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中）
作者：张宏杰
乾隆中期，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尖锐突出，底层社会的风声鹤唳让皇帝不能安枕。面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使得皇帝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对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可以一时压制矛盾，却不能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越高压，社会底层酝酿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烈。
本期张宏杰先生继续为您精彩讲述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另一重要原因。
一
乾隆四十二年初，江西新昌县衙门口，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
告状人叫王泷南，是当地著名的无赖，平时横行乡里，恶名远扬。他所挟的书叫《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他禀告县令说，这本书“狂妄悖逆”，十分反动，应该严厉法办。
县令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他接过书，粗粗翻了一遍，皱着眉头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说：“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白序中写道：“《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有问题，它的字与字之间的排序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而他的这部《字贯》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同义之字贯穿一处，便于查找。
县令仍然大惑不解：“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忙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皇帝御制，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哑然失笑：“哦，原来如此!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刚说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眼睛一转，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
二
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虽然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但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那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虽至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于是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要了王锡侯和自己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后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10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10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祯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讳。
这本是一片好心，但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惊心。他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里的“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命海成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字贯》案”(又称“王锡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是难免的事，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雍正年问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而他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那么，皇帝这次为什么会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
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的禁书说起。
三
历经祖、父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继以初年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静古：
乾隆二十四年，西域战争结束。清王朝的累世劲敌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尽人大清版图。此时的大清帝国是名副其实的天朝上国，近郊诸邦，皆为属国，“通译四方，举踵来王”。元代之后，中国的疆域，从来没有如此辽阔；秦始皇以来，国家的统一，从来没有如此巩固。
由于民生措施得力，大清经济总量不断创新高。虽然多次普免钱粮，但乾隆时代国家财政储备的雄厚与以往各朝代相比是空前的，也是有清一代的顶峰时期。
“盛世”、“全盛”等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之口，文人学士纷纷进表上赋，欢呼称颂。乾隆自己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王先谦《东华录》)，“方今国家全盏，府库充盈”(《圣训》)。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但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他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皇帝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实录》)平准不久。他又写诗自励：“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
乾隆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
总结中国历史，威胁皇权的势力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敌国威胁，二是农民起义，三是权臣专政，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乱政，七是朋党之争，八是地方割据势力。
这些他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风险呢?
经过“夙夜倍切”，细心梳理，皇帝发现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虽然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文字狱后，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仍有大量存留。
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大表赞同。这说明，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华夷之辨”，不认同大清的统治。与此同时，几起打着“反清复明”旗帜的民间暴动，如乾隆十七年的“马朝柱反清案”都说明国家虽然承平百年，但汉人头脑中的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