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晋商曾经的财富故事
作者：欣 朗
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南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大家熟知的乔家大院，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的人口丧失非常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在山西历史上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追击，消灭之。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那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就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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