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清朝衙门里的官场规则
作者：林 乾
衙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链。下属没有上司的保护不行，封疆大吏必须有更硬的京官做后台才能坐得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白了就是做官必须要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了清代衙门风气的要义。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顺治时有一位给事中(门下省官职，驳正政令违失)，叫任克溥，他淡到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奉迎上司。按说，迎来送往本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级官员往往因为招待上级不周而受到羞辱；馈送礼物虽在严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礼多少来定下级的优劣。官员精力有限，若是竭尽心思、侍奉上司还唯恐不周，哪里还有时间去处理政务呢?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力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门，莫过于州县，父母官们即使每天勤勉公事，还唯恐精力不济。但决定他们升迁的往往并不在于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动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城所在地的州县官员，每天就是一件事：围着上司转，自辰时到申时，片刻不离上司身边，上司也认为这样的官员有才能。而那些没有侍候在旁的下级官员，尽管留心民间疾苦，但因为不会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受到处罚、降级之虞。
在下属的命运掌握在上司之手时，下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巴结、逢迎、献媚、送礼。乾隆八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在_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一遇民事，唯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乾隆末年，有一些大学：仁、六部官员尽管在年龄上可以给王爷当爷爷、做父亲，却甘心拜王爷为老师，自己做门生；还有的交结军机大臣的仆从，终日与之为伍，目的就是为了能巴结上军机大臣。
七分交结，还要动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乾隆年间，一位官员向权贵献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妈，后来见于敏中势力衰落，于是又经常前往尚书梁国治家拜访。纪唬岚为此写了一首诗嘲讽道：“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
不求有功，但求元过
乾隆帝曾有个“理论”，就是“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这话是对最高级别的大学士说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整个帝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
曾国藩也说，嘉(庆)道(光)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好，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测，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还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做官要会说“官话”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是少说话，而是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朝名臣，曾任四川总督。一次觐见中，嘉庆问他：“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回答：“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了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辞令的说坏。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陈其元代理南汇(今上海南汇)县令时，正与道员商谈掩埋暴露于各处的尸骸之事，恰在此时，巡抚衙门、布政使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这件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三个月，共埋葬四万多棺，但因故还有一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将实际情况向巡抚、布政使作了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布政使下文，认为掩埋1700棺的县令办事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一万余棺没有下葬，就将县令陈其元申饬一番。当初陈其元上报时，僚属以“掩埋净尽”作为初稿，而陈其元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一万多尸枢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
编辑 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