善于驰骋想象,“天山的雪莲”、“抽象思维的牡丹”、“飘逸的仙鹤”。“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一串串美丽动人的意象在眼前摇曳。陈景润和徐迟,一个在数学的抽象王国中拭目巡视,一个在文学的形象世界里纵情神游,两人相得益彰。
  有许多次,徐迟耐心地端坐在陈景润面前,细细地打量着这位数学奇人:清瘦,清癯,眉眼间洋溢着俊逸之气,戴上眼镜,显得更像一个书生。并非如传说中的那么怪,也不像人们议论中的那么迂和傻。他佩服陈景润的记忆力,谈起当年在英华中学就读,第一次听沈元教授讲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描绘得栩栩如生,毫不语塞,语言流畅,且不乏情感色彩。论起数学、数论,更是如兵家指点沙场,颇有撒豆成兵的奇妙。他的思维轨迹,依稀有神秘的电磁感应,错综复杂,但是只须一接通,便满目异彩纷呈,倘若搭错了,便上句连不了下句。陈景润是一首诗,清晰而朦胧,平凡而瑰丽。在诗坛跋涉数十年的徐迟,细心地揣摩着他心中的意象。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一时洛阳纸贵。当然,也有人指出美中不足,主要是某些细节。公正地评价,徐迟当时对陈景润的境遇的观察,是真实而细微的,特别是对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住房的描绘:“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这是完全真实的。不必讳言,为了表现陈景润痴迷科学,徐迟写陈景润撞到树上,反而说树怎么撞到了我,这种带有夸张的细节,的确是诗人的一种想象,或者,是采访中道听途说所致。陈景润在文章发表之前,没有看到全文,文章发表之后,他看到某些细节失真,惶恐不安,不知怎么办好。行如云鹤的徐迟,在文章发表以后,也没有和陈景润再联系。结果,陈景润只好保持沉默。然而,这些瑕疵,并不影响徐迟这篇如黄钟大吕般的杰作的功绩。从文学史来看,《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它将和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一样,永存史册。
  徐迟在数学所采访期间,给他帮助很大的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位来自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的党的基层干部,质朴而真挚,他一直关心爱护着陈景润,在陈景润病重直到去世,一直守在陈景润的身旁。他也是陈景润信任和要好的朋友,他为徐迟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陈景润的真实材料,使这位诗人得以比较全面了解这位数学奇才。
  《哥德巴赫猜想》凝聚了徐迟满腔的激情,他第一个向全国的读者报告了陈景润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论名题的史诗式的事迹,活灵活现地勾画了陈景润献身科学的形象,在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陈景润因而走到人民的心中,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楷模。“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亿万青年的心声,它产生的激励和鼓舞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徐迟是一个诗人,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洋溢着浩浩荡荡如江河横溢的诗情画意,堪称是雄奇壮阔的丰碑式的作品,或许是采访的时间过于仓促,徐迟在数学所仅一个多星期,或许,是诗人过分痴迷于想象的伟力,或许,是徐迟坚持他昔日的错误主张:报告文学在坚持基本事实属实的情况下,可以容许在细节上进行虚构,因此,在陈景润这一人物的定位上,徐迟的界定是:数学上是巨人,生活上是怪人。而实际的陈景润,数学上是巨人,其他方面都是孩子。人物定位上的某些失之偏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可苛求于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和怀念的徐迟的。
  陈景润和徐迟,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双璧。“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的情谊,将伴着《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风采,装点着祖国大踏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壮阔的风景线。

旋风的中心

  《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恰好借全国科学大会的浩荡春风,神州尽说陈景润,成为举国一大盛景。“陈景润旋风”,迅速扫尽“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诬蔑之词,中国的科学家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崭新姿态,出现在迅速崛起的中华大地上。
