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奇特的邻居

作者：史未来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在书中他们创造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神武天皇。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的：“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日本的国教神道教认为世界上居住着800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和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创造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将军和幕府两个统治时期。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力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包括将军、幕府和武士在内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记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与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
　　在明治维新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道：日本要在短时间内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另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做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采取了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持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持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以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超常规式地飞跃。这种发展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权。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即参议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期的改新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起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又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实君立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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