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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旗帜——陈嘉庚
作者：佚名
福建商人中，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的心里，永远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个人便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
清同治十二三年九月十二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做过“番客”。其父缨杞，大伯父缨节和二伯父缨酌也出过洋。
陈嘉庚出生于国难，长于国难。在他出世那年，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进犯与集美遥遥相望的台湾，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屈辱的《中日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在他11岁到12岁时，法国入侵福州，爆发马尾海战。
小时候陈嘉庚入读南轩私塾，17岁时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顺安”米店。陈嘉庚先生的经商才能在他南渡新加坡14年后才初露锋芒。父亲的米店停业后，陈嘉庚先生集资7000多元叻币，创办了“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管了同样是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两厂在三个月中就获利近4万元。陈嘉庚首先偿还了父亲的全部债务，获得良好信誉，从此以后事业顺利。
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最早引进橡胶并进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人称东南亚“橡胶大王”。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打破了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他还兼营菠萝罐头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木材厂等。
鼎盛时期，陈嘉庚先生开办的工厂就有30多家，商店100多家，垦植橡胶和菠萝园15000多英亩，雇佣职5232000多人，资产达1200多万叻币，约值黄金1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陈嘉庚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而且还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虽然身居异邦，但时刻心怀祖国，经商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清光绪十八年，陈嘉庚先生在回乡完婚时看到，那座他念过书的私塾已经关闭，小孩因无处读书成天在街上淘气惹事。怎么办?陈嘉庚决定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创办一所学校。他对妻子说：“咱自己的日子有吃有穿就行，孩子出世，有钱多花，无钱少花，还是用这钱办学校吧。”妻子被说服后，他又一家一家地劝说族人联合起来办学。
两年之后，由陈嘉庚先生出资200银元办起来的“惕斋学塾”，在他的家乡集美开馆了，这是他出资兴学的开始。从此以后，他出资办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民国三年三月，陈嘉庚先生创办了集美高初两所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民国八年，陈嘉庆先生开始筹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钱来办教育的，只有陈先生。”
陈嘉庚先生发誓要把厦大办成中国的“南方一强”。陈嘉庚为了节省开支，就自己购料雇工，自己设计建筑，很快建成了五座气势恢弘的学校大楼，他不惜巨资购置教学设备，请留学美国的林文庆博士担任校长，高薪聘请著名学者出任教授，1921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厦门大学是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诞生的。陈嘉庚主张，在厦门大学要贯彻科学、民主的精神，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鲁迅、蔡元培、黄炎培、马寅初和杜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在厦门大学作过讲演。
厦大开始时设师范部(文、理两科)和商学部。到民国二十五年，厦大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成为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民国二十六年陈嘉庚因企业破产，无法负担厦大经费，才请国民政府收为国立大学。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十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十三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二十四年，先后补助福建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
在侨居地，陈嘉庚先生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四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八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桥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陈嘉庚先生爱国光学，显示了舍己为公、坚韧不拔的精神。日本侵略势力为了打击陈嘉庚，曾利用国家力量，以金钱补助日本商人，令其贱价向新、马等地倾销橡胶产品，使陈嘉庚企业濒临破产，不得不接受债权人英国垄断财团的条件，把独资经营的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董事会不许陈嘉庚将资金投入教育。因此，陈嘉庚毅然决定企业收盘。他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
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风云变幻时代的陈嘉庚，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正义事业的一边。陈嘉庚对孙中山十分敬佩，于宣统二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积极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在祖国遭受日本侵略时，陈嘉庚先生不遗余力参与抗日救国活动。民国十二年，他创办了《南洋商报》，鼓励抵制日货。民国十七年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民国二十一年，在新加坡发动华桥筹款支持十九路军保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倡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主席；在报刊上发表“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并代表华侨界通电国民政府，抨击汪精卫的投降言论。华桥在抗战期间的经济支援，占了当时国民政府抗战军费的大部分。在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宣传组织下，3200多名司机、机工及许多医生、护士回国服务。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即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问团”回国考察，并访问了重庆和延安等地。这次考察访问使陈嘉庚先生的思想出现了飞跃的变化，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大转折。这次回国考察访问之后，陈嘉庚先生“如拨云雾而见晴天”。尤其是访问了延安之后，“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中华民族庆祝也”。陈嘉庚先生由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延安之行使陈嘉庚先生“喜尉莫可言喻”，他决定凭良心和人格说话，不等回到南洋，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请的一次会上，他便讲演了《西北的观感》，如实地介绍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陪都”，一个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讲话，使大后方的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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