  旋风的中心却是平静的。荣誉、地位、名利,伴随着鲜花、掌声一起向他涌来的时候,陈景润表现出非凡的冷静。在这些世俗所瞩目的领域,他,恰似不谙世事的孩子,只有偶尔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繁花一样的特殊世界。
  每天,都有雪片一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飞来,多数是慰问信,其中,不乏姑娘的求爱信。不少好心人才发现,陈景润已经四十多岁了,应当有个家了。尤其是要好的同事、同学,更是希望盛名之下的陈景润,能够找个好伴侣,于是,极力劝说他考虑这一重要的人生问题。陈景润仍是按照老习惯,笑吟吟地给你鞠个躬,或者敬个礼,连声地说:“谢谢,谢谢!”然后转身就走。以至有个别人产生狐疑:这个陈景润,莫非是有什么生理障碍么?他并不当一回事。每天仍是出没在图书馆,或者,一头钻进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出于好奇的人们,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特地到数学所来看他,尤其是记者,更是络绎不绝,真亏了好心书记李尚杰,为了不至于过分干扰陈景润,能挡驾的他尽量挡了,有时,没有办法,只好让人们去看陈景润那间“刀把形”的房间。一架单人床,四片暖气片,靠墙一张小方桌,屋子里,最多的是草稿纸,如此而已。
  陈景润的全部心思,仍然扑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他要进一步完善(1+2)。外行人不甚清楚,一直猜测,陈景润为什么不用电子计算机,数论的研究,有些地方确实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有不少地方,却完全须靠人工的逻辑推理。这道世界难题,瑰丽无比之处,即在这里,它要求数学家充分展示思维的才智,去发现、探索数论天地的奇妙和神秘。陈景润的思维与众不同,越是出名,他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仿佛有无数的目光在注视他,那是焦虑的渴望,和殷殷期盼,那朝思暮想的数论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恰似珠穆朗玛峰巅,无限风光,时时都在呼唤他。他一直盼望能亲手攻克(1+1),完成几代数学家的宿愿。
  尽管,人们时时关注着他的健康,他已经多次住院治疗,身体较之于过去,已经好多了,但他仍是怕冷。9月,北京尚是金秋,有人还穿衬衫,他还是离不开那件褪了色的松松垮垮的蓝色面料的棉大衣。习惯难改,他仍是喜欢把双手套在袖筒里。戴着那顶有护耳的布棉帽。名人陈景润的气质、模样,和以前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那张总带着孩子气的脸,少了些忧郁,更多的是开朗。偶尔,人们也会发现陈景润一边走,一边看信,有时,会独自发出笑声,熟悉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问:
  “是姑娘的求爱信么?”
  陈景润那张有点苍白的脸,兀地红了,他还羞涩呢?
  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手上握着的恰好是张姑娘的照片。如花如月的陌生姑娘,正把最美的娇容,展示给陈景润。奇怪,陈景润就是不动心。
  他从不把这些姑娘的柔情依依的求爱信给其他人看,包括很要好的朋友。他感谢这些纯洁的姑娘的一片芳心,一片崇高的信任。他把这些信细心地封存起来,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陈景润的爱情大门紧紧地关着,是珍惜着那美丽的初恋,还是一腔思绪,全让那些数学公式、定理占领了,以至丘比特的神箭也无法射进这位数学家的神奇领地。
  今非昔比了,当年被人歧视、冷落的陈景润,已是荣誉等身,但每逢数学所、中科院评先进、评奖,他总是坐在一角,默不作声,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立即站起来,给你敬个礼,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就免了,免了——”说完,真诚地看大家一眼,目光里流露出恳求之情。他在荣誉面前,从来不去争,而且虔诚地让给其他人。
  当然陈景润有时也会开开玩笑,全国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这是自然科学最高的奖项,人们把我国数学界有特殊贡献的陈景润、王元、潘承洞,还有杨乐和张广厚都提上去了。陈景润笑着:“还有维诺格拉多夫!”引起了大家一片笑声。陈景润、王元、潘承洞获一等奖。杨乐、张广厚获二等奖。
  陈景润的研究员职称,是80年代评的。他始终没有把此事挂在心上。按照水平,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够研究员档次的。真应当感谢研究所的有关工作人员,在填表、申报、送审等许多关键性的环节,都给陈景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许多方面是代劳了。陈景润从心里感激他们。他仿佛有一种预感,时间对于他,实在是太珍贵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感受的:“要赶快做!”人们发现,他仍是那么匆忙,走路时,低着头,急急地赶路。他的生活仍是像以前一样简朴。几个馒头,一点咸菜,便可以了却一餐。有段时间,陈景润的亲戚以为他出名了,经济必定不错,偶尔,也会来信请求支援。
