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1898年，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先后发出了240多件最高指示，宣布要变法图强。103天之后，新政突然中止，皇帝被终生软禁，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旗手康、梁流亡海外。
为何一场在当时人看来毫无成功希望、荒诞不经的政治运动，在日后的历史语境里居然得到了绝大程度的肯定，主流语境一致对它的失败抱持着惋惜、激赏、愤慨的态度?
真实的历史是不耐细读的东西。对康有为的总体考察足以推翻我们对戊戌年的所有迷信，那不过是一场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荒诞剧罢了。
这样说也许会给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然而我信奉这样一句话：偶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必然；误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真相。
一、从南海到京师
1.狂妄的天命观
康有为曾在一首诗里透漏了自己的天命观：“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诗中同时还提到了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从这颗流星开始，康有为一直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在这个尘世中负担起某种神圣使命，而这颗流星，也就成了支撑他一生奔走不息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
当然，天象的暗示也还需要获得尘世的强化，才能转化为一个人的信念，康有为童年的表现又恰恰满足这一条件。6岁时，他已能以“鱼化龙”对“柳成絮”；12岁观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40句的长诗，从而获得“神童”的赞誉。“天才”反馈作用于天象，康有为近乎狂妄的绝对自信由此展开。
第一次上书皇帝的那天早晨，康有为在菜市口碰上有人被杀头，这一不祥的巧合让他对是否还要上书犹豫再三，但他转念一想一我既然担负着拯救天下的使命，自然生死有命，岂可中途退缩?于是“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而行”。
戊戌年，康广仁鉴于形势骤变，催促康有为离京，他同样以此拒绝：“我的生死，自有天命……”即便到了民国十三年，这种天命观仍然支撑着康有为，只不过此时他所做的已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保皇复辟了。
康有为有着这样的天命观不足为奇，他本就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戊戌政变前两个月，居所的一面墙壁忽然倒塌，这引发了他的不祥之感；此前一个月，他替谭嗣同和林旭看相，私下里告诉梁启超说，谭、林二人“形法皆轻”，预卜二人不久将有大难，恐怕不足以担当大任。但随后他又自我安慰道：“启超福气过人，也许可以抵消谭、林的灾祸。”
除了迷信相术，康有为还痴迷风水。1877年，他接受风水先生的说法而延迟埋葬他的祖父；1923年，他游览济南，又以济南城建址不符合风水的基本原则为由，建议迁城。
迷信、天象和童年的聪慧过人，共同催生了康有为以圣人自许的天命观。普通人有如此想法，不妨一笑而过，但对曾经影响过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康有为来说，这种天纵圣人式的天命观却很有因果循环的味道：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康有为恐怕不可能一路走到戊戌年，但这种落后迷信的自我定位却恰恰又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最深层的根源之一。
2.弃儒入佛，走火入魔
1876年是康有为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9岁的他在这一年首次参加乡试，结果却名落孙山，这对自视甚高的康有为打击颇重。其祖父康赞修觉得不能对他的学习放任自流，于是将他送进了挚友朱次琦的礼山草堂。
朱次琦，岭南大儒，世称九江先生。康有为虽然狂妄自负，但对自己的恩师却终生褒赞备至，甚至认为其品诣、学术已可与顾炎武、王船山相提并论，而德行、器量方面则尤有过之。
康有为在礼山草堂的求学生涯以善始，但却不能善终。求学日久，康有为的自负、狂妄、看天下事无不简单的性格特征也日益显露。朱九江以“五代史史裁论”命弟子作文，康有为以洋洋洒洒20页交卷，九江委婉地批评他说，这是著书的体例而非作文。面对批评，康有为却作如此领会：“我从此知道著书其实不算难事，自己和古代先贤的水准相去不远。”由此也就更加得意和自信。
1878年冬，康有为辞别朱九江，离开了礼山草堂。此去绝非学成而归，个中原因康有为自称：“整日埋头于故纸堆中，泯灭了自己清明的灵性，渐渐厌恶学习。”
厌烦读书应当是真实的。一来草堂日复一日、循序渐进的课读训练以及刻板的修身躬行生活，让素来喜新好动的康有为难以忍受；二是初入师门的兴奋和新鲜感很快过去，其身上自高自大、霸视同侪的习气渐渐流露于不自觉，甚至对恩师也生出了轻视之意；三是他很难和同学以及先生保持一种亲密关系，加上他行为古怪，经常高歌狂哭，同门一致公认他有“心疾”，即精神分裂。但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康有为内心深处强烈的以圣人自我期许的自信，让他对儒家的先贤圣哲颇为抵触与鄙薄。
辍学之后，康有为遁入了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参禅悟道。
静坐狂思中的康有为，一度觉得自己已然成为圣人，竟至走火入魔，到了“枯木死灰，视妻孥如骷髅”的危险境地。幸运的是，这期间他结识了前来游山的以文学闻名京师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据康有为自述，刚开始二人之间的交谈很不投机，但后来张鼎华评价康有为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这对自视甚高却又长期得不到世俗认可的康有为而言，是莫大的鼓舞。怀着一种知音难觅的心情，康有为给张鼎华去了一封信，出乎他意料的是，此信居然又得到了张鼎华的盛誉：“谓粤人无有此文。”二人就此订交，康有为也就此走出了这段飞魔人心的狂禅状态。
康有为放弃狂禅，与张鼎华订交，知音难觅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同样不能排除他内心深处的功利性目的，因为张鼎华能够给他的世俗政治生活提供诸多方便之门。
张氏久在仕途，入过军机，进过翰林，交游广阔、声名远播，对康有为而言，无疑是一份不可多得政治财富。事实也确实如此，张鼎华不但向康有为传授了许多现实政治知识，康有为更是屡屡得到他的提携。结识了张鼎华后，康有为才开始渐渐觉得他经营天下的志向似乎有了可行性，再次感觉圣人可期、天下可为。
3.科举落第和面子问题
放弃狂禅、回归世俗的康有为回乡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活。与之前相比，康有为所读的书籍已经有所变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经世之书开始成为他的案头必备，西学也渐渐进入了他的视野。
1879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康有为得以前往香港。西方文明下宫室的华丽、道路的整洁、巡捕的严密令他印象深刻，更改变了他视西人为夷狄的旧观念。这来去匆匆、浮光掠影式的游览不仅让他耳目一新，也促动了他对西人治国法度的研究，开始注意阅读和收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学之书。此后，康有为度过了近十年事亲课弟、读书访友、静坐澄心、穷思研理的平静生活。
1888年，康有为再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九月十四日结果揭晓，他再次榜上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