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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席氏：洞庭商帮之最
作者：佚名
洞庭东山，本是伸向太湖的一个狭长半岛，地形酷似地中海北岸的亚平宁半岛。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瓜果满园。秀丽的湖光山色，静谧的田园美景，是生产温柔旖旎故事的最佳工厂。据传，早在2000多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泛舟太湖，在此渔隐。
明清两代，洞庭东、西两山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和40位进士，还出个“风流才子”——唐伯虎。
不少文人墨客，都把这里作为他们抒发情感的精神家园，有一部小说叫《橘子红了》，写的就是这里，连大名鼎鼎的“武林高手”金庸，也把他笔下的旷世才女王语鄢安排在这里出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地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一个叫席正甫的东山商人改变了这一切，他造就了旧中国最著名的金融豪门，让雄心勃勃的洞庭商帮崛起于上海滩十里洋场，传统的文人气质中融入了一股现代的商业霸气。
上海在近代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最冒险的领域莫过于金融业。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直都是中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东京、香港均无法望其项背。从草根金融组织钱庄到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庞大的金融体系和细密的金融网络，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1946年，上海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43．5％。巨额资金在这里集散、吞吐，全国借贷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也以它为转移。
在当时，操纵金融王国的是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1874年至1949年的75年间，外资在上海先后开设了大小银行68家，其中执金融界牛耳的是英资汇丰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俄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资花旗银行6家，业界称之为“六国银行”。外资银行由于语言、币制以及商业习俗的隔阂，无法直接与中国商人沟通，于是就雇佣了大量买办，作为中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
前面提到过的洞庭东山席家，自席正甫开始，在外商银行作买办的，祖孙三代以及女婿在内共有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买办，成为势力最庞大的金融买办家族，也构成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艳丽篇章。
席家在明代就是东山商业望族，席端樊、席端攀兄弟“北走齐燕、南贩闽广”，长途贩运江南的梭布、荆襄的土靛，名闻京师、齐鲁、江淮，成为“货廛百、艘百、轺车百、僮奴千指”的“所进数千万缗”的富商。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江南纷乱，东山席氏迁居上海，从“人间天堂”来到“冒险家的乐园”。资本雄厚的席家即经营钱庄，转入金融领域。洞庭商人在上海设立的65家钱庄中，席家多有股份。席氏不但本身较为富足，而且其姻亲洞庭东山沈氏、王氏，木渎严氏，徽商胡氏，湖州许氏，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富商。从商业风险的规避来说，外资银行只有对缴得起数万到十数万两白银作保证金的人才放心雇佣为买办。也只有长期经营钱庄的商人，才能有广泛的市场网络和熟练的业务知识，满足外资银行的需要。
1853年，年仅19岁的席正甫为避战乱，偕兄缙云、弟缙华从东山到上海，起初是在钱庄当学徒，其后是搞经营，不久自己创办钱庄。因他们善于经营，钱庄生意日渐兴隆，连外商银行家都很佩服他们的才能。两年后，经时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的娘舅沈二园介绍，席正甫进汇丰银行任跑楼(副买办)。
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与清政府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比当时高得多的利息，借给清政府200万两10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
清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国库空虚，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慈禧同意后，派天津海关道孙竹堂到上海，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银子。银行大班麦克利要买办王槐山负责接洽。思想保守的王槐山从未经手过如此巨额贷款，认为风险太大，同时又不愿得罪朝廷，整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竟患了精神分裂症，只得向汇丰提出辞职，回老家余姚去了。
由于席正甫在业务上的出色表现，上海汇丰银行决定任命他为买办，接替王槐山的位置。席正甫能成为汇丰银行的买办，除了他具有卓越的经商本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当时的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洋人很早就明白，要在中国赚钱，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搞好。
