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两个人的端午

作者：许　晖

　　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中就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解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记》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即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
　　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前484)，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作人质，还下令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召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一起被杀，但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漫漫的逃亡长途。
　　伍子胥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在郑国被诛杀后，伍子胥又继续向吴国逃亡。
　　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帮他渡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相赠，以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后来，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向他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公子光趁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他，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遂一心一意地辅佐新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越，阖闾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他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虏越王勾践到吴国为人质。越国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瓠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后来，夫差又听信伯瓠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
　　当时，伍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夫差怒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随后，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中，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
　　伍子胥死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是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中载：“邯郸淳《曾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此记载明确说明东吴端午之俗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但二百余年后，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载，屈原博闻强识。既能治乱，又娴于辞令，“入刚与王图议圆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与屈原同朝为官，十分嫉妒他的才能，遂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玉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但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从此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
　　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他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375句、长达2500字的抒情诗《离骚》，赋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中国文学史两千多年。
　　其后，国事日益颓唐。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被囚禁，后来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子兰为令尹。
　　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召回身边。后来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的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屈原被放逐到了更远的沅湘流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这也悬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
　　屈原披散着头发在汨罗江畔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看到后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
　　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东西的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随后，他写完《怀沙》这一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他以“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敬慕之情。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怯相同，即“定杀”之法。《(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即活生生地投入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渡柔和地按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在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一体。“逝者如斯夫”，水流映照出屈原的悲观主义，从此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伍子胥和屈原，虽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在端午节当天对他们进行纪念的传统从未中绝。可以说，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
　　鲁迅先生曾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端午恰恰就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可惜，在他们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杀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