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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王的南面之术可以概括为阳儒阴法，或者说外儒内法。也就是说，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所谓的法，乃是韩非子的法。
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韩非子也认为，人性是恶的，群臣皆有阳虎之心。每一个皇帝，再笨，也知道自己根本性的恐惧是什么，那就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龙墩！天下与龙墩，皇帝首先选择的当是龙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是什么？就是龙墩！这一点，签订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明白；不让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宋高宗明白；“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慈禧老太太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蒋光头也明白。正是由于大家都明白，所以，汉代即有以龙墩安危为核心的罪名：大不敬、矫诏、擅发兵、阿党妄上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终于完整地发展为“十恶不赦”。一句话，凡是对君权构成威胁的，损害皇权威严的，都是不赦之罪。
韩非子的法术，挠到了皇帝的最痒处。术是什么？韩非子有两个层次的答案。在《定法》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在《难三》中，韩非子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两层意思合二为一，术就是指帝王驾御群臣的秘密之术！
驾御群臣，首先要注意辨别忠奸，清除奸侫之臣。韩非子把奸臣的活动规律和惯用手法总结为“六微”和“八奸”。并且提醒帝王，举臣任事的标准，首先是看他是否忠诚，而且这忠诚是绝对的忠诚，没有是非标准的忠诚。韩非子说：“贤者之为人臣，北国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而待令而无是非也。”
正是由于受了法家的影响，英明的帝王们才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标准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我们先看看始皇是如何求忠的：始皇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表示不满。后来，始皇周围的人将情况告诉李斯，李斯立即减少车骑人数，始皇发现，知道有人泄密，审问在场人，无人承认，只得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的帝王都喜欢韩非子的法术，为什么表面上却遵从儒家呢？很简单，愚民嘛。特别是秦家二世而亡，血的教训告诉后来的窃国大盗们：要温情脉脉，要脉脉温情！所以，儒家就是窃国大盗们白天的外套，法家则是他们的睡衣！
岳飞之死，严格意义上来讲，在于不忠。高宗主和，岳飞主战，高宗想稳坐皇帝，岳飞却要迎回二圣，这不是跟君主对着干吗？而秦桧之所以能讨得高宗赵构的喜欢，恰是因了他的忠心。更何况法家云：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的人，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君主有时候专喜欢坏蛋，真是气人！
还有乾隆，那么英明，也狠抓反贪来着，难道就对和珅的贪污问题没有察觉？非也！原因还在于和珅虽贪，却是很忠的，又英俊，又聪明，绝无二心，一生都在想着法子哄主子高兴，这样的奴才皇帝不喜欢才是傻冒呢。乾隆自己也说：我也知道和珅坏，可是没了他，谁陪我玩儿呢？
后来，嘉庆治和珅，诸位可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新皇帝在反贪。根本原因：之一，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不是嘉庆的人；之二，黑吃黑，嘉庆继位时，国库空虚，内乱频频。所以，乾隆死后第五天，嘉庆就将和珅革职查办。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反贪，却是因为自己没钱闹的。
那么你会问：难道皇帝不反贪吗？难道皇帝真的不喜欢清官吗？非也，皇帝当然反贪，但是只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皇帝根本性的恐惧，除了臣有二心之外，还有就是百姓的造反之心。如果说百姓是妖魔的话，那么清官便是帝王供妖魔享用的牺牲与祭品。说得不客气点儿，清官是帝王放在百姓面前的冷猪头肉！所以，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有限度的，海瑞就是一个例子！嘉靖皇帝又要用海瑞做道德的幌子，同时又讨厌他的粗线条的二百五作风，无奈只好既不杀，又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嘉靖升天，新皇隆庆登基，对海瑞的安排却成了新朝的一个难题。按黄仁宇的分析，“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而现代社会，我们也时不时地能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
官员的薪水有数，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开销太大，想清廉是有很大的经济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