席正甫刚上任，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跟随孙竹堂到了天津，代表汇丰银行同李鸿章签订了500万两银子的借款合同。指定以全国的盐税作为担保，银行收回利息，买办从中赚得回扣，这真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事情办妥后，清廷奖励有功人员，席被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成了“买办大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上万两银子的好处。
席正甫坐上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的宝座后，完全摒弃前任买办王槐山的保守做法，投放了六笔政治贷款。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大的战争赔款把清廷逼得走投无路，李鸿章又派人找到了席正甫，提出再次向汇丰借款160万金镑，席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清廷竟把汇丰银行作为钱袋子，国库一紧，马上派人找席正甫。从1877年到1895年的18年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投资给清廷的六笔巨额政治贷款，竟达610万金镑、1100万规银和438万银元。席也进一步得到清廷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袍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但席正甫做官仅仅是为了抬高身价，并未赴京就任实职，他借与清廷的关系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而汇丰银行通过席正甫的上下沟通，业务也蒸蒸日上，为此对他优厚有加。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在买办担保一事上与席正甫发生冲突，席正甫一气之下辞职，汇丰银行总行坚决不允，不仅专门来信挽留，还撤换了该名大班，使席正甫稳坐买办交椅长达30年之久。
另外，席氏还控制着钱庄。上海自开埠外商资本进入起，钱庄就逐步被外商银行所控制，钱庄的生杀大权，即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依靠外商银行的“拆票”。席正甫当上汇丰买办后，利用汇丰的影响和手中的权力，把汇丰银行逐步起到了外商银行和各钱庄之间“总清算”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控制了上海所有的钱庄。故当时上海有句口谚：“徽州帮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1904年，年届70岁的席正甫去世，其长子席立功接替父亲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清代末年，外商银行控制中国金融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的财政仍能起着相当的影响。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席立功又代表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
1924年席立功病故后，由于席氏父子半个世纪来为汇丰银行所作的贡献，汇丰买办的职务便形成了席氏子孙世袭的不成文规矩，于是席立功长子席鹿笙又出任汇丰银行第四任买办。这席鹿笙虽出身于买办世家，却不是个干事业的人，爱好声色犬马，常年寻花问柳。他无暇去处理银行业务，只挂个买办名义，坐分红利。三年后，席鹿笙因争风吃醋，被仇家暗杀于妓院。正应了古人“富不过三代”之说。
从1874年到1937年，席家垄断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64年。此外，席素贵的孙子席德懋还做过中央银行的局长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其弟席德炳做过中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做过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被席家介绍到上海做买办的亲戚，苏州木渎的严家淦后来还做了台湾的所谓“总统”。
银行买办的职责，一是负责货币的出纳和保管；二是负责金银、外汇的买进卖出；三是负责对钱庄和外商银行之间的票据的结算；四是负责对中国工商业者放款。外资银行一般都给买办以优厚的薪金和佣金。薪金是固定的，佣金则花样繁多，如买卖金银有佣金，买卖外汇有佣金，存放款有佣金，佣金的多少由经营业务的大小所决定，这些属买办的有形收入。
另外还有无形的收入叫吃盘，主要是买办在暗中搞的投机活动。例如买卖金银时，买进按高档，卖出按低档，在高低档差额中牟利，这叫赚行市。结算票据时，由于银行收息比市场挂牌低，钱庄收息照市价，结算时差额就全属买办所有，这叫赚拆息。而投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外资银行的资本进行金融或商品市场的投机，前者如证券、金银、外汇、地产等等，后者如花纱布、粮食或其他重要商品，关键是他们掌握了外汇的行市。因此买办的收入是无法估计的。席家到底积累了多少财产，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反正金融买办“倾刻间千金唾手可得”的暴富神话在上海滩到处流传。
今天，当人们走在上海衡山路上时，会看到一座欧式花园别墅，这栋建于1913年的花园洋房，就是当时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懋的私人住宅。香樟树与梧桐树掩映的幽静小路，通向这座神秘的宅第，路灯散发出橘黄的光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纸醉金迷的气息呼之欲出，华丽典雅的装饰中透着昔日席家无限的辉煌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