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
作者：郑骁锋
1842年农历七月底，这个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热。
紫禁城里，道光皇帝却觉得有股带着海腥味的寒流呼啸着从远方袭来，推开紧闭的重重宫门，透过龙袍渗入骨髓。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眼前，一份文书正倨傲地仰躺在龙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两格以表示至高无上的，除了“大清皇帝”这理所当然的唯一神圣称号，竟然还有个据说只是个二十来岁女人的“大英君主”!
在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60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他想大发雷霆把这份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更想号令全国，集中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无力地闭上了眼。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使得他疲惫不堪了。
那一刻，他只想大哭一场，他更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被迫签了个列祖列宗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他就是祸首!
道光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则徐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起用。他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许乃济。
作为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许乃济曾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长达两年多的论战，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二
相比先祖，道光的运气实在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
当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当国库中的白银如决堤洪流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槛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辗转反侧、满身冷汗，那些士子大臣们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令禁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还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到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
然而奏折一出，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的一批人立即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说是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他们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
“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
“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
“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暗暗地出了身冷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驰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也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
当满朝、满天下举起道德的旗号，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时，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若没效果，再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贩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最后，他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而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
第二年，也就是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一月八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抬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更没有想到，《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是应接不暇的种种耻辱。
几十年后，近代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从官场里摸爬滚打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优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奏折，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