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作者：曾纪鑫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是改革的广度，还是其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慈禧为清除镇压“百日维新”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这场新的改革，赦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三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维新派、革命派党人。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增练新军、创建巡警、改革司法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发展实业、广兴教育这些新政改革方面，袁世凯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抹杀殆尽了。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继续前进，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人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泄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其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勖同时组阁，奕勖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与奕勖同时组阁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勖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勖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了；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也死了。袁世凯大大地吁了一口长气。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载沣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所以他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一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来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刚到彰德的日子，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读者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无论是意境，还是气韵，都属上乘之作，绝非一介武夫所能吟出，其诗才、文采远在此后的其他民国领导人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上。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袁世凯终归不是一介草民，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用心培植的党羽仍忠心于他。他们时不时地前来洹上村问计“请安”，他也就跟着关注外面时局的发展。为此，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电报处，那看不见的频频电波又慢慢唤起了袁世凯心中沉睡已久的欲望。自信随着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认为自己不会久处困境，总有一天将会龙腾虎跃，再度出山。
机会说来就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袁世凯又被送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袁世凯的这些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这既是对载沣当初的开缺予以报复，也是他继续要挟，以增加出山的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其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他的“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如果再稍微鼓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