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两代帝师翁同龢“维新”还是“维旧”
作者：山 谷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两代帝师、军机处领班翁同龢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义“开缺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十月，他再度被迫加罪责，诏令“永不叙用”。
翁同稣一生不乏政绩，“清末四大奇案”中的“葛毕氏案”得到平反昭雪，首功当归于他。史书记载：“倘非翁同龢细心推求，则杨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发于翁同龢。”细数翁同龢的政绩还有很多，但功勋若此，又能出入宫帷，与皇帝“遣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何以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狱，被“开缺回籍”以致“永不叙用”呢?
后人不断谈论其原因是翁同龢受“戊戌变法”的牵连。
康有为曾称翁同龢是“维新变法”的导师，当代不少学人也极力称赞他是“改革派”人物。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两代帝师，真的是“维新派”吗?他的“维新”抑或是“维旧”思想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后来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事实上这两个说法多少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政治局面，面对世界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身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
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如此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反抗外侮，维护主权是大得民心的事，而且凭借大国的实力打败一个小国，想来是完全可能的，如得胜便可重塑国家形象，挽回一些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落的脸面。其时一些外国传媒和政要在分析了两国的军事实力后，也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
但是，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帝、翁同龢等人所接受，慈禧太后此时也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其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急于显示一下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太后的钳制，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孰不知，这可是一场关系周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决策是怎样的轻率和盲动。连翁同龢的门生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战况与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龠禾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退朝回家后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战争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在奏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句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
二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慈禧太后更加不信任了。同样地，她对翁同龢也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作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由此在朝廷中安享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翁同龢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翁同龢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开始更多地在翁同稣的脑海中盘旋。
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早在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露出端倪。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首先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他反对修路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救济与建设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