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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可为：“亚伟速录”造就中国白领新军
作者：陈 宏 段 存
即待开掘的“亚伟三桶金”
唐可为认为这个行业有“三桶金”可挖。第一桶金就是培训，市场有需要，就肯定要有掌握这项技能的人，这是一门需要培训的技术，肯定要有一个培训机构。这就是亚伟速录，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谁来培训、投资、管理，最后学成了谁推荐工作。现在中国的职业教育搞得并不是很好，这次人大代表也提出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的议案。职业培训在中国教育上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亚伟培训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又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做亚伟速录的职业培训，无疑会带来丰厚的利润。
第二桶金，就是速录机的销售。速录设备现在不是一个哪里都有的通用设备，比如说买计算机，带一个标准键盘，那不是我的专用键盘。你培训教会他之后，就要买这个设备。那基本上就是从哪培训就在哪里买，所以速录机的销售是很大一桶金。
第三桶金是速记服务。现在很多企业并没有速录师的编制，要请速录师开会。比如说电视台的字幕直播，网上的嘉宾聊天、记者的采访、各种各样的会议现场记录、作家口述等，那么就会有速录师为他们服务。推广这个业务，必须要有一两个具备演示能力的速录师，否则无法推广培训销售和服务例如：在香港一小时的速记服务费在1000港币，而我们现在一天的速记服务费才是1000-1200元/天。”
这三桶金就是亚伟速录所带来的市场机遇和产业链条。
“自由”的亚伟代理商联盟
亚伟速录的代理市场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最大的特点是自由，现在亚伟在全国的代理商有200多家，基本上都是按唐可为的思路做的。“我们叫做松散的代理联盟，就是商业战略合作伙伴，我们是平级的，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和所有的经销商都这么说，我们在物流上形成了隶属了一个总和分的关系，因为这个产品专利是我们的，其他不能去生产它。所以说我们是总，代理商是分。在其他方面我们一律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松散的代理联盟”具体表现在：第一，对代理商没有产品销售数量要求。唐可为说：“亚伟所有的经营行为，目的不是把你发展为仅仅销售亚伟中文速录机的代理商，我这个产品好，你就卖。即使产品不好，你也不要蒙骗别人。
第二，所有的服务费都是放开的。唐可为说：“亚伟速录对外服务的费用，作为总公司和行业协会，都不去做服务价格的指导。对我们最终客户得到最大的优惠，我们不能只考虑经销商的利益，我必须考虑客户的利益。”
他说：“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是这个法则，何必要违背这个法则呢？如果违背这个法则就会倒行逆施。”从一开始，亚伟速录市场就是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证明这是成功的，他说：“我们的代理模式证明很成功。如果代理商把我的机器买走了，堆在仓库里，牺牲的是谁的利益？牺牲的是代理商的利益。他们就会做得很难受、很辛苦。也就不会拿这个钱去做广告，因为他们已经把资金压在机器上了。”
亚伟时代的来临
唐可为说，在速录这个圈子里，我们想成为一种时代，就是亚伟时代。这个时代来了！对于中国品牌来说，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龙头，而对于速录行业来说，亚伟速录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这个品牌的开发，可以追溯到1934 年，甚至更早，当时，唐可为的父亲唐亚伟已经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这项发明在当时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中文速记之先河；1938年唐亚伟先生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并开始办学，推广速记；50 年代亚伟速记更发展为中国速记的高潮。而亚伟速录的高科技化则要到上世纪90年代，经过唐氏父子两年的潜心研制，1995 年，在荷兰举行的第 41 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各国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电脑速记机了，正是唐亚伟父子，使中文电脑速录梦想成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目前的速录市场全部采用的是亚伟中文速录机。唐可为对于品牌的建立有着自己的苦恼：“为什么现在亚伟开始做广告呢？原来宣传我们的时候往往是速记、计算机速记、速录、速录机等等，弄得比较混淆。我们在制定名词当中也考虑过这个因素，要为速录正名、规范统一。记者用各种词语报道，但唯一不能提的就是“亚伟”，一提“亚伟”似乎就带有了广告性质。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很多国家级媒体都播报过速录这项职业、速录这项服务、速录这项产业、速录这项投资。不管说速记、速录也罢，说培训说服务也罢，基本都是指亚伟。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口号‘您的秘书速录了吗’，但不久的将来，我会提成这样‘您的秘书亚伟了吗’，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速录这个词了。而到今天辞海里面还没有“速录”这个词。我希望记者不要回避“亚伟”。就像我们说计算机，不回避微软，说电器不回避索尼，说饮料不回避可口可乐一样。
通过十几年的推广，亚伟中文速录机已经得到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北京市速记协会的认可，亚伟就是中国速录的市场标志，是中国速录市场的发言人。同时也标志着亚伟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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