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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晋商最后的风光

作者:佚名




  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即公元1880年9月11日,山西太谷县程家庄一户人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降生到了这个世界。此时,孩子的父亲正躺在鸦片馆里吞云吐雾,过着快活的神仙日子。
  这个刚刚诞生的男孩便是孔祥熙。其父孔繁慈是个贡生,后弃儒经商,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孔祥熙,谁也想象不到,27年之后,他竟然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国民政府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祥熙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少年时代,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堂学习。他在校学习勤奋,受教会宣传“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
  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
  孔祥熙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在日本横滨,孔祥熙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
  1926年春,孔祥熙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天离开美国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时运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人。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使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值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蒋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一路亨通。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到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等。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使买办的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
  抗战胜利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其子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
  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到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结束他充满传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