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曹操与兖州之变谁是叛徒

作者:谌旭彬




  一、兖州之变
  
  兴平元年,兖州牧曹操第二次东征徐州。曹操大军继续了第一次东征的大胜之势,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下徐州五郡中的琅邪国和东海郡,兵锋直指徐州首府下邳。在曹军凌厉的攻势下,年迈的徐州牧陶谦准备放弃徐州,往南逃往自己的老家——扬州的丹杨郡了此余生。
  然而世事多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曹操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志得意满、大功垂成之际,从他的大后方兖州传来了消息: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张邈和陈官,“背叛”了自己,倒戈一击,把那头一直在关东四处游荡、没有立足之地的“饿狼”吕布引进了兖州。这场变故,史称“兖州之变”。
  失去兖州这个根据地,对曹操的打击,毫无疑问是致命的。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兖州之变的前因后果,历代史家似乎都深感迷惑,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不明白张邈、陈宫等人为什么要“背叛”曹操。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史家们为什么会迷惑不已。
  兖州之变的始作俑者据说是陈宫,是他第一个劝说张邈发动这次事变的。对于陈宫,现存的史料记载不多,鱼誊的《典略》里说他:“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联结。”后来他在白门楼毅然就死,确实够得上“刚直烈壮”这四字评语。死亡算得上对人的几种最彻底的考验之一,一个人不惧怕死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人厌世已深;再有就是这个人有着某种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强大到足以使他完全藐视死亡,传说中的烈士们总是属于后者。陈宫当然没有厌世的情绪。
  陈官和曹操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一提。初平三年,原兖州刺史刘岱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战死,正是这个陈宫主动向曹操提议,由自己出面去游说兖州各州郡官吏,让他们拥戴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获得兖州这块最初的根据地而成为一方诸侯,陈宫功不可没。
  兖州之变的领袖是张邈。张邈年轻的时候以为人侠义而闻名,“振穷救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很多士人愿意归附他。帝国的老牌名士郑泰评价他是“东平长者,坐不窥堂”。
  张邈和曹操的关系也不寻常。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的时候,曾嘱咐家人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就去投靠孟卓(张邈字孟卓)。”曹操后来平安归来,和张邈相见,二人“垂泣相对”,足见交情深厚的程度。
  兖州之变的另一个骨干成员是张邈之弟张超。
  现存史料中,我们见不到对张超这个人的直接评价。不过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并不一定非得从直接的材料入手,另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了解他有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敌人。狐朋身边多狗友,正人身边多君子。刘备是个英雄,和他为敌的曹操更是英雄;诸葛亮雄才大略,和他为敌的司马懿也不遑多让。
  张超早年做过广陵太守,在任期间,将郡中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自己的功曹臧洪。毫无疑问,臧洪在那个年代堪称士人们的道德典范。所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不惜笔墨,为他这么个小小的功曹大费篇章立传,对其推崇备至。所以,张超这个人的道德品行我们也是想像得到的。
  在兖州之变发生前,陈宫、张邈、张超,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品行都足以作为帝国的典范。这里面没有一个是那种“脑后有反骨”的卑劣小人。其他几个可知的参与事变的小人物,如许汜、王楷等也都在士大夫圈子里小有名气。
  正是这几个堪称君子的士人,主导了兖州之变。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传统史家们无法从几个“叛徒”的个人履历中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证据。“叛徒”们的历史根红苗正,毫无污点。
  既然找不到内因,史家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外因。所以《三国志·吕布传》附《张邈传》这样解释这次事变:
  袁绍刚刚当上关东同盟的盟主就得意忘形,“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备了袁绍。袁绍就此怀恨在心。后来袁绍让自己的小弟曹操(那个时候曹操确实是袁绍的小弟,这个说法没有贬低他)干掉张邈。曹操用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表示拒绝。但是张邈认为曹操毕竟是袁绍的小弟,终究有一天会替袁绍杀掉自己,所以仍然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后来吕布从袁绍那里逃出来,经过陈留的时候,张邈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临别,“把手共誓”。据说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情让和吕布有仇的袁绍又一次相当不高兴。这进一步增加了张邈的不安全感。适逢陈宫前来游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擦出了绚烂的火花。
  《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也与此大致相同。
  但是,这个解释无论怎么看都显得相当牵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政客,袁绍杀人的时候必然是理性的。张邈的身份是地方大员(陈留太守),在帝国士大夫中又享有很高的名望,除非是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性因素,否则袁绍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张邈责备过自己一次就对张邈心存杀机的。至于张邈和吕布交朋友,那就更碍不着他袁绍什么事情了。因为别人结交的朋友是他袁绍的仇人,所以就要把别人杀掉,那么这个世界上袁绍必须杀掉的人未免也太多了一点吧。更何况,张邈和袁绍也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同为当年的“奔走之友”这个士大夫团体(“奔走之友”包括袁绍、张邈、何颙、吴子卿、许劭、伍孚等人,这些人都是在帝国负有益名的士大夫)的成员,曹操也对袁绍说:“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亲友”二字,足见张邈和曹操、袁绍3人之间早年关系的亲密程度。
  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勉强认可张邈发动兖州之变的这条理由和动机,那么,其他人参与这个事情的理由和动机又何在呢?要知道,参与这次变故的,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几位,兖州之变实际上几乎等同于整个兖州士大夫的“倒戈”——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兖州诸城一呼百应,只有三城为曹操坚守中看出来。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显然也很不满意《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传统史书给出的解释,所以他在相关史料里面翻箱倒柜,试图得到一个更准确合理的说法。苍天不负有心人,还终于给他找到了这么一条:
  建安五年袁绍发布的《讨伐曹操檄文》中说: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谀,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据此,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如此解释兖州之变:
  前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曾经讥讽议论过曹操,曹操听说后就把他给杀了,同时还诛掉了他的妻子儿女。边让这个人素来有才气和名声,他的死让兖州的士大夫们都心生恐惧。陈宫性格刚直壮烈,私下里也自疑不安,于是和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共同谋划背叛了曹操。
  自司马光以后,边让之死和兖州之变的因果关系算是基本上确立下来了。这个说法广为流传。
  然而,让人惋惜的是:《后汉书》和《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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