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诗人成了社会活动家，诗歌也就丢了

作者：李　舫

　　继“尴尬四散”的诗歌裸体事件后，又有一场诗歌集会。“我们要让诗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人，让全球话语下的中国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主办者的畅想，100余位诗人的名字赫然列在邀请名单上。
　　然而，事与愿违，预计100余位诗人参加的“庞大集会”，却因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人到会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口水化、垃圾运动、网络恶战、性丑闻、裸体拯救……一桩又一桩事件使诗歌成为舆论焦点；搞笑、装怪、暴露、自残、话语肉搏、挂牌乞讨……一个又一个娱乐化手段让诗人成为娱乐主角。
　　一次又一次，诗歌以闹剧的方式登台，以悲剧的方式收场。在这些亮相中，一些诗人成了社会活动家，诗歌创作成了行为艺术，诗歌朗诵成了广场狂欢，圣洁的殿堂变成了沉沦的废墟。
　　诗人梁小斌曾经以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深深地触动了从十年动乱的灾难和迷惘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在那个年代，诗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由苦难和伤痛引发的共鸣。
　　那一代人曾经用诗歌寻找钥匙，可现在，他们的诗歌丢了。
　　中国是诗歌大国，据全国各级诗词学会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100余万诗人。这支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每年却只有10余万首新诗歌问世，平均下来每年每10个人写一首诗。更令人困惑的是，20年来，如此“精耕细作”的诗歌在读者心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对诗歌的记忆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上。
　　诗歌从热到冷，人们不能不问：夜莺为什么不再歌唱?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断裂?
　　动摇来自一些诗人的内心——以放纵本能的生命为炫耀，以哗众取宠的表演为线索，以卑鄙堕落的体验为标榜，以沽名钓誉的邀宠为幸事，以占山头式的小圈子为流派，以埋葬传统、斩断归路的颠覆为向导，以“红肿处灿若云霞，溃烂处艳如桃花”式的孤芳自赏为情趣。谁能期待这样的“诗人”会有点燃心灵的创造?
　　动摇也来自人们的内心——在几千年的上下求索中，诗歌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将这种先锋文体界定为直面并超越现实的良方。作为最古老的文学样式，诗歌刻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轨迹。鲜血的洗礼，炮火的考验，生命的涅槃，岁月的砥砺，使人类的记忆淡漠如烟，然而那些碑碣铭文仍依稀可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遗憾的是，中国诗歌却没有与中国文化一同成长。有人问，中国还需要诗歌吗?这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荒谬的问题。
　　拯救的艰难不言自明。夜莺为什么不再歌唱?答案应该不止一个，大概是诗人的自渎和读者的阅读改变了诗歌的命运，夜莺喑哑的歌喉为我们昭示着诗歌黯淡的前景。当历史将这一页翻过，我们定会懊恼于诗歌那触目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