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唐朝宰相的六句“名言”

作者:读书三味




  魏征的“名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旧唐书·魏征传》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征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被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征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魏征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慧。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世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你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却对你的话充耳不闻。更糟糕的是,如果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了。
  李义琰的“名言”: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居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旧唐书·李义琰传》)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关键是,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物极必反了。李义琰当宰相的时候,唐高宗因为患头风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务基本都由武则天处理。也正因为此,武则天的野心开始逐渐膨胀,有不少大臣也开始倒向她这一边,可李义琰似乎并不买武则天的账。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诏叫武则天管理朝政,李义琰据理力争,高宗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任命已经退休的李义琰为怀州(今河南焦作)刺史,但李义琰没有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怕,怕武则天报复。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杀了不少异己者,而李义琰因离开官场才得以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李义琰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料,叫他盖一个大房子,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那些木料因为日晒雨淋都腐烂了。李义琰为什么不盖大房子呢?还是因为那个字:怕。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给人留下批评的口实。看来,人要活得坦然,还真得像李义琰那样,心里头存着这么一点“怕”的念头。唯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实。
  苏味道的“名言”: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旧唐书·苏味道传》)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大臣没挨过整的寥寥无几,苏味道就是其一。苏味道的能力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历代宰相怎么为官处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他的为官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模棱两可,因此当时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苏模棱”。
  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武则天那么精明,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呢?其实,这恰恰是武则天的精明。武则天刚坐上龙椅的时候,“群情不附”,为此,在官员的使用上,她采取了两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亲信,以打击异己,树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佬”式的人物做宰相,以缓和矛盾,平衡局势。武则天用苏味道,显然用的是他的“特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原则、毫无主见的人,却对他的弟弟要求很严。苏味道身居相职时,他的弟弟求他办事,可他经常予以回绝,惹得他弟弟动不动就当面凌辱他一顿。这真叫人难以琢磨:如此“泾渭分明”的苏味道,哪个是真实的呢?看来,人这个感情动物,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一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旧唐书·崔日用传》)
  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唐中宗李显复位,经睿宗,到玄宗即位,这期间唐室最高集团的内部,势力交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意味着身败名裂。
  证圣进士崔日用先是依附武三思,等到中宗暴亡、韦后临朝称制后,崔日用又马上审时度势,攀附上了时任太子的李隆基。崔日用为什么看好了李隆基呢?因为在当时的几股势力中,睿宗俨然一个傀儡,不足论;韦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德行有亏,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虽然权势熏天,但外强中干。他看好李隆基,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这种“排除法”。
  但不管怎么说,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对了,他终于混来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荣耀。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似乎是:很累。他的脑袋得时刻转动着,不停算计着,因为只要打个盹儿,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算计掉。吃啥样的饭,出啥样的力,这个理儿,他懂。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定性为奸臣。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的基本准则。这一点,李林甫做得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利己也罢,李林甫还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他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的。
  李德裕的“名言”: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旧唐书·武宗纪》)
  这真是啥人说啥话。李德裕门第显赫,他爷爷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的时候做过宰相。或许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德裕靠门荫做了宰相后,对那些从科举入仕的同僚,大都瞧不起。
  不过,他之所以持这样的成见,关键的还是源于他与牛僧孺的党派之争。和李德裕比,牛僧孺的祖上、父亲都没做过什么大官,他纯是“科班”出身,走入仕途完全靠的是个人的努力。这就难免给李德裕留下攻击的“弱点”。
  然而,李德裕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却不符合逻辑。熟悉朝廷礼仪制度,确实是做一个好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按照唐制,官员的提拔,要从德行、才用、劳效这“三实”上考察。可制度终归是制度,要提拔谁特别是要用谁当宰相,说到底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皇帝的“喜好”才是一个人被重用的唯一条件。李德裕后来忽起忽落、最后客死他乡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证。
  
  编辑 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