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第六章 一壶浊酒
1、政治时尚
1069年九月，新政“青苗法”正式出炉。翰林学士范镇得知此事后深感忧虑，接连给皇帝上了三道奏章，论述新法危害，结果被皇帝勒令退休。此事被记载在《宋史·王安石传》里，以彰显王安石专权惑主之甚，但未说明范镇被勒令退休的具体原因。
范镇被皇帝勒令退休的具体过程，《东轩笔录》中有详细记载：范镇听说新法中有一条“青苗法”，望文生义，以为是唐代末年流行于地方藩镇之中的不待秋收就提前预收税粮的那个“青苗法”，于是风风火火地上书宋神宗：“常平仓乃尧舜不能更改的千古不易的制度。如今却代之以唐末税青苗于田中的乱世盗跖之法，恐怕会导致人情难安，中外惊疑。”可见，范镇并未仔细阅读公文和朝廷邸报，想当然地就对新法大肆鞭挞，结果被本就因新法“重利轻义”而饱受指责、心情恶劣的宋神宗抓到把柄，大怒之下责令他立即退休。
范镇这样不做调查，枉发议论的事情在当时并非个例。
熙宁前期，监察系统屡屡弹劾新政，最后无一不被神宗挫败，其中虽有皇权至上的因素，但监察系统检举不实也总是给神宗提供了击溃他们的机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
其一，新政是变更祖宗的“良法美意”，即使措施是对的，也不能改变“新政错误”这个结论。新政既然本身就错，那么市井百姓自然反对，又何须调查，何况监察系统按例还享有风闻言事的特权!
其二，许多人反对新法其实和今天许多人热衷于时尚一样，追赶的不是真义，而是潮流。在元老重臣、海内名士如司马光、富弼、韩琦、苏轼、等人的引领下，反对王安石在当时成了一种时尚，你不反对，就代表你落伍了。朝廷重臣、社会名士往往就是政治时尚的引领者。小一辈的读书人、中下层的小官僚自然会向引领者看齐。
邵雍是当时的一位理学教授，在社会上很有些名望。“熙宁新法”过程中许多人挂冠而去，邵雍的“粉丝”们(门生故友)于是纷纷写信给他，询问他的去留并以之为榜样。邵雍后来没辞官，“粉丝”们大多也就继续留任(《宋史·邵雍传》)。
相对于邵雍的“粉丝”而言，司马光的“粉丝”群则可称洋洋大观。哲宗初年，苏轼获得平反从登州返京，一路上拉着他的轿子“相聚号呼”之人络绎不绝，纷纷请他代为传话：“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宋史·司马光传》)《云谷杂记》中也记载：“司马公薨，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京师民画其像，刻印粥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司马光的“粉丝”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相当忠诚，乃至于卖司马光画像都可以迅速致富。但这些“粉丝”大多并不真正了解这场新政背后的内幕。
当日不光士大夫们在追赶“反对新法”这股时尚潮流，甚至连地位卑贱的戏子也参与进来。《铁围山丛谈》中载：当时汴梁教坊中有一个叫丁仙现的优伶，每当王安石推出一条新政，丁氏就会将其编入自己的戏文之中，乘演出之际肆意嘲诨诮难。丁氏未必真的了解新法真义，他如此行径，无非是跟风哗众罢了。
在王安石死后不久，一篇名为《拗相公》的短篇小说开始在汴梁的市井当中流传，其讽刺的对象——“拗相公”即是王安石。可见，“反对新法”这股时尚之风已经刮遍帝国的各个角落。
2、贪名之风
神宗皇帝扭转了新政“先义后利”的指导思想，代之以“理财”为核心的“见利忘义”，原来支持变革，只是在具体变革措施上与王安石存在争议的程颢、苏轼等人也转为反对新法。苏轼等人的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旧党”反对新法都能被理解，李师中就是一个例外。
史载，李师中在“熙丰新政”20年前就对王安石的危害有所预言，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地方小官。包拯性格刚介，不合群，他入阁拜相后有些人就私下里揣度国家政策将生变革，朝廷可能自此多事，但李师中说：“包公干不了什么事情。鄞县知县王安石眼睛白多黑少，类似于王敦，他日祸乱天下，必是此人。”
其实李师中如此诽谤王安石，纯粹出于私怨。他和王安石同年中进士，自负才气，但王安石看不起他。一日聚会，座中人皆称赞李师中为少年豪杰，唯独王安石驳斥道：“唐太宗18岁起义兵、定天下，那才叫真豪杰。他李师中算得上什么豪杰!”二人自此结怨(《默记》)。王安石当政之后，李师中曾有意巴结，结果“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自此对王安石更加忌恨。
当然，《宋史》并没有记载李师中和王安石之间的这段私怨，更没有提及李师中“贴冷屁股”的遭遇，而只是用一种不无钦佩的口吻写道：“后二十年，言乃信。”
李师中意外的“青史留名”事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日“旧党”们指责新政多用小人的时候，“旧党”中其实同样不乏小人。除去如司马光、富弼、苏轼等真正的异政见者和如范镇之流的政治时尚的追随者之外，尚存在着大量的贪名之徒。
小人贪财贪色诚然可恶，君子贪名贪誉也绝非高尚。小人贪财是一种物质自私；君子贪名则属“精神自私”；小人贪财于国事不过疥癣小疾，君子贪名于国事却是心腹之患。
北宋的贪名之徒，首推满朝的御史与谏官们。因为名声的大小和他们的政治前途直接挂钩，而他们提升名声的最佳捷径就是弹劾他人。
御史、谏官们不用为其言语负责，所以往往不经调查，信口开河，攻击新法。一开始神宗还认真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后来发现监察系统不过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神宗自然有了被愚弄的感觉，渐渐将监察系统的吵吵嚷嚷晾在一边，不再理睬，直至由自己将其彻底控制。
其他官僚贪名之风也不在少数。熙宁三年，神宗起用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为御史引起了轩然大波。神宗任命李定的旨意下到中书省，中书省的当值合人苏颂、宋敏求、李大临等人拒绝草诏，相继挂冠而去。此举使得三人一夜成名，被当时的士大夫们尊称为“熙宁三合人”，成为当红的偶像组合。但这种缺乏原则性的无理辞职于国事完全无补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神宗皇帝对士大夫们的怨恨，也让其他人的合理进谏更加困难重重。
再如，画《流民图》的郑侠本来是个小公务员，既没有出众的文采，也没有过人的人品，但一幅《流民图》却让他如火箭般蹿红，被时人及后人尊称为“西塘先生”。郑侠死后，苏轼等大腕纷纷作诗悼念，深切缅怀，乡人则将其生前所居间巷命名为郑公坊，所在州县学宫除祭祀孔孟先圣先贤之外，也给郑侠供奉起了香火。
3、草和苗
“旧党”中存在的另一政治陋习是他们的无原则反对观。凡是新政。不论对错，无一例外均要予以反对。宁要“旧党”的草，不要新政的苗。
北宋北面缺少防御游牧骑兵的天然屏障，为了弥补这一致命弱点，神宗决定在北部边境一线大规模地植树造林，以阻止契丹骑兵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