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迷途的帝国
作者：王 龙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余晖，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各自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如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即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马上命人热粥喂给他吃。康熙了解到王四海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上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语)。
彼得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就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彼得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甚至连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就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沙皇俄国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到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的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却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之下却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般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了上来，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衣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如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可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者，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