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中国人的“桃花源情结”

作者：陈志华

　　我们一到楠溪江(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境内)上游古村落，对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还一无所知时，便被它们吸引住了，有些朋友简直欣喜若狂。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们对楠溪江上游偏僻而又荒凉、建筑类型十分贫乏的小山村的喜爱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填补几种聚落类型，或者是喜爱那里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的悠远意境，迷恋那里的淳厚朴实的民俗文化?都好像沾一点儿边，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其实答案就在嘴边：吸引我们的，是一种“情结”，一种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精神里的文化情结——“桃花源情结”。这正是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朝暮渴望的田园。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纯农耕文明时代，先民们过的是一种自然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培育了先民们对大自然的依赖，造成了对世界的不求甚解和心理上的无所作为。经过一些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知识精英的美化，依赖变成了爱恋，不求甚解变成了超脱，无所作为变成了清心寡欲、怡然自得的情操。这样的精神价值被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里形象地返还给了自然的生活方式。之后，一千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桃花源情结”，不但在诗文里反复渲染抒发，还有许许多多闭塞落后但山水风光还能差强人意的小山村，被人们称作“世外桃源”，真真假假地当作理想的栖身之地。
　　“桃花源情结”存在了这么长久，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在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们的升降沉浮没有定数，但无论如何，他们大多数人总有一个最后的、最可靠的归宿，那便是退隐田园。即使一时飞黄腾达的人，也要做好归田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对田园生活多少怀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感情，而且赋予它高尚的道德价值。
　　现代的中国走出农耕文明还不久，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大多与乡村有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尤其在受过民族传统文化熏陶比较深的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还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残留着一个“桃花源情结”。在我们匆匆忙忙追赶世界工业文明的时候，世界已经出现了工业文明的一些负面效应。将近一百年前，领一时风骚的未来主义者热情洋溢地歌颂过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和烟囱里喷薄而出的滚滚浓烟；现在，这些已经被诅咒为公害。过于紧张的人生拼搏使一些人感到刻骨的疲惫，产生了畏惧。于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有些人看到了田园生活中一些合理的、健康的因素，随之便刮起了一股返璞归真的风。这当然是一次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一些中国人却牵强地附会出什么“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其实这就是另一种语言的“桃花源情结”。就在这时，人们发现，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地方已经不多了，甚至很难寻觅了。我们还能到什么地方去颐养休息我们的身心呢?我们不得不为一度过多地向自然界索取而付出代价了。于是，我们不但从深厚而有惰性的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桃花源情结”，而且也会偶然从忙碌沉重的现实生活里引发出对桃花源的向往。
　　桃花源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完全不理会世事的纷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第二，人际关系祥和友爱，看到陌生客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第三，生活简朴而满足，“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第四，居住环境自然优美，洞口外面的桃花林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村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样的人间仙境当然要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点儿隔离，于是陶渊明把它藏到深深的水源洞里，而且渔人想再去寻访便“不复得路”了。
　　拿这几条标准来衡量，楠溪江上游的一些村子，便是当今难得一见的桃源仙境了。它们在谢灵运歌吟过的绮丽环境中展陈在我们面前，山水之美和田园之情，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中因袭了一千多年的重担，也同样压在乡土文人的心中，渗透到农耕文明里去。我们曾经有许多次看到，宗谱里族内高人逸士的小传中常用的赞辞是“足不践城市，身不入公门”，赋予这种世俗外的自由生活一种道德价值；也曾经多次看到，在长长的龙骨水车上，一节一个字，写着“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帝力于我何有哉”，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什么都不在乎了。这是一种生活和心态上的满足，就是所谓的“农家乐”了。
　　陶渊明的桃花源是虚构的，是作为安抚“池鱼”和“羁鸟”们的梦。我们眼前的楠溪江，虽然也掩盖着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矛盾，但当我们把历代文化精英们给自然式生活编织的美丽面纱揭开，看到烟火人间的艰辛和矛盾时，渐渐地我们发现，面对着一种山区居民的独特文化，我们禁不住喜爱起它来，喜爱它的朴实、率真、自然和稚气，喜爱到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气息。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桃源仙境，在纷纷攘攘的古村落“开发”大潮中，还能保存住多久?
　　
　　编辑：郭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