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作者：曾纪鑫
结识导师，茅塞顿开
提及梁启超，时人总是把他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康有为排列在前，并非他的光芒遮住了梁启超的丰采，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师生排序。“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显然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如若比较，自然是康有为光灼于先，梁启超闪烁其后。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的一大关键性转折。那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9月)八月的事情。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只有17岁，但他少年得志，11岁成为秀才，16岁考中举人。天资过人、聪明绝顶的他，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比昔日神童康有为还要神童的人物。他对当时学界推崇的训诂词章学又颇有研习，自以为装了满肚子学问，有意无意间，免不了流露出几分沾沾自喜的味道。就年龄而言，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其“职称”却要低他一个档次，只是一个相当于秀才资格的监生。就这监生的名份，也不是康有为自己考来，是受其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而获得，故被人称为荫监生。按照1000多年的科举习惯，梁启超应是康有为的“上级”。可想而知，身为举人、自命不凡的梁启超前去拜访一名“准秀才”，多多少少肯定会有那么一种枉驾屈尊、不以为然的派头。然而，两人初一见面，稍加交谈，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顿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只觉昔日所习，全是一些无用的旧学，一块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当天晚上，竟然通宵未眠。过去不知花费多少精力与心血才“颇有所知”的训诂、词章之学，根本不是什么学问，转瞬间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堆废而无用的垃圾，凭借与支撑轰然倒塌，自得与自喜也荡然无存，一时间，他心头迷惘不已，茫茫然无所皈依，又如何能够安然入睡?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谒见康有为，虚心请教“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于是，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像陈千秋(南海人，受业于康有为，精考据典章之学)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是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眩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
此后，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自“公车上书”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在维新派中崭露头角。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他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名鹊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英言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而且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100多道变法条令，也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流亡日本，办报言政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其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大多还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几乎完全隐映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25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日本，侥幸得脱。不久，康有为也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更加坚定了推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目标。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他们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华侨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人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逃亡反让梁启超眼界大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3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迅速跻身到西方列强行列。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日文译著、西学宝典，成为继康有为之后又一新的思想“酵母”，引导他开始一番新的探索与转型。于是，过去无数受阻的路径、未通的道理突然间变得豁然开朗起来，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巨变：由过去的古文经学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塑造新的国民，建设新的国家。
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梁启超就在华人华侨的支持下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此外，梁启超还连续创作了《爱国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并在《清议报》上发表，他不仅开创了短评、时评等新闻写作体裁，而且其创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有名词也一直沿用至今。《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很快达4000多份，遍及世界各地。1901年12月22日，就在《清议报》出满100期的第二天，报馆不幸毁于一场大火。一个半月后，梁启超又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几乎同时，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此后他还创办过《政论》、《国风报》等报刊。
从早期的《时务报》到后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不仅是创办人，而且还是报刊的主笔。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时局的发展，梁启超所办报刊越来越好，文章更具影响力。对此，著名诗人、文学家黄遵宪热情洋溢地赞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令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寤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又说梁启超“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唯公是赖”。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8月停刊，历时5年半之久，是梁启超一生创办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本，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而由他亲笔撰写，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更使得20世纪初几乎所有青年学子为之倾倒折服，“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作为“天纵之文豪”，当时中国舆论界的“骄子”与“执牛耳者”，梁启超“一言”胜过10万支毛瑟枪的威力。此说虽不无夸张，但也道出了梁启超的确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他的文章，常含有饱满的情感、流畅的行文、新颖的观点、丰富的知识、雄奇的辩论、严谨的逻辑、深刻的述评，令读者痴迷不已：“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唯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邹韬奋、王芸生等人，无一不受过梁启超文章的洗礼与思想的启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开启了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