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传统“乌托邦”
作者：曾纪鑫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事过境迁。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那么，康有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本期著名历史散文作家曾纪鑫先生最新力作《传统“乌托邦”》将为你深入剖析康有为的沉浮人生。
科场不顺，萌生寻求西学念头
据出身书香世家的康有为回忆自述，他4岁时“已有知识”；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那年，家族长辈课以属对，上联为“柳成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对以“鱼化龙”，对仗工整、意境奇绝、超然脱俗，担任教谕的伯父康达棻当即赞叹不已：“此子非池中物!”12岁时，在连州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赛上，他当场赋诗“二十韵”，惊得州吏连呼“神童”，特赠“漆砚盘盒数事”以资鼓励。
然而，被视为“神童”的康有为在科举道路上却历经坎坷，让那些对他寄予厚望的康氏家族长辈不禁大跌眼镜：他从14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屡次应试，屡次落选。最后还是凭借祖父在连州训导任上驾舟救灾、不幸殉职的荫庇，获了个荫监生的资格，才得以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而6次乡试，就有5次落第，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已是35岁的康有为，才以第八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莫非康有为的“神童”之誉，乃无端吹捧、浪得虚名?事实并非如此，梁启超说他“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论一事，片言而决”。一次，他曾相当自负地对众人言道：“少时读六朝文，皆能背诵。”接着又说，“少时喜欢读杜诗，至今仍能背诵全集。如诸君不信，请任提一句，我即可连接下句，不遗一字。”康有为的确有着过人的聪慧颖悟，攻读也十分刻苦，八股文功底相当扎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为制艺文，援笔辄成”，“但不好为之，不工也”。也就是说，他的心思并未完全专注于科举一途。
康有为的个人兴趣非常广泛，阅读也相当繁杂。除科考必读的儒家典籍外，他还系统地饱读了诸子百家、经史文学，就连当时最新出版的《瀛环志略》，也有过一番认真研读。
一次偶遇，康有为认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张是广东番禺人。通过张鼎华对三朝以来夷务交涉的介绍，康有为得以“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联想起以前在藏书楼读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籍，康有为不禁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计前往英人治理的香港见识一番。
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块属于中国人的“异土”，恍惚间似乎进入了一个不敢相信的梦幻世界：“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圃闹芳菲。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黄靴满目非。”英人统治仅30多年，原本荒凉的渔村般的弹丸之地，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亲眼目睹的震惊中，康有为对西方社会不禁有了全新认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大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制度。于是，康有为萌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
正是在西学的启迪下，康有为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香港的感性认识，以及阅读中所吸收的西方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比照、反观和审视中国，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实在是太陈腐、太落后了。在又一次对《海国图志》的潜心阅读中，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仿效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变法图强，旧中国才能找到繁荣强盛的成功之路。
博览群书及系统阅读，对康有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塑造并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能够高屋建瓴地进入社会，全赖一生所铸学问——以学问为根基，以学问为武器，以学问而救国。
上书受挫，讲学著书宣传变法
康有为介入社会、干预政治、实施抱负的最初途径，主要是上清书、开学堂、著新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利用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于12月10日大胆向光绪帝上书，这便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在这5000多字的上书中，康有为字斟句酌。话说轻了，无疑于隔靴搔痒；说重了，又有触犯“龙颜天威”之险。他向光绪分析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针对朝政弊端，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变成法”就是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变法兴治，“十年之内，富强可致”；“通下情”，是希望皇上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慎左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应该明辨忠佞，去奸臣，近忠良，以一身正气带动百姓，共同治理朝政。
在等级制度异常严格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布衣书生，康有为并无上书皇帝的资格，试图通过他人代递传呈，也没有成功。上书虽未呈达光绪之手，但其内容却感染、激励着无数书生百姓。一时间，《上清帝第一书》被人广为传抄，康有为的名气，也开始在京城慢慢“唱响”。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上达天听受挫，康有为回到故乡，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收徒讲学，传授新学，培养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拜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邀请下，先于广州闹市中心的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堂讲学，后因“来者日众，旧址不敷周旋”，校址先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再移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培植成栋梁之意。学堂所收学生，不论门第贵贱、年龄大小、学问高低，只要接受维新变法理论，皆可进入深造。招生方式别具一格，授课更是别开生面。康有为根据自己的求学问道经验，从变法的需要出发设置课程，以孔学、佛学、宋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谓上下古今兼顾、中西文理俱备。康有为每天都要给学生授课达四五个小时之久，所讲内容“以穷理创义为要旨……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此外，学生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万木草堂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据学生回忆，“是以康先生所藏书为基础，同学们家藏的书，则自由捐献”而成。学堂“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然后由康有为批示作答。学堂不分年级班次，也没有考试制度，“全在功课簿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应该说，万木草堂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引入西学为传授内容的新式私人学堂，也是第一个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学校。
康有为切人社会的方式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对上，呈书以打动皇帝，于下，通过培养一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和骨干力量，从而启迪、唤醒广大民众。“草堂徒侣，康门弟子，其全盘时，数以千计，盖遍于各省矣。”据统计，从1891年最初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