  当名人并非易事。各种应酬,往往应接不暇,能够推辞的,他尽量推辞,但有两方面的内容,陈景润是很乐意前往的,一是给北京的中小学生开讲座,他喜欢孩子的天真、纯洁,更寄希望于他们。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定应约。他的讲座是很认真的,既讲数学,也讲祖国对青少年的期望,别看他平时不善言辞,但一到孩子们中间,他就变得年轻活泼,说话也琅琅上口,难怪北京的不少学生和老师对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略有微词,认为陈景润一点也不怪,也不傻,说的话句句在理,原因便在这里。二是接受故乡、母校的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友会和校友活动,他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总是热情地前去参加。母校厦大不必说了。当年就读的英华中学邀请他去,他也欣然前往,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甚出名的三明一中,是陈景润念初中的地方,当时,陈景润才13岁。三明一中的校长上北京看他,陈景润热情接待,并且高兴地合影留念,给三明一中题写了“祝母校欣欣向荣”的题词。接到一些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约稿,他同样认真撰写稿件。他写的《回忆我的中学时代》一文,把他读初二的成绩都一一写出来了,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学习陈景润极为珍贵的史料:

  代 数 99  国  文 92  英 文 89
  几 何 83  化  学 88  历 史 83
  地 理 85  图  画 85  音 乐 85
  体 育 80  生理卫生 82  劳 作 75

  陈景润自己在文章中写道:“我能唱能跳,天真活泼,瞧,音乐85,体育80!”夙有姻缘,他的代数99分,尚在初二,已是初露头角了。
  盛名之下的陈景润,毫无名人派头。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攻关。他是一棵质朴无华的大树。

美国之行

  1979年1月,北京国际机场。
  正是严冬。树叶落尽了。挺拔伟岸的桦树,默默地酝酿着春天的抒情诗。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漫天一片柔和的洁白。
  候机室还是暖和的。值班的边防武警正在一丝不苟地检查出国人员的证件。
  “你,你是陈景润?”庄严的帽徽下,一双惊奇的眼睛细细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陌生旅客:他外面套着一件破旧的蓝色大衣,里面却是崭新的毕挺的西装;头上戴着护耳的旧棉帽,而脚下的皮鞋,却铮亮照人。如此这般打扮,实在太不和谐了。
  “对,我是陈景润。”陈景润脸上浮上谦恭的笑意,忙向边防武警解释。威严的军人笑了,礼貌地点了点头,放陈景润过关。
  陈景润应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沃尔夫博士的盛情邀请,首次出访美国。他从来都没穿过西装,这一回出国,经过领导说服,才穿上时髦高贵的礼服。他不会系领带,开始也不系,经同行人员的解释,才终于让人替他打上领带。数学所弄了一部老式吉普车送他上机场。同行的还有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夫妇和翻译朱世学同志。临出门前,天就飘雪了,他怕冷,于是,西装外面套了他那件宝贝棉衣,头上戴了那顶护耳棉帽,弄得颇为滑稽。他在穿着方面是向来不顾别人目光的,就是去美国出访也是如此。同行了解他,心想,反正还在国内,到了美国再给陈景润打扮吧,于是,就发生了前面那个戏剧性的细节。
  第一次走出国门,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振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这是第二次“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它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严肃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极有远见地作出基本结束全国范围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立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从此,中国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改革开放的华夏大地,开始全面地腾飞了。幸运的陈景润,正是乘涌动于全国的澎湃春潮,飞向美国的。
  多情的美国朋友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变化,他们狂放地伸出手臂,热情拥抱来自神秘东方的数学家们,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方面的杰出贡献,更是令他们赞叹不已。他们特地给陈景润安排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里面铺着灰色的地毯,简朴,大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大窗,一眼就可以看到一片绿漾漾的针叶林。
