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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官卖官
现代国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儿也不含糊，可古代比较文雅，不这么叫，客气地叫作“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政府，就是个最大的卖主。
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按当时的行情，交钱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赀算四得为官，也就是说，皇家卖官打了折扣——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中国史料向来不屑于数字的精确，所以，一代名人司马相如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郎”之职，景帝给他打了几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居然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买官去当清官，可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甚高。
武帝后期，自由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一代明君，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在京城皇宫宫门外，公开贴榜，标价出售。《文献通考·选举八》载：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说，我真有点后悔，太便宜了。《资治通鉴·卷五八》载：巨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灵帝因“以有清名”而减价，让他出三百万钱升官。吴思给司马直算了一笔账：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俸禄每年两千石，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应该是二千万钱，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便宜透了，打折不足二成。问题是，三百万的钱相当于太守十九年的工资总和，不打折，则相当于太守一百二十八年的工资总和。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直二折的钱也拿不出来，请辞，上不准，司马直自杀！
到了清朝，赀选改称捐纳。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的李卫，就是康熙年间捐纳出身的。详情参见《清史稿·李卫传》。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300万两白银，子比父强，嘉庆时则达到400万两。
【二】买法卖狱
在中国办案，靠的似乎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比如他给你办案，向你吹的，不是他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辩才，而是他跟法官的交情。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把它总结为买法卖狱。如果不信，请看方苞的《狱中杂记》。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遂成《狱中杂记》之名篇。篇中说：犯人临刑前，有人会找你谈心。如果是凌迟处死，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如果是绞刑，可以一上架就断气，也可以绞上它个两三回。总之，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意思够了，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意思不够，叫你生不如死，死又不得好死。看了方苞的文章，你就会明白，武打影片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一句“哥们儿，来点痛快的”，竟然全是虚的。如果没有银子打点，你临死找痛快，没门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就是被缢了三次才死成的。维新人士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地走上了刑场，他却不知，他的家人为了他能全尸，费了多大的周折。谭受的是“斩刑”，斩刑也有诸多讲究，一刀下去，头滚老远，痛快是痛快了，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象。如果一刀下去砍不死，需要再补一刀两刀的，更不是个意思了。最高级的斩法是，一刀下去，头断皮连，人即咽气。后人再出钱找人，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与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问题是，要想得到如此斩法，需重重地下贿钱，否则刽子手不干！
一个社会，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整座大厦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小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试举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临上朝鲜作战前，领饷二十二万，老小子一点也不含糊，先往家里送了八万，嘿嘿，够黑的，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