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与厄难

作者：梅桑榆

　　甲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齐庄公六年(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私会，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遂设计杀死了姜光。
　　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日：“崔抒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也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结果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得罢休。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被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便开始采取口传史实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由此可见，即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在编纂《春秋》时，对于权贵的所作所为，也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传递史实。这种史实往往传出几种说法，结果给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不乏其人。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五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参军孙盛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盛，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作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因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耿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态度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没想到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作了删改。
　　孙家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众所周知，致使苻坚的出身不明。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因负责编修史稿的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补写这段历史，但有关史实已十不得一，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开的谜团。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大发感慨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
　　由于帝王与权臣为掩饰罪恶而乱挥屠刀，不知有多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然而，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并没有吓倒后来者，齐太史不畏艰险、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代代相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史官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实，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