  普林斯顿当年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古战场。烽烟早已散尽。占地2.5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世界闻名的学术研究中心。聪明的山姆大叔,全球意识向来十分强烈,他们本国的科学家并不少,却还是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聘请世界各国著名的科学家到美国从事研究。因此,一批常住教授在这片风景优美的地方,正从事着神圣的工作。
  陈景润是应邀到这里来从事研究的,没有教学任务。然而,他的到来,仍是引起了不少轰动。美国的《纽约时报》很快刊登了陈景润到美国的消息,并登了一幅他的照片。普林斯顿大学立即邀请陈景润去做学术报告。
  一身西装,且纤尘不染,头发新理过了,淡淡地烫了烫,领带是同行的朱世学替他系上的,皮鞋也是新擦过的,第一次走上国际学术讲台的陈景润,容光焕发,潇洒动人。闻讯而来的学者、专家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是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后,驾车从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专程赶来的。陈景润苦学英语几十年,这一回派上了大用场,他用英语讲演,游刃有余,侃侃而谈。韵味绵长乡音未改,但那精深博识的内容,使所有的到会者如痴如醉。浪漫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人提早退场,他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崇高的敬意。
  演讲十分成功。陈景润在美国的工作,主要是从事研究。这里藏书极为丰富,世界各地的数学研究的资料、信息,更是让行家们为之倾倒,通晓英语的陈景润犹如进入神话中的“太阳岛”,发现遍地皆是珍奇,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留住,用于学习和研究。
  痴心不改。他很快就恢复到国内那种痴迷数学的境界。美国风光,诱惑着多少为之神往的人们,而到了美国的陈景润,什么地方都不去游玩,整天就是泡在书房、办公室、图书馆中。
  他的伙食很特别:牛奶煮面条再加上鸡蛋。简单,快捷,而又营养丰富。为的是节省宝贵的时间。开始,几个人曾商议一起做饭吃,陈景润怕麻烦别人,一个人单独做,单独吃,大家理解他,只好由他去。
  从驻地乘半个小时的车,就是超级市场,有班车前往。陈景润买了一大桶的牛奶,整箱面条,还有鸡蛋,几乎成天吃他的“陈氏传统饭”。
  人一忙,他就忘了仪表打扮了。西装是常穿的,但往往不系领带,他嫌系领带麻烦。皮鞋很久没擦了,他不擦,也不让别人轻易给他擦。随行的朱世学时时照顾他,他往往极礼貌地鞠个躬,说声:“谢谢老朱!谢谢老朱!”转身就走,生怕被老朱抓住整容。他懂得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那件破棉衣,却是从来不曾穿过;旧棉帽,也藏起来了。
  常有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外国专家慕名前来拜访,这些人被称为“终身教授”,有时也约陈景润出去散步,这是最为惬意的时刻。一般是在傍晚。夕阳西下,满地铺金。按老习惯,陈景润要听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一边和外国朋友散步、闲谈,一边听收音机,别有风味。陈景润懂礼节,也会去回访这些学者,送点画册之类的小礼物作为纪念。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自己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偶有闲暇,远在异国,陈景润也有莫名的思乡之情浮上心头。此时,同行人们才发现陈景润的心细之处。出国时,他把相册带出来了,一张照片,便是岁月瞬间的永恒。他一人独处,常细细地看那些照片,是想起那些铭刻心中的往事,还是思念在另一个半球的亲人和朋友呢?
  这是陈景润一生最为惬意的时节,在美国放牧闲暇,也放牧那念念不忘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1)的壮志。陈景润去美国,国内有人谣传,他不回来了。实际上,这位数学家是祖国忠诚的赤子。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了四个月之后,陈景润飞回北京。
  走时漫天飞雪,回来已是柳绿花红。中外记者闻讯到机场去采访回国的陈景润。身穿整齐西装的陈景润,满面笑容,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绯红,他向记者宣布:把在美国做研究工作所节省下来的7500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
  7500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凝聚着陈景润的一腔心血和满腹的艰辛,更凝聚着陈景润对祖国的赤子之情。记者们当时或许并不清楚,它是陈景润靠吃面条节省下来的呢!
  陈景润向来是认真的,回到数学所,他就把一本存折交给了领导。钱存在美国的花旗银行,活期,随时可以取用。他,把一颗赤诚之心交给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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