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江充真的是“大奸”之人吗
作者：李国权 张家清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他是“大奸”之人。唯有康熙皇帝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整个事件中，他不仅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出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名齐，字次倩，赵国邯郸人，本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即中小商人阶层。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赵国敬肃王刘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汉书》记载，敬肃王彭祖是一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一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深怀疑忌，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大者死，小者刑”，弄得后来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们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八个字：先发制人，陷入于罪。每当中央派新的官吏到来，他都恭恭敬敬地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诱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了触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
这种豺狼式的凶狠与狐狸式的狡猾，使彭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一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做到“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春风得意，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一个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所以他时刻提防着别人告发自己的隐私。又由于关系密切，很多事情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太子丹怀疑的邪火就烧到了江充的身上。被太子丹的使吏追捕时，江充机警地变名潜逃，但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连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这样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江充逃入关中，诣阙状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但江充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仅见到了汉武帝，还告御状成功。其状子中所列太子丹的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并将他投入魏郡诏狱判了死刑。
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的罪行申辩，反诬江充乃“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并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想法，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然而，赵王彭祖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感动皇帝，武帝最后还是废掉了刘丹的太子资格，但免其一死。
江充最终斗垮了赵王父子，以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成为皇帝的近臣，很快又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中武帝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不只是江充魁梧的身材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令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他为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即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这一战略十分高明，比起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它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靠谄媚阿谀侥幸得势之辈。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最后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
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是因为江充的努力，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
在与贵戚的斗争中，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正是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江充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乃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
当时，景帝后宫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而获得宠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识短善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长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长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被拒绝的长公主恼羞成怒，把目光转向了王夫人的儿子，即后来的汉武帝。王夫人许婚之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因为馆陶长公主是汉武帝继承皇位的主要推动人，所以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甚至敢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力和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只有江充对此不屑一顾。
有一次，长公主的车骑在驰道上横冲直撞，碰巧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敢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长公主来说是大不敬的行为。馆陶长公主有恃无恐，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