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杜拉斯:在书中央

作者:张 念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杜拉斯展示的是过程,真实的生命过程。
  美艳的笑容,双目亮若星辰,宽边草帽上的玫瑰花永远在绽放,永远地芬芳。少女杜拉斯刚从印度回到巴黎,社交界就一片哗然。这位让人惊若天仙的女子,让全巴黎为之怦然心动。性感早熟的少女,像所有庸俗的故事那样,自然有富家子弟到场,始乱终弃。一个人在医院悄悄堕胎,一个人吞下青涩的苦果,然后,这个故事就和她无关了。接下来的照片,有母亲,有兄长,有丈夫,有情人,甚至在同一张照片上,杜拉斯和她的丈夫、情人在一起野餐。相爱有期,美丽无罪,杜拉斯说过,爱一个人就是对他有所欲求,无尽的欲求,欲望在哪里,爱就一直在哪里。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不爱了,不再欲求,身体的反应会告诉你。法兰西式的放纵,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男人造就了杜拉斯的爱情,杜拉斯的生活。
  她的过程,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世俗的细节,尽管我们知道,杜拉斯擅长把生活艺术化。非常的具体,作为母亲,作为妻子。战争来了,为了营救丈夫,竟和德国军官睡在一起。过后,她又在尸体堆里寻找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女人最朴素最本能的行为,杜拉斯把最平常和最奇异的生活完美地调和在一起,不可思议。她清楚,一种高尚的写作如果要像生活一样持久,必须先懂得生活,接受扑面而来的一切,命运的摧残或者宠爱。皱纹出现了,身段不再窈窕,容颜正被时光雕刻,变得粗糙斑驳,像浮雕,视觉效果被提升到另一个层面,美的标准脱离了感官,更加的精神化。镜像的变化很有层次感,文学女巫是没有年纪的。70岁那年,她写了《情人》,一双树皮般枯索的老妇人的手,写出了最丰盈最纯粹的激情杰作,龚古尔文学奖证明了她的不朽。同时,安德烈·扬,一个26岁的青年男子敲开了她的房门,传奇的造访让杜拉斯成为岁月不可战胜的真正的敌人。于是,出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样一组照片,俊美的法国男子和一个老巫婆——只有神话才允许的场景,他们相依相偎,一起看海景,泡吧,逛街购物。两个多疑、好嫉妒、经常吵闹的情人,一个摔门而去,一个没日没夜地寻找,然后又重归于好。杜拉斯说,她从来没有虚构,她全部的写作,全部的生活,哪怕是一个副词,都没有。所以她为我们提供了最美的艺术形式,最好的生活范本,她从来没有撒谎,人们真的爱她,名副其实地爱。
  怎么写,就怎么生活,这样,写作就没有机会去摧毁生活。杜拉斯一直忠实于她自己,她说:“我从未在它面前后退的东西,就是艳遇……我喜欢爱情,我喜欢爱。有那些书,我就得救了。”这个倔强而固执的女人,不知道妥协,面对世俗的壁垒,完全没有章法,也不顾及策略,她的勇气是蛮荒的原始人的勇气。真正的悲剧不是关于幸福的匮乏,而是被经验所复制,一种习惯的态度和观念。杜拉斯热爱的是孩子和疯子,能够像他们一样的自由,为自由而疯狂,这是她抗拒死亡的唯一方式。她说女人和孩子都应该回到森林,尤其是来自童年记忆的热带丛林,绽放奇花异草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有一张她少年时的照片,赤脚在河边玩耍,到河里游泳,捕捉鱼虾,那一年,她才12岁。就像一只羚羊对猎人的召唤,杜拉斯的写作和生活,就是对跋涉、对冒险、对消耗体力的盲目渴求。生活就是劫后余生,拒绝生活就是某种自戕行为,自戕是天真的,是精神的贫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迎上去,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杜拉斯这里,绝望也是快乐着的绝望,她始终相信虚妄就是无限,虚妄是这个平淡世界中美丽的字眼。所以,她是如此地热爱生活,执著于她的爱情,一次次地沉湎其中。哪怕没有图象,没有面孔,甚至没有具体的对象,爱情一直在那里,像时间一样漫长。
  拿到法学学士学位的杜拉斯,注定成不了律师,因为她不会撒谎,也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解。当灵魂的切片放到激情的聚光灯下的时候,我们发现生命不需要辩解,也经不起辩解。生命就是如泣如诉,为了防止人们昏睡,杜拉斯永不厌倦地歌咏疼痛,疼痛感同样传染了她的文字。那些抽搐的句子,病态的语法,跌跌撞撞地奔涌而来。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混乱,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我们贪图安逸的神经上。
  杜拉斯的小说里很少有细节,她把细节留给了生活。在《物质生活》一书中,我们发现的杜拉斯,喜欢烹饪,喜欢招来一大群朋友,坐在她的客厅聊天,而她自己却悄悄溜进厨房,为大家烧土豆汤去了。还有,在整理房间的杜拉斯、在仔细书写购物单的杜拉斯、在为儿子收拾课本玩具的杜拉斯。当然,她也很小气地精打细算,却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小气,她永远也算不清自己的版税,她一边诅咒出版社,一边还是把书稿乖乖地送过去,她必须这样,她说她首先得养活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爱上了一个说谎的男人,有王子般的气度,男人在酒吧里空等了她8个小时,后来男人死在旅馆,死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爱情是在被骤然击碎的一刹那才放射出光芒的。所有的形式都是粗俗的,只有从这种形式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激情才会出现。两次婚姻都失败了,杜拉斯是出了名的不忠的妻子,所有人的不忠都被高超的生活技巧所掩盖,惟有她的不忠,被天生的诚实所暴露,她永远也不会明白什么是权宜之计。她以自己的方式热爱自己,这种爱不是自私的爱,不是把自己收藏起来,她的身影,在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社会生活里都出现过。女权运动、二战、集中营、阿尔及利亚事件等等,是她思想的历程,也是她生活的历程。身为法国知识分子,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标举什么法兰西传统,什么阵营,什么主义,她只用自己的声音,依从自己的良知和思考说话。她居然说萨特这个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思想者是天真的,理由是萨特的思想和理论过于泛滥,没有个性,是老板的腔调,是男性的权力的声音,是反诗性的。从一种社会的实践效果来看,我们发现杜拉斯的论断是如此的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