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从“诽谤”到“腹诽”的荒唐演变

作者：孙家洲

　　我国向来有惩治言论的传统，历史上因“腹诽”获罪的人亦不在少数。究竟“腹诽”之罪是何时产生的?它与“诽谤”有何联系，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我国古代专制政体之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处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于对社稷大计的考虑，对君主的过失给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
　　从秦朝开始出现的“诽谤”罪名，是典型的言论罪。它是维护思想专制的利器，也是冤狱丛生的渊薮。而“诽谤”之罪，特指对于君主的批评，至于这些批评是善意的进谏，还是恶意的诽谤，判断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汉初的思想家就把“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汉书-贾谊传》)，作为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既然为国家筹划长远大计的人，敢于对朝廷决策失误挺身进谏的人，均被裁定为“诽谤”，智者就只好三缄其口，坐视国家覆亡了。
　　汉文帝明令废止“诽谤”法，这与“去肉刑”一道，成为汉文帝施行仁政的主要标志。但到汉武帝时期，“诽谤”之法不仅得以复活，而且较之秦始皇时代更为变本加厉，其标志就是“腹诽”之罪的出现。
　　“腹诽”(也作“腹非”、“腹议”)，意为在肚腹之中“诽谤”皇帝，尽管批评性的话语尚未出口，统治者仅凭自己的臆断，就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这一立法比“诽谤”更为严苛，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是其最根本的弊端。
　　汉武帝时代，与“腹诽”罪相关的大案是名臣窦婴、颜异被其所杀。魏其侯窦婴以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和正直而名动朝野，后来在与武安侯田蚧相争之时，田蚧加给窦婴的罪名就是：“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印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汉书·窦婴传》)“腹诽而心谤”，是严重的政治犯罪，最终导致窦婴被杀。
　　各朝立法，不见有“腹诽”的具体罪名，但是，历代统治者借此杀人的不在少数。
　　南朝萧齐时期的大臣谢超宗，是大文学家谢灵运的孙子，史称“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常常愤世嫉俗，口出怨望之言。后来，齐武帝恼怒谢超宗的轻慢无礼，决意除掉这个恃才傲物的人，指使他人弹劾谢超宗，其中就有这样的罪状：“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南齐书·谢超宗传》)因“腹诽口谤”在当时是杀头之罪，所以富有才气灵性的谢超宗也因此被免官、禁锢，最后在流放途中被赐死。
　　纵观历史，在政治开明的时候，真正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鼓励臣民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借以用作施政的镜鉴。春秋乱世之中的郑国执政子产，以“不毁乡校”而名垂青史；唐太宗以“导人使言”的雅量，开创著名的贞观盛世。与之形成对照“诽谤”、“腹诽”之类罪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群臣不敢直言进谏的思想压力，导致上下悬隔的局面。以禁锢思想、控制舆论，作为治国之道，表面上似乎是铁腕统治，而实际上则流露出统治者因缺乏自信而趋于的自闭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