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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之下，传教士即使把上帝弄到中国来，中国百姓也会把它信得面目全非。以我的老家为例。我上大学后，邻居还在游说我加入他的基督教。为了吸引大家入教，他那游说词早中国化了：加入吧，加入了，有上帝保佑，就不会出现灾祸了。比如俺家铁蛋，钻桌子底下把我药老鼠的麻烫（油条）给吃了，铁蛋都翻白眼了，最后我一唱圣母玛丽亚，俺家铁蛋就醒过来了。还有，俺家虎妞走路不小心，掉到一个废井里，拉上来后，发现没伤着一点皮毛，不是上帝保佑是什么？还有，俺家铁蛋拉着牛尾巴玩，牛疯了，拉着他跑了老远，从井口上跳过去，俺家铁蛋也没事，还是上帝保佑着呢……我这邻居说的事绝对是真的，全村皆知，有人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少人认为，可能有关系。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在镇里做了阑尾炎，基督徒就找她娘游说去了，她娘一听，加入基督教就不用在医院输液了，省好多钱呢，就全家入了，把姑娘也拉了回来。十几天之后，姑娘发炎到无法治愈的地步，上那边找上帝去了，时年22岁。如果不是这件事，她当年就会嫁到我们村的。如果这些西方传教士知道中国乡下百姓就是这样信他们的上帝的，我不知道，他们那种传教的信念以及殉教的精神，会不会打折扣，更何况，中国史书一直把他们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现在，我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侵略的吧。
【一】明以前的宗教文化侵略
唐朝的时候，就有披着外衣的传教士混到了中国。贞观九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来到长安，唐太宗毕竟不是纯汉人血统，身上更多的是蛮人那种傻冒精神，不知道夷夏之大防，竟派名相房玄龄亲自带仪仗队到郊外迎接去了。不但待如嘉宾，还把人家请到宫里切磋教义，切磋的结果，傻小子特别下令准其在中国传教，是为景教——古代基督教的一支。
后来景教受到了佛教的攻击，更受到中国儒生的攻击——当然中国儒生也攻击佛教——认为景教逾过了华夷之线，景教教人不忠不孝。太宗的后人也越来越聪明，夷狄之身慢慢进化得有了华夏之心，华夷之别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开始抑制景教了。唐武宗时，下令禁教，景教在中国消亡。
元朝建立以后，景教再次传入，天主教也尾随而至，基督文化在元朝得到较大发展，这跟元朝统治者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忽必烈如下一段话：人类各阶级（翻译者的翻译问题吧，那时候忽必烈就使用阶级概念，太神了）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看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
从忽必烈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简直是个夷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至于他本人，也类似蔡元培倾心欧美自由一样，倾心于基督教。马可·波罗是如此评价忽必烈的信教精神的：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
估计是夷人眼里出美夷，夷人待见夷人，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大都友好对待基督教的传播，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包括财政方面的扶持，甚至有喜欢听教徒们唱赞美诗的呢。同样是夷人，后来的满洲就没这个爱好，估计是完全被汉化了的缘故。问题是元朝的寿命，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二次消亡。朱家一上任，不但不会准许基督教的发展，甚至连本土宗教也开始限制了。小朱皇上把道教首领张天师的称号降为张真人，认为他们不配称天称师；至于和尚尼姑，热烈欢迎他们还俗！如果不是佛教已经本土化中国化，小朱皇上可能把佛教也要赶跑的。这样一来，基督教再次消亡！
【二】明中叶以后的“宗教文化侵略”
明中叶以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再次把披着宗教皮的“狼外婆”引来。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狼外婆”是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东方巡视员！当他巡视到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只崇拜中国，为了影响日本的宗教情结，他决定到中国去。1552年8月，他来到广州外洋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川岛。沙勿略“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但是他没想到，中国无论如何也不放他进入。上川岛离广州30里地，但是大明政府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本土，违者处以极刑。自言“为了拯救中国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的沙勿略，用200块金币拉拢一个中国商人，中国商人答应带他进广州。中国商人一去不复返，沙勿略苦苦地在岛上等候，没想到，没等到中国船工，却等上了死神。年底，身染重病的沙勿略找上帝汇报工作去了，时年46岁。死亡的时刻，沙勿略可能是幸福的，因为他身边有一位刚入教的中国基督徒，也可能是悲哀的，因为他的福音被中国所拒绝！
1567年，西班牙耶稣会士J.B.李贝拉来到澳门，他比沙勿略幸运些，几次试图偷偷进入中国境内，但是没一次成功。神父一恼，说出了如下断语：福音只有用武力带入中国！
1577年，耶稣会新的东方巡视使上任，前来接替沙勿略未竟的事业，这位新神父，来自意大利，名叫范礼安。他准备换个方式进入中国，简单讲，就是用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要进入中国，首先的工具就是：学习汉语！在范礼安向中国学习的精神指导下，罗明坚等传教士在澳门住下来，学习汉语。时间长了，罗渐渐明白，所谓中国的方式，不仅仅是学习汉语，还有很多东西，他们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学完。但是他已懂得“在中国，送些礼，花一点银子，无论什么事情终究都办得到”。在这种花点钱就能办事的精神指导下，他们买通了总督大人家的门卫，买通了知府王泮，最后被准许在肇庆建堂。罗明坚似乎看到了天国的希望，兴奋得写信叫利玛窦快来，来的时候多带些自鸣钟之类的洋货，好给中国的官员们送礼！
官方得了钱，不吭声了，可中国的百姓没收着“脑白金”，当然不干，教堂建设过程中，就有百姓们往里不断地抛石子。神父们抓住了一个扔石子的孩子，百姓们就沸腾了：看看，他们果然是吃孩童的妖怪！
为了让百姓们接受宗教，利玛窦们开始宣传他们那半拉子科学知识。众所周知，传教士们的那些科学知识在欧洲早已落后许多，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却又先进许多。自鸣钟、三棱镜，吸引得市民们竞相观看，教堂顿时门庭若市。利玛窦在接待室的墙上，挂了张世界地图，但是他很快发现，中国百姓不喜欢把中国画到东方一角，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而中国应该居于地的正中央。没办法，利玛窦给中国人特制了一张：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正中央。中国百姓们高兴且满意。直到如今，中国版的世界地图还是这样子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