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文人的舌头

作者：张　鸣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且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享受荣华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为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屁。拍马屁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三是“忽悠”。也就是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会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给杀了。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见风使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还要整人家，人家不想点儿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而被活生生下了割舌地狱的，就不知有多少。但是，不汲取教训的。仍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相对于坐在龙椅上的夫子而言)。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孔融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也一并提前去见其老祖宗了。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胡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这块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命。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寨，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放，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喀嚓!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